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各大學裡又清出一大批中共間諜

圖：劉若鵬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最近一次美國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中表示，中國來的"學術間諜"已經滲透美國大小城市的大學，在美國"幾乎所有領域"中均有中國教授、科研人員、學生在學習和工作，他認為這些或可稱之為"非傳統的情報收集人員"的中國學者有可能秘密地在為中國政府收集情報。

這個聳人聽聞的言論似乎代表了美國政界和媒體界廣為流傳的"中國間諜論"，頓時引來美國華人組織如百人會的譴責，認為"以上這種言論非常令人不安、指責過分標籤化且存在著十分不必要的偏見。在擺出任何事實和證據之前，僅以純粹的種族和出生地就對一個群體發出如此巨大的懷疑，這種行為不但違背了無罪推定、正當法律程序以及平等保護等美國憲法的根基理念，也容易煽動歇斯底里的不當情緒。"

我為此訪談了普利策獎得主丹尼爾•戈爾登，他在三個月前出版了新書《間諜學院：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外國情報機構如何暗中利用美國大學》。他在書中不僅討論中國和其他國家在美國大學操盤的情報活動，也暴露了美國情報機構如何系統性地滲透美國的學術界，這些活動對學院的中立性和學術自由形成很大的挑戰。

戈爾登在新書中揭露了美國學術界如何成為外國和國內間諜活動的主要目標，探討為什麼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民主價值來說是一種打擊。他認為美國大學的全球化，外國學生和教授的湧入，以及美國人在國外的學習、教學和會議交流，已經使美國的高等教育成為國際間諜戰的前線。

在美國大學工作的外國科學家和工程師從2003年的36萬增長到2013年的51.7萬人，十年間增加了44%。而美國人到國外求學也不斷增加，從2001年到2014-15學年度翻了一倍，變成30.4萬人次。目前在全球80個國家有160個美國大學的分校，超過一半以上設立於2000年之後。戈爾登認為在一些政治敏感的地區如中東及中國，這些大學分校有可能提供了收集情報資訊的掩護。他描述外國的情報單位，特別是像中國，如何爭取吸收在海外的年輕美國人，然後把他們送到美國的政府機構擔綱；同樣地，美國政府情報單位也有可能會利用這些人在當地做其"耳目"。

而在美國高校的實驗室、教室和講堂中，來自中國、俄國和古巴等國的情報機構以學院為渠道，用來深入了解美國政策，招募秘密行動人員，甚至獲得敏感的軍事和民用研究信息。而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也反過來利用國際學生和教師作為舉報人。

根據一個2012年對於美國大學裡與國際學生接觸的校方工作人員的研調，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之前一年內曾經約談了31%的國際學生（這項調查並沒有涉及中央情報局）。戈爾登認為在校方不知情的情況下，聯邦調查局另外可能接觸了更多的國際學生。

在美國大學自持的全球價值觀與民族主義的間諜文化之間，存在著緊張的關係，但是美國大學忽視、甚至寬容這種校園間諜現象。戈爾登認為911事件後，中情局和其他安全機構利用美國愛國的熱情和恐懼，幾乎滲透到學術文化的各個層面，並爭取教授、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兼職作為它們的耳目。

戈爾登講述了幾個令人震驚的校園情報活動，以顯示美國和外國的情報機構如何無情地滲透象牙塔，包括中央情報局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特工卧底，舉辦學術會議以說服伊朗核能科學家為美國情報效勞；杜克大學認為一名中國超材料博士生劉若鵬"剽竊"了美國國防部資助的"隱身衣"研究成果；以及一所在俄亥俄州的小型文科學院瑪麗埃塔如何與中國的間諜高校交換教職人員……

對於關注高校種族平權政策的美國華人來說，戈爾登其實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他的2007年暢銷書《入學的代價》揭發了美國的上層階級如何用財力購買頂尖高校的入學特權，該書以他在《華爾街日報》的系列報道為基礎，還為此在2004年獲得了普利策獎。他在2015年編輯了一系列關於美國公司如何將其總部遷往海外的文章，該系列為彭博新聞社贏得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普利策獎。

問：上周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說，中國情報人員遍布美國大學，可能收集諸如高科技等領域的信息。許多美國華人組織批評這一言論訴諸對於美國華人的刻板印象，這種偏見認為華人對美國和中國有分裂式的愛國忠誠。你對此有何看法？

戈爾登：我自己的報道顯示，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情報機構在美國的大學都很活躍。大學成為吸引人的目標是因為它們操作美國政府資助的敏感性研究，它們的教授通常具有政府背景或與政府有聯繫，它們的學生畢業後可以擔任政府或私營企業的重要職位。同時大學相對較為開放，容易接近和滲透。

問：你最近的一本書《間諜學院：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外國情報機構如何暗中利用美國大學》很有意思，因為你不僅討論中國和其他國家在美國資助的情報活動，還暴露了美國情報單位如何滲透到學術界。你認為美國政府在評估受到外國影響的行動時，無論是以獲取情報為動機，還是僅僅是無害的民間活動，是否採用了雙重標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中國政府、企業和組織非常希望提高自己的形象和全球影響力，你認為它們何時可能算是越界？

戈爾登：我同意美國情報機構在學術界從事一些與外國情報部門一樣的活動。比方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試圖招募外國學生和教授，將他們送回國作為美國的間諜。我的書的主題是雙方都在利用大學。

問：特朗普總統如何改變大學校園內的情報活動？它是否影響了學術界與美國和外國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你的書提到特朗普總統的政策可能會激發更多的美國和外國在美國學院的間諜活動，以及中情局和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更多校園招聘活動。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許多頂尖的美國大學（如常春藤盟校）壓倒性地吸引了自由主義者和有民主黨傾向的教授。你認為從意識形態來看，大學會強烈抵制共和黨政府介入校園的情報活動嗎？

戈爾登：我沒有看到任何跡象顯示由於特朗普總統的政策在學術界引起的某些不滿，而形成對於美國情報機構的更大抵制。比方說，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在中情局抱怨後，立即撤銷了切爾西•曼寧成為訪問學者的邀請（裘蒂註：曼寧利用職務之便，非法下載了75萬份美國政府的機密資料，轉交給維基解密。於2013年7月被美國軍事法庭判定違反"間諜法"和其他罪行，並於2010年至2017年間監禁服刑）。

自由派人士也不喜歡小布希總統，但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學術界和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的關係更加密切。此外，特朗普正在與自己的情報機構互相爭鬥，這樣可能會使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對自由派的大學教授更加討好。

問：你的書的第一部分由杜克大學的超材料博士劉若鵬的故事出發，他是一名中國科技大亨。聯邦調查局調查了劉若鵬涉嫌"剽竊"由美國政府資助的杜克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劉若鵬回到中國後，創立了與中國政府、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關係密切的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和光啟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同時在你的著作中，你也承認在很多情況下，美國政府錯誤地指控華人科學家（包括郗小星教授）為經濟間諜。你引用的統計數據顯示，具有中國姓氏的人因盜竊商業機密而被判平均監禁32個月，而其他人則被判處15個月。當你調查劉若鵬的故事時，這些交錯的現象是否加重了你支持佐證的責任負擔？

戈爾登：我對我的所有報道，包括有關劉若鵬的章節，都保持著非常高的要求。我進行了廣泛的採訪，並尋求所有相關文件，並且一遍又一遍地核實。

問：在閱讀劉若鵬的故事時，人們不禁想知道：為什麼杜克大學和他的指導教授史密斯沒有對他提出任何正式指控？你提到劉若鵬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當時杜克正準備簽署在中國建立分校的協議。你還談到了美國的大學是如何姑息滋養外國間諜活動的環境，以免冒犯那些已經成為這些學校收入來源（包括學費、研究人員和設立分校）的國家。你認為這些經濟因素會不會使美國大學變得更容易被滲透？

戈爾登：是的，我同意經濟動力，如支付全額學費的外國學生，由東道國補貼的外國校園分部，使大學傾向於對間諜活動視而不見。另外，由於劉若鵬利用了學院缺乏明確規則，如缺乏詳細的合作協議，但卻又不是違反特定的法規，因此可能很難對劉提出正式指控。儘管如此，史密斯教授的確收回了劉若鵬進出實驗室的鑰匙。

問：我記得打從我是耶魯大學文學研究生的時候，我便意識到耶魯在塑造中央情報局前身方面起的作用，特別是英文系和其他外語系。當時有一篇報道引起了我的注意："由於耶魯大學畢業生的高級智力水平和語言能力，他們被認為是合適的情報工作人員。中情局的前身戰略服務局（OSS）於1942年成立，負責對德國和日本進行情報搜集和准軍事行動。僅從耶魯大學1943年的畢業生中，至少有42名年輕人進入了情報工作，大部分都進入了OSS。其中很多人在戰後繼續情報工作，並成為新的中央情報局的核心，在1947年接管OSS的職責。"

近年來美國在校園內的情報人員招募，是否改變了重點和策略？

戈爾登：區別公開招聘和秘密招聘很重要。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在大學校園公開招募美國公民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同時，他們也秘密地招募外國人（不符合它們就業資格的要求）作為可能的情報人員。由於全球化的影響，這種秘密地招募國際學生和教授比以前要廣泛得多。比方說，中國直到1978年一直對西方封閉，所以在那之前美國幾乎沒有任何中國學生或教授可能成為秘密招募的對象。

問：你能否簡單說說美國學術界和情報機構之間關係的演變？

戈爾登：這是有周期性的。如上所述，美國學術界，特別是常春藤盟校，對於戰略服務局和中央情報局的創建至關重要。然後，在豬灣事件/民權運動/越戰時代，美國情報機構與大學之間出現了裂痕，最終在1976年的教會委員會報告中揭露了中央情報局與高等教育之間的秘密聯繫。哈佛大學隨後通過了限制這種聯繫的校規，但很少有其他大學跟進。並且為這樣限制的努力失敗了。自那時以後，高校和情報單位的關係複合，特別是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後。

問：在美國校園，是否有越來越多由美國情報機構資助的學術項目和研究計劃？情報機構如何保護這些項目的研究成果免受外國利益的染指？你認為這樣的贊助干預了學術的中立性和自由嗎？我們應該在哪裡畫清界線？

戈爾登：是的，美國情報機構如IARPA（先進情報研究項目）資助了更多的學術項目和研究計劃。雖然幾乎所有IARPA項目都是非機密的，但大學越來越多地參與秘密政府研究。大學校園裡的情報機密研究曾經引起爭議，但現在它似乎被廣泛接受。這是學術界和政府之間更密切聯繫的標誌。

問：據我了解，《間諜學院》一書源自2015年2月你為彭博社撰寫的文章，關於聯邦調查局如何迫使南佛羅里達大學教授彭大進監視他的祖國以及孔子學院（由中國在各大學校園資助和提供工作人員）。這是不是聯邦調查局採用的一種強制性策略：如果入籍歸化的美國公民未能接受情報任務，那麼他/她有可能被指控為外國間諜？

戈爾登：我不熟悉這種策略，彭大進的個案並不涉及這樣的狀況。聯邦調查局能夠對彭大進施壓，是因為他的大學想要以所謂的財務不當和其他不當行為的名義解僱他。基本上，如果他肯為聯邦調查局偵察，該局主動提出挽救他的教授職位。據我所知，聯邦調查局並沒有威脅彭大進或指控他為中國進行間諜活動。

問：孔子學院和其他非營利性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機構，已被懷疑是中國行使不正當影響力的"爪牙"。許多中國和美國華人團體認為這是一種獵巫式的政治迫害。你怎麼看？

戈爾登：我不認為這是一場獵巫式的政治迫害。中國官員已經承認孔子學院是體現中國軟實力的工具。中國的安全部門有時可能希望利用這些機構作為間諜活動的掩護。我書中引用的一位孔子學院院長告訴我，中國的情報組織試圖吸收他為間諜。

問：許多人認為在美國有一種傾向，即是將中國有抱負的政府或企業的任何外展活動妖魔化。引用聯邦調查局雷局長的話："我們試圖做的事情之一，是將中國威脅視為不僅是整個政府的威脅，而是整個社會的威脅。"上周《外交政策》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為"中國政府贊助喬治城中國學生團體–在全國校園增長的共黨影響力，為學術自由蒙上陰影"。根據這則故事，喬治城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在2011年9月向學校的研究生聯合會提交的預算申請中披露，CSSA在該學年的每學期從中國駐華盛頓特區大使館獲得800美元春節晚會贊助費。你認為喬治城CSSA拿這筆贊助費是否得當？

戈爾登：我對這個情況不夠了解，因此不能發表評論。總體而言，這裡的擔憂是中國學生團體可能會向其政府/使領館舉報異議學生分子。

問：在你的研究過程中，你是否曾經擔心過自己的安全？

戈爾登：沒有。

問：為這本書做研究時，面臨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戈爾登：聯邦調查局試圖阻止我的調查。我收集信息的一種方式是（根據信息自由法）向州立大學發送公共記錄請求，要求看它們與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之間的溝通檔案。我選擇了新澤西理工學院，因為它有許多可能成為吸收對象的外國理工生，它承諾發送給我4000頁它與聯邦調查局之間的電子郵件。但是當包裹到達時，幾乎所有的頁面都被遮黑了。我聘請了一家公益律師事務所起訴了該學院。新澤西理工學院的回應是：這不是我們的錯，這是聯邦調查局乾的。它說，聯邦調查局派出八名特工到校園裡翻閱檔案，並對其進行遮黑。隨後新澤西理工學院轉而起訴聯邦調查局。最後，美國聯邦調查局害怕起了一個破壞性的先例，便交給了我大部分的文件。

問：你有沒有覺得受訪對象被迫保持緘默？

戈爾登：我不確定你的意思。但是我的職業生涯是報道敏感的話題，所以人們常常拒絕評論，或者他們的僱主拒絕讓他們提供評論。克服或繞開這些障礙是我的工作。

問：你的書談到了美國大學如何通過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擴大其全球足跡。這些分支也成了美國間諜活動的溫床嗎？如果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這麼搞，中國人玩同樣的遊戲不也挺公平？

戈爾登：你問美國大學的海外分支機構"是否也是美國間諜活動的溫床？"雖然這是一個合理的假設，但並沒有太多的證據來支持這樣的假設。在彭大進的例子里，聯邦調查局要求南佛羅里達大學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作為間諜基地，但該大學拒絕了這個要求。

總的來說，我希望看到對大學間諜活動的限制——比如在全美採用哈佛大學的校園情報活動規章，並將其應用於國內和國內的間諜活動。在理想的情況下，我設想將來有一個國際條約宣布大學是"禁諜區"。

來源：金融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