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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治家族化 老同學看薄熙來「由人變成鬼「

中共政治家族化 老同學看薄熙來「由人變成鬼「

近日薄熙來同學魏亞南網上刊文,披露了薄熙來在香港參加招商活動時,公開否認自己參政是得益於父親薄一波的影響。魏亞南表示,中共內部曾形成一個規矩並以文件形式下發,高層領導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安排做高幹,家裡的其他人就“下海”斂財。上行下效,中國縣級政治權力同樣存在家族化的問題。學者何清漣分析了其中幾個原因。

大陸人民日報原駐香港辦事處主任、首席記者魏亞南是薄熙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讀研究生時的學長。

近日他在網上發表了《薄熙來二三事》一文中提到,1993年是他被派駐香港的第二年。以《人民日報》駐香港記者的身份,應邀前往香港貿發局,參加大連市在那裡舉辦的93大連(香港)經貿合作洽談會。這是大連新任市長薄熙來在香港舉辦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動。

在會場他遇到了薄熙來。當時薄接過旁邊人遞上的一個口袋給魏亞南,裡面裝著厚厚一疊宣傳資料,順便又遞過來一件包裝精美的T恤衫:“這是我們與韓國合資生產的服裝,品質不錯!”

魏亞南見距離開會還有點時間,就低聲好奇地向他求證近期港澳台報刊輿論的一個熱點問題。

他問薄熙來:“我問你個事,這裡的報刊風傳中組部內部有文件規定,每位中央高級領導的子女,每家有一名可以作為從政培養物件,而且只能有一名。聽說你們家裡曾為此開會,認為你可堪造就,報上去的是你。你哥薄熙成自感仕途無望,為此近日辭官下海,不當北京旅遊局長,去北京工藝美術品總公司當老闆了……”

沒等魏亞南說完,薄熙來的臉色便陰沉了下來,答道:“我84年下到地方,從中央機關到金縣當的是小宣傳部長,哪是什麼中央安排的呀,是我自己去的。後來當大連副市長、市長,我自認為是靠自己本事干出來的!勸你在香港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話不投機,正好主持人宣布開會了,薄熙來不辭而別,起身走上主席台。

新聞發布會主要由他主講,介紹大連的高速發展、投資政策和環境條件……輪到答記者問了,不料一些提問幾乎跑了題,海外記者變著法兒問道:

“可否談談你的兄弟薄熙成為什麼棄官不做,旅遊局長不當,下海去當工藝美術品公司總經理?”

“中央是否有內部規定,中央領導人每家要培養一位當接班人?”

“您是中央內定培養的接班人嗎?”

一位記者提的更刁鑽:“薄先生,你的父親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長,是不是並非主要因為政績,而是沾了老子光?”

面對這些刁鑽的提問,薄熙來微微一笑,來了個先承後轉,借題發揮。他先承認自己確實“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終身受益”,繼而巧妙地引申、發揮,說自己所沾之光是惡運和磨難,而正因為如此,才鍛煉了自己的意志,學會了思考,認識了社會和人生,逐漸成熟起來。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財富,使自己受益非淺。

薄對“沾老子光”的妙解,使得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對台上這位來自 大陸的年輕市長刮目相看,但這不等於人們都認可了他的回答,因為他沒有說實話。

據魏亞南回憶,後來證實,記者們的提問並非空穴來風:“6.4”之後,宿老陳雲有言:“看來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不會掘自己的祖墳。”並據此向鄧小平建議:“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因此繼承這個江山也應該是我們的後代。”他提出中央領導人一個家庭至少出一個人,意思是出一個人掌握大權。鄧小平默許了這個提議,忘記了自己曾高調錶示過“高幹子弟要退出權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響”。

就這樣,按著兩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個規矩:高層領導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人安排做高幹,家裡的其他人就“下海”斂財。中共中央組織部為此發過一個文件,把內部規矩正式變成官方政策。文件規定本來僅僅適用於高層領導幹部的子女,但實踐起來各級領導都仿效這個做法,變成舉國上下的不成文規定。

魏亞南在文中寫道:“現在看來,薄熙來就是這一政策的受益者,但他卻對我和當眾矢口否認,這種撒謊不臉紅的政客作風,早已將他的人格墮落顯現無疑。”

那麼“曾經的風雲人物”薄熙來為何後來卻落敗了呢?對於很多人都感興趣的這個問題,魏亞南在文末也進行了反思。

他認為,在專制制度下,無法監督的權力,極易使人變成極權人物。推行權力意志,讓治下的國民、居民都整天為著自己的想法轉,唱紅打黑說一不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眥必報,毫不含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覬覦最高權力。薄熙來就是這種體制下“由人變成鬼的例子”。

魏亞南最後總結道:“薄熙來意外失敗帶有偶然性,如不真正落實自由、民主、法治,不徹底剷除極權人物產生的土壤,就難免還有薄熙來似的人物出現!”

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中縣‘家族政治’現象調查”》一文。2015年,這個“中縣”被證實為河南南陽新野縣,該報告作者是北大社會學系博士生馮軍旗,曾在新野縣掛職副鄉長與縣長助理,有機會觀察該縣各種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

在該調查中,作者完整記錄了這個縣級政權系統內部各家族成員的任職關係,在中縣之內,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個家族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幹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個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級幹部),總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現代政治中,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縱觀中共統治60餘年的歷史,除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現過按“成就原則”選拔精英的短暫陽光之外,從未脫離按血緣選拔精英的文化窠臼。

在《中國為何容易出現“政治家族”?》一文中,著名學者何清漣指出,中國家族政治產生的幾個原因:

A.家族政治在中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在殷周兩朝,中國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權力按等級分配,世襲罔替;

B.中共執政時期從未真正建立過合理的精英選拔機制。在毛時代,這一時期的精英選拔以血統原則為主。與以前的血統原則重視精英相比,毛則是逆向而行重視草根與邊緣人的“出身論”。在毛的所謂“紅色接班人”的選拔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統原則。

從1998年高等教育產業化開始至今,社會呈現向“身份型社會”復歸的跡象。黨政事業機關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血統原則在競爭中的作用日顯重要,“二代”現象表明中國精英階層的素質嚴重退化。

阿波羅網文學承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