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疫情從今年3月開始到現在，已持續半年時間。除早期疫情比較嚴重的紐約等地生活正在逐漸回歸正常之外，其他地方還在等待轉機。到本文完成的9月11日，全美已經累計染疫640萬人，死亡已近20萬人。最近兩周數字增速有所下降，但總體疫情仍然起伏不定。
作為全球經濟實力第一強國，美國抗疫為何如此不力？本文試圖討論這一反常現象背後的文化原因。美國人對戴口罩、社會隔離、案例追蹤等防疫措施的抵觸甚至拒絕，與美國的政黨政治文化、個人主義、反智傾向和隱私文化有很大關係。這些文化因素阻礙了美國抗疫的成功，使其過程被拉長，無辜增加了老百姓的痛苦以及生命的損失。
政黨政治文化
多黨製的好處是，老百姓可以選擇由誰來執政。在某一個黨執政的時候，在野黨可以監督它，使其不要太偏離大家認可的社會契約。如果執政黨走得太偏，那麽下次就會被選下來。不過多黨製很難避免的一種惡，是一個黨為了能夠被選上，可能會不擇手段，包括惡意誹謗、蠱惑宣傳等等。
比如特朗普在這次疫情一開始，就說新冠病毒是民主黨設的一個局，目的是不讓他再次當選。還有人說新冠肺炎是中共和美國的“深度政府”（deep
state，即政府中反對特朗普的勢力）設的局。特朗普為了不讓經濟拖他的後腿，在疫情還在蔓延、沒有出台有效的防護措施之前，就要求各州趕快複工複學。這些出於選舉考量的決定，讓疫情一直得不到有效控製。
共和黨的州長們也都跟著特朗普的指揮棒轉。喬治亞州州長Brian Kemp在7月中甚至將要求大家戴口罩的民主黨籍亞特蘭大市長Keisha
Lance
Bottoms告上法庭，說她對開工複學施加的種種限製違反了州長命令（不過二者後來達成共識，州長在8月份撤訴）。俄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籍州長Kevin
Stitt 則說，你不能給人們一些自由而不給他們另外一些自由，自由是不能選擇的。
結果上行下效，喬治亞州的North
Paulding高中在已經有學生和員工染疫的情況下，還要求學生必須到校上課，而且可以不戴口罩，否則留校察看或者開除，師生中任何在媒體上批評該校的人都將麵臨紀律處分。該縣一所學校的一個護士不堪重負——她們需要跟蹤染疫者及與其接觸過的人，辭職表示抗議。
大學剛剛開學，情況也不樂觀。根據《紐約時報》的一項統計，到9月10日為止，在他們調查的1600所四年製的公立與私立大學中，已經累積了至少88000個病例。在Tuscaloosa的阿拉巴馬大學，從8月中到現在，已經發生了1889個感染案例；衣阿華州立大學，1200多例；Chapel
Hill的北卡羅萊納州大學，900多例。大部分學校的問題是在開學前沒有做好防疫準備，有的學生又不拿新冠當回事，得病之後不遵命隔離，還繼續開派對。
黨派政治也是南部共和黨執政的佛羅裏達和得克薩斯等州疫情大爆發的一個原因。那裏的州長們害怕得罪特朗普，需要和他保持一致，對於民主黨支持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抗疫措施，都一律反對。8月初在南達科他州的斯特吉斯市舉行的一年一度、曆時10天的摩托車集會，有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35萬輛車、50萬人參加。德國和聖地亞哥加州州立大學的研究機構測算，這次大會有可能導致至少25到26萬人感染，成為迄今全世界最大的超級感染源，造成的損失可能高達122億美元。在美國的黨派政治文化中，抗疫被政治化了。
個人主義文化
美國文化一個重要基石是個人主義，盡管美國文化中也有“集體主義”的精神。美國文化研究的經典著作、Bellah （貝拉）和Madsen
（趙文詞）等人所著的《心靈的習慣》（Habits of the
Heart）集中討論了個人主義與個人對群體的承諾問題。他們在書的前言中說，托克維爾在1830年代考察美國時，就發現自己對美國的個人主義既羨慕又擔心。
像托克維爾那樣，這些作者們也擔心，美國個人主義潛在的破壞性具有無法被家庭、宗教、社區政治參與所節製的危險，這種危險會使他們變成一個個孤立的個人，進而破壞自由賴以實現的條件。的確，個人主義所倡導的個人的價值、個人的獨立、自助、自力更生、進取、向上等等精神，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價值觀，但是人又是社會的人，個人離開群體便無法生活，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很多問題是單個的人所無法解決的。所以我們需要對自己的鄰居、同事、同一個城市的人、同一個國家的人、同一個世界的人負有一種責任，懷有一種忠誠，需要在考慮自己利益的同時，考慮群體的共同利益。
正如北美殖民地總督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
1630年在登岸馬薩諸塞州之前的布道裏所講，我們相互之間必須有一種兄弟的情誼，願意拿出一些自己富裕的東西來資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以別人的痛苦為痛苦，共同勞作，共同承擔災難，作為群體的一員，永遠將自己的社區放在心裏。若非如此，正如林肯在1858年6月16日的著名演講中所說的，“一個充滿內訌的家庭是無法維係的”。
顯然，從建國前後的溫斯洛普、托克維爾、林肯這樣的宗教領袖、學者、政治家，到當代的Bellah等研究者，都對個人主義可能對群體造成的傷害有著深刻認識。他們都擔心，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會被極端的個人主義所破壞。
而他們擔心的事情，在這次疫情中切實發生了。很多美國人太以自我為中心，太強調個人主義、個人利益，從而使得疫情延續，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在戴口罩問題上，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很多美國男人認為戴口罩是一種“軟弱”的表現，而完全不顧假如自己是無症狀感染者，會將病毒傳染給別人。特朗普長期以來拒絕戴口罩，也是這種思維的表現。
在這種思維的背後，是一種極端自私的心態。盡管這些人是少數（蓋洛普的一個調查發現，72%的美國成年人經常戴口罩，隻有18%的人很少或者不戴），但是和東亞社會的絕大部分人（香港是97%）都戴口罩相比，確實是驚人的不負責任。這在南部共和黨人執政的保守地區（如俄克拉荷馬、阿拉巴馬、喬治亞、得克薩斯等地）尤其嚴重。白宮的新聞秘書Kayleigh
McEnany說，戴不戴口罩是“個人選擇”，這當然是錯誤的，是過於強調個人利益而忽視群體利益、強調個人責任而忽視政府為了集體利益而進行必要監管的責任。
也正是這種個人主義的心態，使得很多美國人走向街頭，抗議政府關閉商店、酒吧、餐館、學校的決定。比如4月中在密西根首府Lansing和4月底威斯康星首府Madison，各有幾千人在州議會所在地抗議集會，有的甚至扛著長槍，抗議民主黨籍州長那些關於抗疫的決定。一個婦女喊道：“開放遊樂場！我的小孩們要去玩！”一個老人說他參加過越戰，“那個時候各種蟲子比這裏多多了”。還有人在汽車上掛著“別踩我”（即別在我頭上拉屎）的旗子，這是支持共和黨的右翼組織“茶黨”的口號。俄克拉荷馬的抗議者舉的牌子上，寫著“強製戴口罩是專製行為”。所有這些人的理念都是：“你必須反抗”政府（You
have to disobey）。
正如一個美國朋友在電郵中和我講的，美國人傾向於和政府對抗。你讓我做什麽，我偏不做什麽。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對自我的肯定，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無法無天”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之地”（the
land of the free），在自由世界裏要求人們戴口罩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7月，白宮的新聞秘書居然將科學和開學對立起來，說“科學不能影響開學”。佛羅裏達的一個州法官竟然判決稱，當地的一個市長沒有權力要求市民戴口罩。阿拉巴馬負責選舉的州務卿告訴地方官員，不得要求大家在投票時一定要戴口罩。一些共和黨州長執政的地方，如亞利桑那、佛羅裏達、得克薩斯等都忙著開放商業運作，不嚴格執行戴口罩等防疫措施。這和他們唯特朗普之命是從有關，與當地民眾的個人主義思維也有關。
反智傾向
關於美國人的反智文化，最有名的論斷或許來自Richard
Hofstadter的名著《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他認為美國人的反智傳統，即對知識、理智以及代表這些東西的知識分子、精英的反感與質疑，對生活中樸素常識的更多重視，其產生早於美國人國家認同的產生。Hofstadter舉了當代的很多例子，包括右翼勢力對大學的攻擊，這個問題到現在依然存在。不過，新冠疫情中的例子就更多了。
反智的問題從上到下都存在。特朗普的反智主義已經達到極致。他在8月份任命神經科醫生、保守主義智庫專家、傳染病外行阿特拉斯加入白宮的防疫小組，因為後者在公共政策（比如已經在全世界都被拋棄的“群體免疫”）和經濟問題上的看法和特朗普吻合。而真正的傳染病專家伯克斯和福奇卻被邊緣化。福奇是美國最被信任的流行病學專家，但是他到主流電視台去做抗疫防疫的科普卻受到政府限製，通常隻能到社交媒體上發聲。
在此之前的4月份，特朗普還建議醫學界研究向人體注射消毒劑來消滅新冠病毒，或者用紫外線照射病人身體達到治療效果。後來他又竭力推薦療效未經證實、後來被世衛組織要求停用的羥氯喹。在更早的時候，他說新冠肺炎就是一種感冒，病毒很快就會消失。
特朗普迫使自己的政府機構跟著他的指揮棒轉。結果聯邦食品與藥物監管局提出要用新冠病人的血漿作為治療手段，並且療效達到35%，結果被專家指出這些數據沒有根據。特朗普為了減少新冠病例，指使疾控中心提出一項指導原則，即如無症狀，可不檢測。這樣一來，總的病例數目確實會降下來，但是實際病例並沒有減少（中國早期計算病例時，也沒有包括無症狀感染者）。他的邏輯就是，不檢測就沒有病例，沒有病例就沒有病毒。無知無畏。當然這一點，也很快遭到人們的抵製。
一個共和黨的謀士公開說，戴口罩不是防病，而是那些精英人士想表明自己比別人更聰明、更理性、更高人一等。8月28日到9月3日的一個調查顯示，五個人中有一個人認為戴口罩對健康有害。
哈佛大學的倫理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提到，美國抗疫失敗的原因，除了個人主義之外，還有就是對科學權威的反感與抵製、對科學的不信任。
隱私文化
上述反智文化和個人主義密切相關，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掉群體的利益。隱私文化則比較複雜，一方麵和個人主義有關係，即尊重個人的空間、個人的私領域，另一方麵也和美國人口結構的複雜性有關。
以病例追蹤為例。病例追蹤是指由專人給已經發現被感染的人及與其接觸過的人打電話，讓他們隔離14天，以防感染別人。在大陸中國，這個工作是由社區（比如居委會和村委會，中國最低一級政府機構）來做的。在台灣，這是由裏長（最低一級政府機構）及其下屬來做的。但美國沒有這一層政府機構，隻能由該市或縣雇傭專人來打電話追蹤。
這個工作在美國做得非常不成功，是導致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當然和檢測手段不夠、所需時間太長（有時候要長達兩周）有關，但是和人們不願意配合也有很大關係。
人們為什麽不願意配合？一個原因是他們不信任這些專人。如前所述，美國人對政府、對權威有一種自然的抵抗情緒。像中國那樣用健康碼（包括各種身份證信息以及臉部識別功能）來追蹤每一個人，或者其他亞洲國家地區那樣靠手環、手機GPS來追蹤病人，在美國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所以美國的電話專員們總要靠一些辦法，比如先問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有失業救濟、是否需要嬰兒尿布等等，來先取得對方信任。
盡管如此，病例追蹤還是困難重重。比如新移民、無證件（非法）移民，就非常擔心自己的信息被洩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人又通常是在做一些不可或缺的工作，比如在農場、超市從事勞務或服務工作，染疫的可能性比其他人更高。《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發現，在7月份的某一周，洛杉磯的跟蹤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一強的患者不接電話，有一半的人拒絕透露他們和誰有過接觸。
如何做到既能保護公共健康又能保護個人隱私，的確是一個難題。美國對個人隱私的尊重、對政府的不信任，是構成抗疫困難的原因之一，盡管和其他原因相比，它並非最重要的、也是有可能克服的一個問題。
中國可以從美國經驗中獲得什麽教訓？
美國的政黨政治文化使得兩黨可以相互監督，減少重大政治錯誤或者災難發生的可能性。這是中國可以學習的。但是美國的政黨政治文化，使得防疫被政治化，延誤了對新冠病毒的遏製，造成了更多人的苦難與死亡，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教訓。美國兩黨都需要反省，尤其是共和黨需要自問，是否自此就要被特朗普綁架走上不歸之路。最近三次共和黨贏得選舉，兩次都沒有拿到多數的普通選票，而是靠選舉人票當選總統。
美國建國理念之一是個人主義、個人權利的神聖性。這本來是非常重要的普世價值，也是中國人需要學習的。但這次在美國,強製戴口罩卻被不少人認為是對這種神聖性的一種侵犯。他們以自由為借口，逃避自己對社群的責任。美國的社會團結到了非常脆弱的一個地步，這就使得抗疫舉步維艱，和東方社會如日本、香港、台灣、韓國等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們為這樣的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反智主義問題上，美國不相信科學與權威的人其實不是很多。6月份《紐約時報》/Siena
College的一個民調發現，84%的選民說他們相信醫學專家能夠提供可靠的信息，但其餘那小部分人已經可以造成很大的傷害。中國這方麵的問題小一些，但盲目服從權威（比如推崇一些療效未經證實的中藥的專家）、盲目相信政府，也會導致生命的損失。
隱私文化是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隱私是美國抗疫的短板，但是，一個沒有隱私的社會或許更可怕。中國抗疫過程中，大量個人信息被泄露，一些政府部門和商業公司強製收集個人信息、甚至是和抗疫無關的信息，多地還出現了封門封小區等強製措施，也有過度侵犯人權的勢頭。畢竟瘟疫是百年一遇的事情，個人權益的保護卻是大家每天都必須麵臨的問題。如何在公共健康和個人隱私方麵達到平衡，是世界性的問題。德國等一些國家在使用手機軟件跟蹤病例方麵已經有了比較成功的經驗，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總之，在政黨政治文化、個人主義、反智傾向、隱私問題上，都需要在公共利益、政黨利益、個人利益之間找到一種平衡，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都是如此。否則，人類社會很難逃脫下一個災難。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美國抗疫不力的背後，是這四大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