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毒症患者趙勇在等待血透。他倚坐在輪椅上，垂著頭，閉著眼，一動不動，烏黑的臉上已看不見血色。4月13日，在上海市浦東新區曹路臨時血透中心門前的馬路邊，直到被人叫醒，他才抬起頭，滿臉虛弱，一說話就喘粗氣。
“在家裏四天了。”趙勇說，“正常兩天。”他感覺到自己的兩條腿綿軟無力，呼吸困難，“心髒也不行了”。確診尿毒症6年來，他每周二、四、六到複旦大學附屬浦東醫院血透，這一次因為疫情，已逾期兩天未透。
對於血透病人而言，封控意味著無法前往醫院進行透析。“你不做就等於等死啊！”一位血透病人說。
3月20日，浦東醫院收到通知，開始接收封控區的病人。浦東醫院腎內科血透室護士長賴碧紅起初有些懵，她們血透室將麵對的是來自全區封控區的700多名透析病人，這是往日裏她們要麵對的病人數量的兩倍。
“醫護都是24小時連軸轉的，我們金主任60歲都要退休了，下半夜她都要頂著上”。賴碧紅告訴記者，那天恰巧是她的生日，兒子打來電話提醒，她卻在電話這頭說“媽媽今天很忙，你不要給我打電話”。那天，她隻在晚上簡單吃了一頓飯，夜裏通宵沒睡。
由於隻接受封控區的血透病人，原本在浦東醫院進行血透的300餘位病人需要被分流至其他醫院，病人的對接任務巨大而繁瑣。賴碧紅和護士每天需要與各個居委會對接病人信息，再與病人確定透析時間。“我每天接打三四百個電話。”
他們不斷地接到封控區居委會上報的新病人名單，也不斷接到病人的電話，病人不斷地詢問透析是否有位置，賴碧紅聽得出來，他們焦急萬分，“長時間不透析就麵臨著生命危險。”
疫情的持續擴散，使得浦東新區封控區的數量仍在增長，透析資源從未變得如此緊張。從3月20日至4月4日，浦東醫院進行了2702人次的血液透析，但這仍然不夠。即便是血透室24小時4班滿負荷運轉，75台血透機不留一台空閑，仍然有不少的血透患者無法得到及時的透析。
在網絡上，來自血透病人的求助越來越多，有的病人已經出現血壓上升、雙腿浮腫、氣喘心衰等症狀，有的距離上一次透析已經過去8天，還有因交通問題無法前往醫院、原透析醫院有醫護確診而關閉無處血透的。
最危險的一次，趙勇熬了5天，他身體裏的積水越來越多，心肺負擔越來越大，到第六天他已經說不上話，呼吸困難，身體無法躺平，出現心衰。最終，他是被救護車拉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東院急診才搶救回來。
“一般5天要做兩次血透，5天不做是受不了的。”趙勇告訴記者，由於所在的小區成為封控區，他需要前往浦東醫院透析，但在那5天裏，他在煎熬中從早等到晚，“每天都在等給排上（透析名額）。”
而在浦東醫院，為了讓更多血透病人及時透析，醫院緊急采購了一批血液透析機，又緊急召回院內具備血透資質的醫護全部返回血透室。即便如此，人手仍然吃緊。3月31日，外院5名護士緊急支援，4月3日，來自浙江省醫療隊的28名醫護人員進駐浦東醫院血透室。
其間，浦東與浦西相繼進入封閉管理模式，上海新冠肺炎本土新增病例持續走高，到4月5日，上海新增268例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13086例無症狀感染者。
浦東醫院4月6日零時起臨時轉型為新冠救治定點醫院，醫院門診、急診、發熱門診、住院、核酸檢測等醫療服務暫停。
賴碧紅回憶，大概在4月5日12點，她接到院長的通知，“要在24小時之內緊急籌備一個臨時的血液透析中心”，目的是解決浦東新區沒有透析位置的病人的透析問題，以及方艙醫院的血透病人的分流問題。
這個臨時血透中心的位置選在上海市浦東新區曹路鎮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距離浦東醫院30餘公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診尚不足半年。
“就是個空殼子。”賴碧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醫院必須在24小時內配置起救治一個病人所需的一切東西，除了透析設備外，急救所需的設備也被考慮在內。這些都需要從浦東醫院本部送來，“我們當天晚上一直搞到深夜，把物資、人員列了清單。”
設備送來後發現，“牆吸氧氣表頭跟我們的不配對，”賴碧紅說，“隻好申請使用氧氣鋼瓶。”氧氣鋼瓶拉來後，沒有手推車，“我們就用手去拽，扛，甚至抱在身上。”由於人力有限，醫護既是清潔工，又是搬運工、司機。
院感“三區兩通道”的設置、150台透析機的安置、信息化診療的建立等都在24小時之內完成。4月7日下午1點鍾，浦東醫院曹路臨時血透中心迎來了第一批病人。
當天，血透中心接收了50餘位病人，第二天數量翻了一倍，後來又增加到200多名病人。“已經解決了相當一部分病人透析難的問題。”曹路臨時血透中心執行主任潘陽彬告訴記者，“以前他們找不到透析的地方，現在通過各種途徑就找到這裏來了。”原本由浦東醫院分流出去的300多名病人也陸續被醫生們找回。
在曹路臨時血透中心，醫生們要麵對數倍於病床數量的血透病人。
血透中心剛剛開診那幾日，上海氣溫升高，由於空調無法使用，穿著防護服在血透室工作的護士出現過幾次暈倒的情況，更多的時候，他們從血透室出來，衣服已經濕透，能擰出水。
“我們有些透析機，因為溫度太高一直在報警，‘溫度過高，溫度過高’。”賴碧紅說，護士們就用消毒濕巾去擦拭，設法給機器降溫，讓它們正常運轉。後來，醫院臨時調來一些風扇，給血透室降溫。
“任何困難都得克服。”被臨時抽調來組建臨時血透中心的醫務部副主任李明哲告訴記者，血透中心運營初期，他一天隻能睡兩個小時。為了不讓一台透析機空閑，他每天都在不停地打電話。他承擔起臨時血透中心與285個居委會的對接任務。這是一個非常繁瑣，費時費力的過程。很多時候，血透患者的信息報給他時已是淩晨，“我就不可能再睡覺。”
李明哲幾乎時刻盯著手機，“盯著哪些人來，哪些人不來，不來了我趕快把後麵的人插上來，不要讓那台機器空在那裏。”他說，“有些人好幾天沒透了，會有生命危險”。那些同時患有傳染病的病人，也要被考慮在內，“機器是有限的，做了傳染病（病人）的機器就不能做正常人的血透了。”
即便如此，透析床位仍是一種稀缺資源。“每次來就像中了彩票一樣。”趙勇說，自上次4月8日在仁濟醫院經曆過搶救後的4天裏，他每天都在等透析名額。
由於不確定何時能夠接到居委會的通知前去透析，而入院透析需要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他不得不每天都要去做核酸。他年過七旬的母親每天用輪椅推著44歲的他走四五公裏的路去做核酸，再走四五公裏的路回家。原本透析規律時，“走個一兩百米沒問題，現在十米都走不了”。
在未透析的第三天，趙勇排到了4月12日前往浦東醫院透析的名額，但由於無法解決通行的問題，他們不得不放棄這次透析的機會。
“有車了沒有名額，有名額了沒有車。”趙勇的母親說，她家是低保戶，沒車。由於小區出租車車隊出現陽性病例，其他司機也因此被隔離。“我本來想，如果近一點，我推著他過來，但十幾裏路，推不動。”
4月13日，已經是趙勇未透析的第四天。居委會通知他，早上6點有車。他和母親5點就起床，下樓等著，“怕他（司機）跑了”。“等到6點半，給我來個電話說車沒有了。”趙勇的母親說，他們沒吃早飯，實際上沒時間做，更沒心思吃。後來，等到9點鍾，才有車來將他們送往曹路臨時血透中心。
趙勇已經不怎麽敢吃飯，多天未透析，肚子裏的積水已經讓他吃不消。“一天一頓，控製著吃。”趙勇說。尿毒症患者由於腎功能喪失，體內代謝物與水分無法及時排出。上一次五天沒透析時，醫生從他肚子裏抽出來4000多毫升積水。
這天，他們比下午入院透析時間早到了4個小時。“你要運氣很好很好才能過來做。”趙勇說，“我們這天就是幸運的啊。”他一直坐在輪椅上，在血透中心門前等著。
等到下午一點鍾，曹路臨時血透中心門前已經排起透析長隊，天開始下雨。前來透析的多是老年人，坐著輪椅，拄著拐杖，撐著雨傘，披著雨衣。趙勇在母親的陪同下，也擠進隊伍，也有老人獨自前來。有人是被鎮子統一安排接送血透病人的車送來的，有人從60公裏外的村子花費400元雇人接送，有人是開著私家車送80多歲的老母親前來。
雨漸漸大起來的時候，這支隊伍已很難保持安全的防疫距離，人們在門口挨肩擦背，仿佛生怕擠不進去。
“現在患者挺著急的。”潘陽彬說，“一個是核酸檢測的問題，一個是運送的問題，導致有部分患者就診困難。”入院血透時，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的有效期是24小時內，但在曹路血透中心門前，一位血透病人告訴記者，他們的核酸檢測報告還有兩個小時即將過期，但結果仍然未出，等到下午兩點，若還沒出，他們隻好回家。
對於核酸報告結果一直未出的血透病人，血透中心的醫生也有顧忌，但有時他們也會視情況先為病人進行血液透析。
4月11日，血透中心來了一對老夫妻。“夫妻倆都是智力障礙，拿的手機是老人機，核酸報告看不到。”賴碧紅記得，一位護士注意到血透病人有重度心衰症狀，已不能躺平，“坐在那裏靠在她老公身上，喘得很厲害”。
“報告沒出來，我們高度懷疑她是陽性，可能是在複核。”潘陽彬說，“但是當時作為醫生，不能見死不救。”
“如果不透，今天晚上有可能就會過不去。”賴碧紅與潘陽彬在評估過風險後決定，給她開獨立的房間，“既不讓她傳染我們的醫護，也不讓她傳染我們的病人。”後來，在救治過程中，病人的核酸報告結果出來了，“陰性”。病人生命體征也在上機透析之後慢慢平穩。
“心裏一塊石頭落下。”李明哲說，“這點良心還是有的。有時候我們違反了這條規定，我們還是會這樣去做。”
在曹路臨時血透中心，趙勇經曆了近4個小時的血液透析，身體有所好轉。那天傍晚，送他前來透析的車子沒能來接他回家，是一同前來透析的病友家屬載他和母親回去的。
回到家後，他們依舊每天坐著輪椅去搭乘地鐵6號線，前往醫院做核酸，等待不知何時可以排到的血透名額和送他去醫院的車。
在4月15日舉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健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不得以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為由推諉拒絕、延誤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