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徐水良1998年抵美後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圖說：民運老戰士徐水良（左）
原文如下：
多少年來，尤其近十多年二十年來，關於民運圈特線問題的論戰，可以說是駭浪滔天，極度驚心動魄。中共特線極力掩蓋狹義民運圈特線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對解釋特線問題的真民運真反對派人士，漫天造謠，反咬一口，攪渾水打混戰，無所不用其極。正像李洪寬等一些網友說的：“對每一個真正的民運人士，派上10個特工無休止的糾纏，把水攪渾，把你逼瘋，看你還敢不敢和中共作對。”相反，對於已經暴露的中共特線，則有許多特線全力力保，造謠污衊攻擊揭露者。中共官方數據民運圈特線佔80%，狹義民運圈全是特線市場，假民運圍攻真民運變成狹義民運圈多少年的常態。
沒有辦法，這是極其殘酷的鬥爭，必須有心理承受能力。這裡的關鍵在於判斷。中共特線拚命污衊的，一般是真反共人士;中共特線拚命捧抬的，不管其表面表現如何，都應該打個問號。
最近，有些特線人物故意裝傻，說：“中共怎麼會花大成本去樹立自己的敵人，再去打倒?特線會有而且不少，但沒可能象水良先生所說的那麼聳人聽聞。”
實際上，中共使用特線對付反對派，是一種最省錢、最省勁的常規辦法。中共從國內數千萬特線中抽出萬分之一，從海外一百多萬或二百多萬特線中抽出萬分之二，從他們的維穩經費中抽出萬分之一，就把民運徹底掩沒、控制、並且可以控制、領導和隨心所欲地利用狹義民運圈，這最省錢最省勁最省成本的事情，怎麼反倒變成了“花大成本”?
我到海外後，非常震驚地發現，絕大多數民運組織和海外中文網站，都是中共特線搞的。接著，東歐各國檔案解密傳出消息，共產黨安插到反對派中間的特線人數，東歐各國接近60%。而美國，由於麥卡錫時期法案允許FBI滲透美國共產黨。FBI滲透美共探員，最後也佔了美共黨員的大多數。我們過去特線只佔少數的傳統觀念，顯然是錯誤的。根據中共習慣打人海戰術的特點，中共對民運和反對派的滲透人數比例，應該超過東歐各國和美國。
實際上，國內和海外的許多反對派組織，是中共根據“築巢引鳥，做窩養魚”的方針，主動組建起來的。其中有的，如正義黨，被揭穿以後，一度解散，後來又由王炳章石磊重組。又例如海外有的著名人士大張旗鼓宣傳的、在中山陵召開大會組建的所謂中國國民黨大陸組織，被揭穿以後，銷聲匿跡。多維新聞網，中宣部等投資，年年虧損，卻堅持辦下去，後來被揭穿以後，效果很差，虧損又實在過大，中宣部不得不決定結束，轉移給其他親共人士。
為了對民運基本情況作個排隊摸底，作個基本估計，十多年前，我曾經特別排列了國內和海外民運人士270人。涵蓋了國內外幾乎所有最著名的民運人士。其中，當時仍然無法判定屬於哪個陣營的，有55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真正屬於我方反對中共陣營的，有53人;基本(不是絕對)可以判定屬於對方陣營的，有162人。我方人士與對方陣營之比，大約是1：3。情況極其糟糕。
不久以後，有出國以後又回到國內的人士寫文章，說：“特務和叛徒的比例在紐約的民運圈子裡佔70%，在大陸則佔80%。每個真正的民運人士，身邊都圍繞著3到5個特務，並且以他們為至交，一個不行，就再換一個。”不過，根據我的統計，海外和國內，中共滲透的比率，大致差不多。前些年，胡佳寫文章披露，非盈利組織、維權組織、維權律師等反對派，幾乎全部與中共進行不同程度的合作，否則就無法生存。在這前後，國內海外又陸續傳出中共官方統計數據，包括胡錦濤說的數據，民運特線比率，是80%。
九年前的趙紫陽追悼會，紐約的民運大佬，除了極少數或個別例外，其他絕大部分全都聽從他們說的“中共駐北美最高特務頭子”唐宇華的安排，用把追悼會規模搞大，把調子降低的辦法，幫助中共度過難關。也完全證明75%或80%這個數據的真實性。這確實是幫助中共的一個高招：把規模搞大，就是把真民運的聲音壓制住;把調子降低，就是幫助中共維護穩定。追悼會後，我問相關人士，為什麼要聽從唐宇華指揮?他們也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由假民運假反對派採取此類辦法，以表面上的假反共，來真正幫助中共，幫中共渡過難關，要比中共自己直接鎮壓，更加有效。
劉剛在中共特線陣營中十多年，因為家暴案不得不與中共鬧翻，他反戈一擊時所揭露的事實，也同樣證明中共領導和控制了狹義民運圈。
民運圈特線比率之所以這麼高，很大原因也是中共特線把民運圈搞得一灘糊塗，原來參與民運的大量民眾、和真民運人士，不得不退出，濁流當道，清流退出，有很大關係。
本人的長期研究認為，這是中共極權專制條件下的必然現象。在中共這種極權專制條件下，在平時的正常情況下，要組織大規模的真正的反對派，是不可能的。中共通過滲透，又通過鎮壓，三抓兩抓，就把這類組織控制到中共特線手中，變成中共控制的組織。只有大規模突發事件發生，才有可能在極短時間內，爆炸性地迅速形成大規模的反抗組織。因此，在平時正常情況下，人們只能搞小圈子無形組織。
事實上，使用間諜和地下勢力，是共產黨人的一貫策略。至少從蘇聯開始，共產黨人就向全世界派遣他們的間諜和地下人員。因為對於擴大共產黨的影響，謀取共產黨的利益，這是最節省成本，效率最高的辦法。靠這一招，蘇聯把許多國家變成共產黨國家，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間諜，遍布全世界。不僅為蘇聯和共產主義陣營提供了大量政治，經濟、軍事和其他情報，蘇聯的原子彈氫彈技術等等許多技術，都是靠間諜從美國偷去的。僅僅這一項，為蘇聯節省的成本，就已經遠遠超過派遣間諜的成本。
當然更不用說，蘇俄共產陣營依靠間諜、地下勢力和他們在各國的代理人，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以變成共產主義陣營的一部分，大大擴大了蘇俄共產主義陣營。而且，向西方派遣大批間諜和代理人，從西方內部搞破壞，為蘇俄共產陣營張目，使經濟和軍事實力相對弱小的蘇俄，一度佔盡了冷戰優勢。如果不是共產陣營的內部分裂，中蘇內鬥，那共產陣營，根本不可能那麼快垮台，甚至延續到今天，也會很難垮台。
中共從蘇聯那裡學來了這一套使用間諜和地下勢力的辦法。而且得到蘇聯支持，運用得出神入化。中共用這一套來對付蔣介石和國民黨，包括“國母”宋慶齡都是共產國際特工，國軍作戰部長劉斐，東北衛戍司令衛立煌等等，也都是中共特線。結果不僅國軍作戰計劃，蔣介石還沒有看到，就已經到了老毛和周恩來的辦公桌上。而那些掌握軍權的間諜，關鍵時刻帶領軍隊調轉槍口，幫助共產黨。遼瀋戰役，中共甚至不批准衛立煌的起義請求，因為起義部隊成建制存在，老毛和中共認為難以消化，因此要衛立煌指揮，創造條件，把軍隊交給共產黨去殲滅。此外，共產黨的地下勢力，幾乎完全控制了國統區的輿論、媒體、群眾組織和學生運動。使得國統區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罵聲一片。
西方情報機構十年前數據，中共海外特線間諜，有的說一百幾十萬，有的說兩百多萬。現在數據當然應該更大。國內數據，有的估計，線人占人口3%，四千萬。中共派遣和養活這麼龐大的間諜特線，那才真正是“花大成本”。比中共花在民運身上的，大一萬倍還不止。然而，中共不是傻瓜，這麼大的成本花下去，當然是因為有更加大得多的收穫。
中共對付反對派，滲透、組建、掌控反對派，是中共和專制統治者常規做法，因為牢牢把反對派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消除反對派威脅的最有效手段。而且，必要時，他們還能變成統治者手中維護統治或實現特定目的有效工具。例如變成鎮壓真反對派和民眾的維穩工具，變成權貴們鼓吹全盤私有化、不顧一切私有化進行大搶劫大掠奪的工具。
中共從很早的時候開始就這樣做了。中共的小說中，就描述國民黨組建假共產黨來對抗中共，其實，那是中共自己寫照，從蘇聯學來的。
中共建政以後，組建假反共救國軍，例如在浙南地區組建浙南反共救國縱隊，既誘捕反共分子，又欺騙台灣。並且以浙南反共救國縱隊名義向台灣派遣特務，向蔣介石送“德高望重”匾額等等。王芳本人，中共建政後，就帶領隨從，三次親自到台灣視察指導台灣中共特線的地下工作。文革中間，這個事情暴露，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和溫州地委書記(原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被不明真相的中共組織誤解為里通台灣的內奸，被打倒。揭發材料送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接見浙大學生時，特意點名王芳是壞人。八屆11中全會，連毛澤東也說江華不能保了。及到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和老毛完全搞清楚事情的真相。1972年浙江彙報仍然堅持公安系統是黑線統治，王芳是壞人時，周恩來發火了，說我已經說過多少次，公安戰線是紅線統治，王芳是了不起的公安專家，你們還不相信，我叫汪東興作證。
這就是中共常規的“築巢引鳥、做窩養魚”方針。
被中共情報機構視為搞情報和搞專制典範來學習的《1984》，老大哥的特點之一，就是組建和掌控“反對派”組織，以便誘捕反對派人士，維護穩定。
79民運，中共非常熟練地運用這個方針，在各地，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地運用這個方針，主動組建民運窩點。非常有效地控制了79民運。
1981年79民運被鎮壓以後，中共又把“築巢引鳥、做窩養魚”，“與其你搞民運，不如我搞民運”等方針推廣到海外，主動組建海外民運。
“築巢引鳥、做窩養魚”，“與其你搞民運，不如我搞民運”，“控制民運、領導民運”等等，完完全全是中共情報機構常規做法，沒有任何不合邏輯和費解的地方。有的人，平常表現得很明智，但碰到關鍵問題關鍵人就來曲意掩蓋。包括以裝傻胡扯來否定這些方針。
中共特線極力掩蓋中共情報機構這類常規做法，但是，事實俱在，這類常規做法，能掩蓋否定得了嗎?
在這裡，我們還要呼籲美國為麥卡錫平反，蘇共中共對美國的間諜規模，實際上遠遠超過麥卡錫估計，被污衊為擴大化的麥卡錫行動，涉及的共產黨間諜，其實還不到共產黨滲透及間諜的萬分之一。
美國人往往用民主國家美國的習慣及美國人的善意來評估邪惡的共產黨，因此，遠遠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程度，和他們對美國間諜活動的極其巨大的規模。
中共一兩百萬海外間諜，在美國的應該佔到很大比例，也許一半以上。如此巨大的間諜規模，絕不是一般間諜活動，而是為了未來的超限戰預備的。連對中共有相當了解的蔣介石，都輕易敗下陣來。更不要說對中共認識常常天真的美國人了。美國對此如果沒有清醒的認識，不大大加強對中共間諜的防範，很可能到時候也是會失敗。
我剛到美國時，許多朋友的說法是，中共一百年也趕不上美國。但我卻憂心忡忡地對許多朋友說，美國對中共如此認識不清，三十年後，美國就可能敗在中共手下。現在16年過去了，情況越來越證實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
美國應該大大加強FBI和其他情報機構，認真對付中共間諜及其準備的超限戰。其他民主國家也應該大大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儘可能把中共海外間諜摸得一清二楚。
中共對台灣滲透，遠超美國。台灣反服貿，不如反共特，反共特才是真正護台灣。
中共對台灣的滲透遠超一般台灣人的想像。真正愛台灣的台灣人，一定要要拋棄似是而非的“賣台”說辭，這在海外人士、美國和國際社會看來非常可笑的、污衊支持兩岸正常交流的真反共力量賣台的台灣某些人的內鬥行為，這種行為，實際上是轉移真正的反共特方向。
台灣應該全民團結行動，實實在在揭露和打擊中共特務，堅決制止台灣這些年逆世界潮流而動、拚命為中共叛亂分子及中共特務除罪化和任意平反、幾乎徹底瓦解台灣防共體系的逆流。恢復、重建和發展真正的、有效的防共體系。
事實上，中共對西方和反對派的滲透，是全面滲透。
反對派，不光是民運。連西方各國媒體中文部，包括對華廣播、電台、電視中文部等等，絕大多數也為特線所把持。那些被他們以特約評論員等等供養起來的，除了極少數以外，也基本上都是中共特線。僑界、教育界、西方漢學界等等更不用說。中共特線還拚命往政府機構，包括FBI等機構鑽，很多民運特線，往往也是FBI等西方情報機構和台灣情報機構線人。FBI利用雙面諜，但看來，很多雙面諜實際上往往忠於中共，誤導西方情報機構。而西方政界，尤其是國會、基金會等等等，對相關情況非常不清楚，往往把這些特線當正宗反對派予以支持和資助。據國內消息，胡錦濤講話，中共控制民運80%的人，提供民運經費的80%以上，在加上騙取老外基金會的經費和捐款，民運經費，起碼90%以上為中共特線控制。中國真正的反對派，除了個別用來做做樣子的，絕大多數都被封殺、被造謠誣衊攻擊。而且，在特線占絕對大多數的情況下，多數真反對派，也往往迫於形勢，被特線誤導。好不容易出來一些真正反共的，但往往用不了幾天，就又跟特線搞到一起去了。有時，出來真正反共的，我們剛準備認真支持和介入，結果，他們又跟特線搞在一起，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我們又不得不保持距離。
中共對海外中文網站互聯網媒體的控制，以及海外中文網站特線偽裝發貼人數之多，情況也差不多。
中共特線無孔不入，包括中共女特務往往擠到西方漢學界、經濟界、政治界和其他顯要人物身邊，當他們的情婦或妻子。中共特線對西方教育、科技和政界的滲透，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可惜西方對此認識非常不足。這個時候，呼籲為麥卡錫平反，強調中共對西方的嚴重滲透，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有人說：“把反對派做大做強，才能拿到維穩費。”
其實，那只是情報機構的本位主義。對中共，加強假反對派主要是壓制真反對派以便封殺瓦解真的，把假的說成真的，藉以欺騙民眾、欺騙國際和國內。
控制領導狹義民運圈和狹義反對派，壓制真反對派，把反對派搞得名聲掃地，不成氣候，並且藉助反對派幫助中共維穩，維護統治，以及利用他們控制的狹義反對派實現中共一些可能的計劃，這是中共加強假反對派的最主要的目的。
此外，組建假反對派，也包括很重要的誘捕偵破任務，破獲對中共有危害的反對派人士。七九民運中，上海公安特線故意提倡暴力，除了上海公安故意製造案件，凸顯自己功勞以外，也誘捕了準備搞武裝起義的解放軍連長，為中共消除了一個大隱患。
據我所知，海外有的特線，就曾經把國內一些人士送進監獄。
總之，中共使用大量特線，是一個非常有效，成本非常低廉的維護統治的手段。
不過，中國民主運動是全國全民事業，它必將勝利。即使狹義民運圈完全被特線霸佔，最終仍然也阻止不了中國民主事業的最後勝利。
阿波羅網評論員“在水一方”推薦並點評：大家更了解中共的邪惡也不用氣餒，轉播翻牆軟體，用退黨退團退隊來解體中共，是最有效的推動中國民主化的方法。
附：徐水良簡介
徐水良，男，1945年1月出生於浙江富陽。1963年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高分子專業。1968年畢業分配到南京製藥廠工作，繼續與逃亡到南京的浙江朋友一起反對浙江省委、省革委會的做法。1971年，林彪摔死以後，徐水良開始認識到：“問題不在其它，問題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制度。”
1975年9月11日，徐水良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貼出數萬字的四份大字報。大字報點名批判了張春橋、姚文元及當時的理論體體系，闡明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制度等一系列問題。
1975年11月27日，徐水良被關進監獄，獄中的徐水良堅持自己的觀點，拒不低頭，繼續反對四人幫，預言半年到10個月內“四人幫”將遭到失敗，同時又對毛的一些錯誤進行批判。而被嚴刑以待，長期戴背銬，直到四人幫垮台後，才拿下銬子。
1979年1月17日，徐水良平反出獄。不久後，即投入當時的民主牆運動，並成為南京事件被捕人員及江蘇、南京地區實際負責人。
1981年5月，徐水良再次被捕入獄，入獄後，徐水良堅持自己觀點，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以後又寫了兩萬多字《批判四個堅持》的長篇文章，請公安局上送中央。文章附件中還說，奉行“四個堅持”，十年之內，必然發生像波蘭那樣的大規模全面衝突。
直到1991年5月，徐水良刑滿出獄，出獄後，一再尋找工作，在公安局干擾下，一再失去工作，一九九五年並因外出工作，被行政拘留十五天。最後輾轉移居海外。
徐水良主要興趣是進行理論研究，其研究重點，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兼及某些專業理論及策略科學，以及民運理論，經過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並全面批判毛澤東、列寧、馬克思的理論，他主張一種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新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理論體系。
來源：網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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