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后真相”时刻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美国人还沉浸在川普当选总统带来的震惊当中。一个叫做“后真相”的说法迅速流行开来，成为牛津词典的2016年度词汇。
川普是“后真相时代”的代表人物。虽然他总是攻击媒体报道的是“假新闻”，但他自己毫不在意什么是真实的，他的选民也不在意。
在后真相时代，真相变得无关紧要了，甚至没有资格跟谎言同场竞技了。“知道一件事对不对”让位给了“感觉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川普最喜欢用的句式是“有好多人说……”至于到底多少人说，这些人是否可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上好多人都这样认为。搞笑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称之为“truthiness”，意思是“应该是对的”、“看似是对的的”、“感觉是对的”。
而事实和感觉之间可能完全没有相关性。
如果说2016年的11月是美国人的后真相时刻，那么2017年的11月或许可以称为中国人的后真相时刻。
我们获知了令人震惊的传闻，又目睹了当事人在镜头前的讲述悉数消失，以及更多相关讨论的消失。我们从两张蓝色背景的图片中得到了官方的说法，但大部分人并不相信那些建立在诸多可疑细节基础之上的、语焉不详的结论。
在这样的后真相时刻，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你说你的，我听我的。一方面，你或许并不在乎我相不相信；另一方面，你可能不管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人们也并不是不在乎真相，只是真相很难被发掘。即便真相真的来了，人们可能也是半信半疑、将信将疑。
我们看到一个不信任的螺旋：人们质疑的声音越大，那些声音被消失的速度就越快；而声音消失的速度越快，人们也就越不相信。
央视主持人在微博上说，建议召开新闻发布会，开放提问。其实，增强信任度的方法有很多，每年许多学者都在帮政府做危机公关的对策，只是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愿采纳。
没有信息公开的保障、没有对权力的足够监督，此时，“不相信”是弱者唯一的武器。如胡泳老师所说，谣言也是一种社会抗议。
而悲哀的是，这是一种自残的武器。因为当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抓住什么，才能避免堕入虚无。
201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期间，《纽约时报》播出了一则以“真相”为主题的广告。
除了视频版之外，这则广告还出现在报纸上、户外大屏幕上。
真相是坚硬的。
真相是隐藏的。
真相必须被追求。
真相很难听见。
真相往往不简单。
真相并不明显。
真相是必要的。
真相不能被掩盖。
真相没有自己的议程。
真相不能被制造。
真相并不选边站。
真相不红也不蓝（在美国，红=共和党，蓝=民主党）。
真相很难接受。
真相毫不留情。
真相是有力量的。
真相正在遭受攻击。
真相值得捍卫。
真相需要你表明立场。
真相从未如此重要。
我们看到，西方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依然在倡导真相的价值。而今年《纽约时报》激增的付费订阅用户数量则表明，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认可真相价值的人依然非常多。
但是在我们这里，真相如何被捍卫？能被谁捍卫？
我们也许还保留着大声说出“我不相信”的权利（这种权利会不会被剥夺？我不知道），但环顾四方，我们找不到可以信赖并且可以发出声音的人和机构。
去年《经济学人》杂志的“后真相”封面文章说，民主国家可以寻找种种方式来对抗“后真相政治”的趋势，事实核查网站就是一个例子，独立的司法系统也能维护真相的权威。相比起来，威权国家的民众置身于危险得多的境地——“在谎言的海洋里，人们无所依靠，抓不住任何东西，只能随波逐流。”
这就像是对中国这个“后真相时刻”的准确预言。
方可成，新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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