2月25日，中共官媒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建議的全文。外界一致認為，這是習近平集權的一種信號。早前有學者研究表明，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和個人專斷，是中共體制運行到一定階段的必然。學者指出這類政權的領導模式通常都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來回擺動。在內外危機之下，政權保衛戰成為當局的首要任務。
2月25日，中共官媒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建議的全文。其中提到，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將成為歷史。
路透社認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為國家主席設置舞台，在刪除了兩任的限制規則以後，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可能無限期留任國家主席。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學者的言論說，中共修憲擬撤國家正副主席任期被認為是為獨裁連任鋪路。
個人集權和集體領導未改極權性質
2016年2月2日，程曉農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寧馨的專訪，在這篇題為“習近平導引中國，旗指何方”的專訪中，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理論，即共產黨領導模式的“鐘擺論”，指出這類政權的領導模式通常都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威權之間來回擺動。
程曉農表示，勃列日涅夫和江澤民濤這樣的領導人則通過允許腐敗來換取官員們的順從。用腐敗換政治穩定，會大量消耗當局掌握的經濟資源，這種局面能否長期維持下去，最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條件；當局的經濟資源快要耗盡時，或者是倒逼改革，比如蘇聯，或者是“擰緊螺絲”、堵住“跑冒滴漏”，由此便轉向個人集權領導模式。
江澤民父子
曾慶紅父子
程曉農還說，個人集權和集體領導這兩種模式，都是共產黨政權領導體制這塊“硬幣”的兩面，非此即彼，無論哪一種，都與民主化毫無關係，不過是極權國家領導制度的不同形式而已。
程曉農認為，從制度層面看，不管共產黨的領導模式，在集體領導和個人集權之間怎樣來回擺動，其專制的制度層面並沒有根本性變化。
程曉農認為，雖然在集體領導模式下，很多時候會實行相對寬鬆的政策，這正是國內知識分子反感個人集權模式的原因，但是，集體領導模式並不必然保持寬鬆政策，一切視當局維繫政權的需要而定。“六四”鎮壓就是最好的例子。甚至僅僅是因為民間團體的規模過大，比如法輪功、基督教家庭教會等，其實並無民主政治訴求，也同樣會遭到殘酷鎮壓。
程曉農認為，過去幾年，國內經常用“九龍治水”來形容胡錦濤時代的集體領導，這種高層的權力分散，是腐敗升級到最高階段的政治保障。
現在，中國的經濟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機隱約可見，統治者為了保住政權，減少內部紛爭，轉向個人集權，以便對官員“擰緊螺絲”、堵住“外逃”之路。
程曉農強調，這與當年鄧、江、胡時代實施懷柔政策的目的其實差不多，都是從延續政權壽命出發的。而官員的腐敗有如白蟻，正在腐蝕政權的支柱之時，政權保衛戰成為當局的首要任務，習近平視自己為保護紅色政權的不二人選，實行多年的“接班人”梯隊制度化自然就“退居二線”了。
來源：阿波羅網馬晏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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