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探源
尋常稱謂，往往有深意，我們太熟悉了，反而忽視。
例如「中國」，誰人不知？可猛然一問，就發現自己無知。
還是請教專家吧。於省吾老先生，早就寫了《釋中國》一文，他告訴我們，「中國」一詞，至遲西周初年就已出現，他提到了一件物證。
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出土一口「何尊」，「尊」為酒器，用青銅製成，鑄有銘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殘毀。銘文記載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建都一事，是成王對宗族小子何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後，曾告於上天：「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已經據有中國，統治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牆圍起來——「口」，就成為「國」了。
所以，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漢代的《說文解字》就說，「國」字，「從口，從或」，意思和「邦」字一樣。後來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也說，「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說，「古或、國同用。」
這樣，他就從金文中找到「中國」的來歷了。同時，他還指出，在《尚書》裡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國民」，說皇天已將「中國民」和疆土都託付給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國維的「兩重證法」，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確認，「何尊」和《尚書》都提到的周武王時，已經有了「中國」名稱。
胡厚宣先生《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則以甲骨文為據，考釋出商自稱「中商國」，因而斷言，此為「中國稱謂的起源。」
然而，商雖有中心意識，但其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為中國的原型與都城有關，而商朝老是遷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識很難上升為中國觀念。
中國觀念的形成，與封建制並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個中央國的存在為前提，而王權所在地，通常就是這樣一個中央國——中國。《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曰：「中國，京師也。」
中國綏服四方，靠什麼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國化，將中國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被蠻戎夷狄包圍。那時，吳、越、閩、楚為蠻，秦為戎，齊、魯雖為封建之地，但周邊都是夷，用夷禮。到了東周時期，吳、越、楚、秦、燕等蠻戎之國，都中國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魯、齊、晉、宋、蔡、陳、衛諸國，一個封建制的中國化的天下觀版圖就初具規模了。
近人柳詒徵指出，中國之名始見於《禹貢》，為後世沿用。《禹貢》也是《尚書》裡的一篇，成於何時，則言者紛紛，而他確信，《禹貢》篇成於「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島」之時，他說《禹貢》地理觀，是一個文化中國的大格局。
此說甚宏，可當今學者卻以為可疑。文化認同也要拿出證據來，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因此，當青銅器「何尊」出土時，中國之名就從「茫茫禹跡」後退到了周武王時，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裡，再往前就沒有了證據。而《禹貢》裡的「九州島」、「五服」天下觀，似乎也應該退到周初封建時才合理。
帶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貢》，其實是殷周之際武王革命以後，新的王權對神州大地所作的區分和安排。以流域規劃疆域，將國土分為「九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確立「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像力設計中國化的地緣政治藍圖。
《禹貢》以「九州島」劃定華夏地域，而以「五服」經營之。「五服」，以京師為中國——東漢劉熙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向四方發展，每五百里為一「服」，這樣一看，《禹貢》的地盤有多大呢？向東到了海邊，往西靠近沙漠，從南到北都貫通了，這樣一個規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這篇文獻，雖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偉的國土意識和制度觀念，實在令人驚嘆。《周禮》將「五服」發展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變，後來，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按照這一設想經營中國。
周禮，是一種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為內核、分封為外殼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貢》裡的天下，就是這種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的表達。
當封建制用「五服」來表達時，「綏服」是關鍵。甸服、侯服都是中國化了的，而綏服是華夷之辨的前線，所以說，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綏服五百里，分為兩部分，其內三百里，因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國化；其外二百里，則近於要服、荒服，故行武衛，奮武以衛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魯、衛兩國，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齊、晉兩國，因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奮武衛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綏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綏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則羈縻而已。
孔子說「吾從周」，他周遊列國，就走了一條「吾從周」的路線。首先，他去投奔的國家，都是早已中國化了的宗周懿親之國，如魯、衛、齊、晉、宋、蔡、陳諸國，而非秦、楚、吳、越等蠻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國中，他呆的時間最長的是用周法的魯、衛兩國，而非用戎法而強的齊和晉。
不過，他對於齊和晉的霸業，還是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說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輩，幫助齊恆公尊王攘夷，成就霸業，一度成為他的榜樣。所以，他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著一隻膀子穿衣，披頭散髮做人了。這樣做人，當然不是做中國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這便是孔子對管仲奮武衛的讚揚。在孔子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做什麼人。為此，他建立了一套關於人的觀念體系，其中有等級和名分，有仁義和親情，但不管有什麼，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做什麼人，是做中國人，還是做夷狄之人？這就是華夷之辨，是根本，如果連中國人都做不成了，還談什麼禮啊仁！
因此，齊國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動就在齊國。本來齊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卻有一套改革齊國政治的想法。當時，齊、魯兩國毗鄰，如果按照「五服」來分屬於綏服，魯行周法揆文教，齊行戎法奮武衛，孔子想把兩者結合起來，結果，齊國政要晏嬰等人嫌文教繁瑣，與齊的立國精神不符，而拒絕了。
後來，他周遊列國時，還想到晉國去試一下，可他北上，剛到黃河邊，就聽到了不幸的消息，趙簡子在晉國執政，殺了他仰慕的兩位賢人，所以，他就停下腳步，不想去了。他認為，這兩個國家都不行了，就要亂了。
於是，他的眼光轉向西邊的秦國，秦雖西戎小國，可自從佔了周地以後，移風易俗，中國化了，而且繼齊、晉以後，奮武衛，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業。因此，當齊景公問他，秦國為何能稱霸時，他回答說，秦雖小國，可志向遠大，秦雖地僻，但立國中正。他這樣回答，就是承認秦為中國了。可他對於來中國爭霸的南蠻楚和吳、越，雖然也關注了，卻沒有這樣來評價。
後來，齊、晉兩國果然就亂了，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周初封建的其餘各國，在兼併戰爭中也紛紛倒下，中國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觀，中央之國已不復存在，可中國的領域卻日益擴大，原先是蠻、戎的楚、秦兩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全盤中國化了。中國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國的統一性來自文化。
於此，我們可見孔子的偉大。他建立了一個從堯、舜到周公的道統，這道統是文化中國的命脈，他自始至終維繫著。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還在；王朝中國垮了，可文化中國還在。他在封建制的禮崩樂壞中，時常夢見周公。
從孔子開始，中國文化第一次有了歷史意識，孔子去世以後，留下一部《春秋》，為中國立史。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說儒者以歷史為宗教，那就更為合適。儒者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來開頭的，以歷史為據，而非以公理為前提，乃儒者的思維方式。
《春秋》立史，道統始有載體，中國亦有文化可倚。歷史，是文化中國的圍城——「口」，修史，如修長城。他的歷史觀象烽火臺一樣，監護著歷史。
如果說傳說中的禹是國土化中國的開闢者，那麼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國的創立者，而孔子則是文化中國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國還在，國土丟了，可以恢復，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會帶來統一，可只要文化中國在，無論怎樣的亂世之戰都會趨於統一；不是所有的異族入侵都能被驅逐，可只要文化中國還在，異族統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國權終將被收復。直到明亡以後，顧炎武還在說「亡國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麼？就是文化中國。
周公的封建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一種國家主義的戰略，以中國為中心，經營天下，雖然輔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禮，但它基本上還是以王權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卻在逐漸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禮中，注入了一種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種新的精神——仁愛精神。以中道立國，是為中國；仁者愛人，使中國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正如耶穌用愛改造了基督教一樣，孔子以仁確立了中國精神。
國號反思
歷代王朝，作為中國代表，都以中國自居，卻不以中國為國號，這是為什麼？直至近代以前，以中國為國號，還不曾有人提出過，這又為什麼？
中國觀念，按照魏源在《海國圖志》裡的說法，是世界性的。
佛生於印度，故佛教以印度為中國；耶穌生於如德亞——伯利恆，故天主教以之為中國，而真主生於天方國——麥加，故回教亦以之為中國。
以宗教發源地為中國，此說不知何據。耶穌與佛陀皆以個人體驗創教，猶太教拒絕耶穌，印度教排斥佛陀，所以，耶教西行，而佛至東土。
於本土尚難以立足，如何能使之成為中國？此說不足為憑。
可東方的印度和日本，都有過「中國」一說，章太炎先生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說道：「印度亦稱摩揭陀為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
太炎先生認為，印度、日本之中國是地域中國，僅僅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的中心與邊緣來使用的，不具有王朝的屬性，也沒有天下觀的主張。
山陽國或許如此吧。日本平安時代，延喜年間，政府頒布文告，將日本驛站按地區分類，分為近國、中國和遠國，山陽國居中，稱為中國。
可摩揭陀國自詡中國，卻有著「舉領域以對異邦」的意味。
那時，亞歷山大率馬其頓軍入侵印度，在恆河流域留下一支軍隊，就回西方了。摩揭陀國有一個世代飼養孔雀的家族，出了個旃陀羅．笈多。
他自稱「月護王」，推翻難陀王朝，自立為王，趕走馬其頓駐軍，統一北印度，建立孔雀王朝。至阿育王時，其國強勢，亦不遜於我國秦、漢。
因此，在恆河流域，就出現了摩揭陀中國，與漢土之中國相似。
而此前，在印度河流域有過一個中國，那是由雅利安人入侵形成的婆羅門教中國。摩揭陀國興起時，原來的中國已經衰落，恆河流域成為中國。
與此相應，佛教也在此興起，與婆羅門教分庭抗禮。釋迦牟尼在摩揭陀國居住最久、教化最盛，精神文明的中心隨之轉移到摩揭陀國的王舍城。
當孔雀王朝興起時，佛教成了國教，而摩揭陀，即是佛教中國。
僅僅過了一百多年，孔雀王朝就崩潰了，摩揭陀中國隨之解體。因此，無論制度建設，還是國土經營，論規模，摩揭陀中國都不及漢土之中國。
尤為不及者，乃摩揭陀中國沒有形成以歷史為基礎的文化中國。
可有一點卻如出一轍，那就是它們都沒有以中國為國號，都把中國看作是王朝的領域。中國是王朝的領域，這一基本事實，決定了中國的性質。
王朝都是家天下，用家天下的眼光來看中國，自然就把中國看作是王朝的領域了，而且盡量凸現王權的廣延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因此，中國成了王朝的屬性，用朝代來命名中國，以表明中國的王權主體性及其家天下性質，對外建立朝貢關係，對內則以中央集權統治。
這樣的「王土」中國，缺乏獨立性格，不能從王朝屬性裡超越。
所以，只要王朝還在，中國就不會成為國號，除非王朝退出。
王朝中國如此，文化中國呢？也如此，同樣沒提出中國的國號。
傳統文化是政治文化，正如中國是王朝的屬性，不能脫離王朝而存在，文化成了政治的屬性，也不能離開政治而存在，而政治，都是王朝政治。
在王朝政治下，文化中國究竟有什麼用呢？作資治通鑒用。
可一旦王朝政治式微，天下安危就要靠文化中國來維繫了。
當國家分裂時，文化中國便是歷史的統一體，為國家統一提供範式；當改朝換代時，文化中國以道統為基地，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據；當異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國時，文化中國依然屹立，或以夏變夷，或以革命攘夷。
正是有了文化中國的存在，我中華民族曆數千年，而至今未衰。
關於文化中國，《明儒學案》卷二十四說是：「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
清朝入主中國，深諳此道，那時，中國士大夫對新朝仍心有芥蒂，雍正皇帝對此很不滿意，發上諭教訓他們時，就拿出了文化中國的老底。
他看本朝人刋寫的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都要留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彞」，以虜為「鹵」，就皺起眉頭，說「閱之殊不可解」。
以夷虜為忌諱，就是在內心裏，還認為清朝是夷，這樣的避諱，與其說是出於敬意，而毋寧說是有意無意的帶有某種地域和民族性的鄙視。
對此，他認為不可理喻，斥之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
他說，是不是中國，不應該從地域上來分，而應該從道統上來確認，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中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就是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
這還不是中國麼？不去想這個文化中國，老懷念舊的王朝中國，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忘了天命已有新安排，如此「不且悖謬已極哉」！
應該說，這位雍正皇帝非常厲害，他的駁斥還是很有力的。
還是這個皇帝，他除了要解決新舊兩個王朝中國的矛盾，還要面對中國之教與西洋之教的新矛盾，他說「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必不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似乎並不包括西洋。西洋既不屬於《禹貢》「五服」，也不在《周禮》「九服」，既然在漢土天下之外，它也就算不上是夷了。
不僅不以夷視之，而且還心嚮往之，《兩漢博聞》卷十一「大秦國」說，海西有大秦國，也叫做海西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那時稱西方，不稱西洋，而稱西海，按照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說法，《後漢書》所說的「西海」，就在波斯灣及紅海一帶，而「海西國」則位於波斯灣及紅海以西，即埃及。埃及的亞歷山大「Alexander」城，漢語簡稱「黎軒」。
黎軒乃托勒密王朝之埃及，後來，被羅馬滅亡，就變成了大秦。大秦是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埃及，以亞歷山大城為中心，向東延伸至亞洲地區。
白鳥說，西漢時中國人已知有黎軒國，但不知其詳情。一至後漢，始悉世界財寶，都彙集於此，其富有之情狀，實非中國可及，便言其祖先，皆原自中國，因漢之前為秦，故以秦人稱之，稱大秦者，乃身高體大之謂也。
「類中國」的大秦，豈止非夷，而且還出聖人，清初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說，中國稱西方有聖人，大概就是指這一帶，古名叫大秦。
不光漢人有此大的胸襟，晉人也如此。法顯西行求法至印度，著《佛國記》，言及釋迦牟尼、阿育王時，就介紹了印度的中國。晉雖亂世，可晉人的神經卻未衰弱，心裏能放下兩個中國，一個是祖國中國，一個是佛國中國。
法顯，六十西行，七十習梵文，八十譯佛經，開了我國向西方學習的先河，後來，才有了唐玄奘西行取經，才有了鄭和下西洋和傳教士東來。
可自從雍正皇帝發了「彼西洋之教必不行於中國」的上諭後，王朝中國就開始對文化中國進行審查了，欲遏制文化中國的自由化傾向，使之完全納入王朝體系，最明顯的標誌性工程，就是乾隆皇帝啟動的纂修《四庫全書》。
別的不說了，就說《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對書的審查吧。
對於《佛國記》，審曰：「其書以天竺為中國，以中國為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爭。」法顯「以天竺為中國」，只是陳述歷史，並認同之，並未以祖國為邊地，否則他就不會渡海，歷盡磨難，要把真理帶回來了。
據說，他在太平洋漂泊了一百多天，看見了美洲大陸，然後，漂流至山東嶗山，終於回到了祖國。這樣一位驚天地的文化英雄，竟被斥為謬者。
對於利瑪竇所著《輿地全圖》，則以畫鬼魅視之，以為目不能見，足不能至，欺人而已。而明朝的萬曆皇帝卻把這幅地圖掛在宮廷裡，給王子們看。
《坤輿圖說》是南懷仁為《輿地全圖》所作的解說，可他們對其中所言世界各地，已毫無興趣，別說像法顯那樣，去世界實地考察一番了，連案頭的文獻調查工作也沒做，就斷言它是從我國古書裡剽竊出來的，不值得一提。
還有《職方外紀》，明代傳教士艾儒略撰，卷一有「亞細亞總說」一篇，說中國居亞細亞東南，自古帝王立極，代有聖人，文物禮樂衣冠之美，與夫山川土俗物產人民之富庶，遠近所共宗仰。他們除了對此有興趣，其餘皆斥之。
正是有了《四庫全書》打底子，乾隆皇帝在接見英使馬嘎爾尼時，才有了十足的天下觀底氣，並以天朝的派頭，向西洋關閉了中國化的窗口。
那時，滿蒙已經中國化了，青藏也中國化了，越南和朝鮮似乎成了中國化的邊緣地帶。傳統意義上的夷狄都變成中國了，新的夷狄在哪裡？
在西洋。天朝不是漢唐，沒有對西方的嚮往，不再用「類中國」的眼光看西方。而西方，自羅馬帝國——「大秦」以來，就在尋找中國，尋找那個像絲綢一樣優美的中國。當馬可波羅告訴西方，他到了中國時，西方激動了。
傳教士們接踵而來，將中國文化傳遞於西方，致使西方啟蒙運動，受了中國思想的影響。當啟蒙了的西方人來到中國時，中國卻稱他們為夷狄。
利瑪竇去世，明萬曆皇帝給予了很高的禮遇，賜北京西郊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安葬利子。下葬時，文武百官都來行禮。
一太監問相國葉向高，遠方來賓，從來就沒有賜葬，何獨厚於利子？葉回答說，其它事都不論，僅翻譯《幾何原本》一書，就應該賜一塊葬地。
清初，康熙皇帝延續了這一做法，湯若望、南懷仁去世以後，就在利馬竇的墓旁，賜地安葬，並用滿文、漢文、拉丁文三種文字刻寫了碑文。
從雍正開始，一改此例，禁傳教，並驅逐傳教士。到了乾嘉時期，傳教士都被驅逐無餘，夷教銷聲匿跡。夷教受難，乃中西文化衝突之始，可誰知？
天朝驅逐了上帝的使者——傳教士，西方又派來了魔鬼——鴉片煙。
一個抽鴉片的中國，被西方瞧不起了，連地球是圓的都不知道，還要自稱中國。漸漸的，中國人的思想，受了近代科學的影響，也從天圓地方中解放出來，知道了地球是圓的，戊戌變法時，湘人皮嘉佑著《醒世歌》喚醒世人：
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是中央誰四旁？
如同日心說打擊了基督教一樣，地圓觀念顛覆了王朝中國。同為湘人的葉德輝對此很不滿，寫信給皮嘉佑的父親皮錫瑞，用「五行」說來解釋。
他說，地球是圓的，不能指定一地為中，但在「五行」裡是有中央的，亞洲居地球東南，中國居亞洲東南，而五行之位，以東南為首。以五色配五行，黃屬土，土居中央，而中國人都是黃種，可見開天闢地時，就把中國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為此，他自鳴得意，指出「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
他哪裡懂得，「此理」在西方人看來更為可疑，臆想的「五行」說，也就說說而已，哪能當作真理？！真理要拿出證據，並用實踐來證明自己。他能拿出怎樣的證據來證明臆想的「五行」方位符合近代科學原理，而中國又能以怎樣的實踐來證明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理曉之」，只能增添幾分文明的滑稽。
王朝中國的破落已毋庸置疑，不過，還有文化中國可以堅持。
同治年間，當美國公使蒲安臣率清朝使團出使歐美時，有個名叫志剛的滿人隨同，並出任副使，此行，他寫了一本遊記，叫做《初使泰西記》，遊記裡提到「前在西國，客問使者曰：地球上無土而非國也，中國之說何謂也？」
這「使者」當然就是他本人了，他的回答比葉德輝要高明得多：
「中國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我中國自伏羲畫卦已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於今，四千年，皆中道也。非若印度之佛言空，猶太之耶穌言愛……所謂中國者，固由歷聖相傳中道之國也。而後凡有國者不得爭此中字矣。」
他不為王朝中國爭，卻為文化中國爭，也虧他能爭得如此理直氣壯，可見他不光是道統中人，還是中西會通之人。當時，能支撐中國臉面的，也就這道統了。可沒過多久，等到郭嵩燾出使英國時，連文化中國的臉面也被挑戰了。
因為，他居然發現「西洋立國，有本有末」，而其本，則在國之政教，其末在商賈，而造船制器，「又末中之一節也」。其政教之本有二，一是議院政治，一是民選政治，而國人「師夷之長技」，並未師其本，而是師其末之末也。
他在《使西紀程》裡寫道：「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談到英國兩黨制，他說，二百年前，英國就「設為朝黨、野黨，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劑之以平」。他還比較了中英兩國的政治，他說「西洋君德」，沒有能跟我國先王相比的，就連伊尹、周公那樣的宰相業績，「亦未有聞焉」。
但中國政治，是聖人一身之政治，而西洋政治，為一國公民政治，是以「聖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而「西洋治民以法」……
本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時，文化永遠自鳴得意。可郭嵩燾這麼一說，中國人在文化上也挺不起來了。原來只以為強國之技不如人，現在懂得了連立國之道也不如人，這黃昏的貓頭鷹！
書中不僅將古希臘的「巴子」（柏拉圖）、「亞子」（亞里士多德）和中國的孔、孟相提並論，而且對朝廷擬制的國旗「黃龍旗」，提出了批評。
當時，中國正在組建海軍，要有一面國旗作為標誌，總理衙門向慈禧提交了各種方案，其中就有黃龍旗。慈禧認定「龍」為君身，金黃乃皇家之色，就選了黃龍來代表大清——王朝中國，命水師船艦都要懸掛三角形黃龍旗。
可郭嵩燾在書裡唱反調：國旗都是長方形的，沒有三角形的，而且船上掛黃旗，是有人病危，向別船醫生求救助的信號，以此為國旗「太為失考」。
他還天真地把書稿寄回國內，交總理衙門刊印，結果成了靶子。
多年以後，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裡談起這段往事：「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文明。噯呦！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
別看朝廷總拿中國說事，可那是天下觀裡的中國，國際關係中的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此，有關中國的一切，都是急時抱佛腳，得過且過。
為了組建海軍，湊合了一面國旗，過了二十多年以後，李鴻章才發現，光有一面國旗還不夠，還需要有一首國歌，於是，又臨時湊合出了國歌。
1896年，李鴻章作為外交特使赴歐洲訪問，他沒想到，每到一國，除了對他表示歡迎外，還要演奏中國的國歌，可他哪裡有什麼國歌？
這個聰明透頂的傢伙，能隨機應變，臨時湊合，就找了一首七絕詩，配以古曲，唱道：「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真是雍容華貴，一派帝王家的氣象，就權當國歌了。
又過了十五年，才有典禮院向末代皇帝呈覽「國樂」《鞏金甌》，「鞏金甌……帝國蒼穹保……」可老天不保佑，六天以後，武昌起義就爆發了。
國旗、國歌就這麼湊合，還有國號呢？家天下，要國號幹什麼！
黃遵憲曾建議過，以「中國」為國號，作為本國對外統稱。
他說，世界各國，皆有總名，獨中國無之。因此，各國稱謂我國，有稱漢的，有稱唐的，日本人或稱唐，或曰明——不承認清，都以朝代稱。
而印度人或稱震旦，或曰支那，英吉利人言差那，法蘭西人謂差能，各國譯來譯去，都不是我國固有名稱，真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
可朝廷正「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顧不上為中國正名。
今日且過，寧有他日，今年且過，難挨明年，我土我民，豈有待於此老態龍鍾之王朝來安排耶？國旗湊合著掛了，國歌也湊合著唱了……
起初，還指望立憲，可立憲泡湯了；後來，轉向革命，王朝終結了。
此次革命，超越了儒者革命的傳統，具有了一種新的理想性——民主，正是這種新的理想，使中國走出天下觀的樊籬，從王朝屬性裡解放出來了。
中國人第一次脫離王朝而有了獨立的國體意識，而有了《少年中國說》。
1900年，是二十世紀的起點，中國正在遺棄王朝的皮囊，要獨立於世了。梁任公得風氣先，思想如雷如電，目光穿越千年，直面當前，他發現：
在王朝的廢墟上，正走來一位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美少年，那是誰？啊，中國！從青色的春天裡走來，充滿了青春的氣息，那便是青春中國。
天地之際，青春受謝，方死方生。美哉！舊王朝方死，新中國方生，方死者如夕照，如秋後柳，如地上霜，方生者如朝陽，如春前草，如山中泉。
天地大矣，前程遼矣，日月所照，風水所及，新中國萌芽矣。
以往之中國，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何嘗有國也？惟有朝廷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產；國也者，人民之公產。梁氏此說，或出自西學之民主思想，亦源於文化中國之民本理想，他基於民本理想，而有民主主張。
他說，國體發育有如生命，以少年中國言之，則堯舜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迄於今為童年時代，而今將入少年之境界。
老大之王朝中國方死，青春之民主中國方生。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所以啊，今天的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我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我國雄於地球。
讓我們為青春中國禮讚，為民主少年祝福吧！祝他們：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美哉我青春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1902年，他發表了預言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提出，理想的國號，應該叫做「大中華民主國」，而理想的開國紀元就在1912年，這一年啊，剛好就是中華民國元年。新中國啊，非由王朝中國轉化，乃從文化中國分娩。
民主為新中國接生，早就被他預言。冬天已經來過，春天怎會遙遠？
【編後註：文中指的「新中國」並不是指「中共國」】
來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