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癌的並發症，帶走了87歲的傳奇大法官露絲·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
美國舉國哀傷，盡管川普4年前曾要求罵他的金斯伯格辭職，現在也說：“傷心聽到這個。”
最高法院現在的“九人”中，金斯伯格是最年長的一位。她的死留下了空缺，共和黨方麵迫不及待要填補。
“自由派鬥士”金斯伯格去世前的願望是，直到新總統上任後，她的空缺才能被填補！
這在共和黨同時控製白宮和國會參院的情況下，很難實現。
最高法院將長期右傾？
有人說，一旦川普的新大法官提名通過參院批準，保守派大法官將變成6人，自由派僅剩3人。“這對美國司法、社會製度的影響，甚至要超過美國總統大選。”
但對民主黨而言，情況也許沒有那麽糟糕。
如果拜登明年出任總統，他就有其他機會提名大法官補缺。
除了金斯伯格，最高法院超過70歲的另3位大法官中，兩位是保守派（72歲的克拉倫斯·托馬斯和70歲的塞繆爾·阿裏托），1位是自由派（82歲的斯蒂芬·布雷耶），如果他們都在拜登任內退休，再假設拜登提名的3名自由派人選都過關，那麽自由派將增加到5人，保守派又將縮減到4人。
屆時，保守派剩下的4位“年輕幹將”會是：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川普前幾年提名的戈薩奇（接替2016年去世的安東寧·斯卡利斯）和卡瓦諾（接替2018年退休的中間派安東尼?肯尼迪），以及川普即將提名接替金斯伯格的一位（姑且認為將是保守派女性）。
保守派剩下的法官（從右至左）：約翰·羅伯茨、尼爾·戈薩奇、布雷特·卡瓦諾
當然，即便拜登上台，兩位70歲出頭的保守派大法官在民主黨執政時期主動退休的可能性也接近於零，要等他們病逝才有空缺。可是，拜登的歲數比他倆都大不少，指不定誰先走。
鑒於金斯伯格在奧巴馬任內撐著不退（她是克林頓總統提名的，想在希拉裏當總統時退休，好“讓女總統任命女法官”，結果讓川普撿了便宜）的教訓，同樣年過八旬的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在拜登任內主動隱退，是值得期待的。
在己方大法官病退或病逝後接替，跟在對方大法官病逝後占位，意義大不同。如果川普提名的第三名大法官成功進入最高法院，那麽，最高院對爭議案件常見的判決結果，是不是將從5:4變成對保守派極有利的6:3呢？
是，但也不完全是。
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存在“魚缸效應”，即由於環境狹窄、成員相對固定、總在別人的矚目之下，像魚缸裏的金魚那樣“變性”的現象，在最高院也時有發生。
比如，共和黨人老布什提名的戴維·蘇特，在大法官寶座上沒幾年，就成了鐵杆自由派，並在2009年以“提前退休”確保了其繼任者（自由派女將索尼婭·索托馬約爾）由奧巴馬任命。
2009年5月26日，奧巴馬提名拉丁裔聯邦女法官索尼婭·索托馬約爾擔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又如，共和黨籍的福特總統所提名的約翰·斯蒂文斯，早年是保守派，但在社會自由化的風潮下急劇左傾，成了自由派大法官的中流砥柱，於2010年以90高齡請辭（去年99歲才去世），給了奧巴馬第二次提名大法官的機會。奧巴馬隨後提名司法部副部長埃琳娜·卡根出任，使她成為美國第四位女性最高院大法官（金斯伯格是第二位）。
2010年10月，埃琳娜·卡根宣誓成為美國曆史上第四名女性高法法官。
再如，小布什提名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以前也是保守資曆過硬，但主持最高院工作後，在不少判決中站在自由派一邊，成了新的“不穩定的一票”（之前長期是裏根提名的安東尼·肯尼迪扮演“唯一的搖擺票”）。今年，在保護移民不被驅逐、支持疫期禁止大型教會集會等表決中，他都倒向自由派一邊。
川普這次再提名大法官人選，不排除選擇一個不那麽極端保守的人，甚至是一個政見相對模糊的女性聯邦法官，以便在國會明年初換屆前（也就是今年年底之前），尚在共和黨控製下的參議院能快速批準。那樣的話，日後這個新的大法官也存在蛻變為自由派的可能性。
總之，自由派還有機會阻止最高法院長期右傾，一是設法阻止川普提名極端保守的人選，二是選舉拜登上台，三是等待時間把保守派大法官磨得沒有棱角了。
川普會大意失荊州嗎？
耶魯出身的布什父子，各提名了兩名大法官（老布什提名了戴維·蘇特、克拉倫斯·托馬斯；小布什提名了約翰·羅伯茨、塞繆爾·阿利托）進入最高院，居然都有一名背叛，或搖擺不定！
這讓保守派選民擔心，川普也會大意失荊州。
川普在2017年上台後，兌現競選承諾，圈定並提名了若幹偏保守的大法官。
尼爾·戈薩奇
在2017年被提名的尼爾·戈薩奇，雖然曾在“自由派大本營”哈佛大學（背叛共和黨的戴維·蘇特，“搖擺票”安東尼·肯尼迪和約翰·羅伯茨，都畢業於哈佛法學院）就讀，但最後畢業於牛津大學，長期在美國中西部工作，判決記錄也顯示其是正宗保守傾向。他的就職，使得最高法院重回“保守派多數”。
而在2018年被提名的布雷特·卡瓦諾，曾是中間派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的法律助理，因擔任白宮法律顧問和行政秘書這段經曆，與小布什的關係密切，可能存在“倒戈”的傾向，但他經過了民主黨在國會參院挑起的關於他涉嫌性侵的冗長而冒犯性的聽證會後，日後再倒向自由派的可能性幾近於零。
布雷特·卡瓦諾
更讓保守派放心的是，卡瓦諾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
同樣畢業於耶魯法學院的現任大法官——黑人克拉倫斯·托馬斯和意大利裔塞繆爾·阿利托，都是穩定的保守派；而父母來自波多黎各的索托馬約爾，作為耶魯的拉美裔女生成為自由派，也可以理解。
另外，耶魯出了4位共和黨籍的總統——塔夫脫、福特、老小布什，就連該校畢業的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也接近於中間立場，跟從肯尼迪到奧巴馬的民主黨主流派係（“哈佛幫”）有相當距離。
值得一提的是，100多年前的美國總統塔夫脫，在卸任總統8年後，又去當了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幹了9年才退休——他喜歡當法官，勝過當總統。耶魯大學對美國最高法院有深厚影響，不能不說跟這位總統校友有關係。
塔夫脫是至今美國曆史上唯一當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總統
拜登如果真想挽回最高法院，光履行承諾任命一位黑人女性大法官還不夠，可以請年輕又閑不住的奧巴馬效仿塔夫脫，去最高法院主持工作！
這樣，假設哈佛畢業的自由派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主動退休，奧巴馬可以和自己的哈佛法學院“師兄”、同樣主編過《哈佛法學評論》的約翰·羅伯茨，以及自己的前法律顧問、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執教時的同事、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埃琳娜·卡根，組成新的“最高院哈佛幫”，保護並監控拜登－哈裏斯（這對競選搭檔都是普通的法學院博士畢業）施政。
就現在的最高院大法官來說，哈佛法學院畢業的是4人（包括保守派的戈薩奇，他與奧巴馬同時就讀於哈佛法學院，但1991年奧巴馬獲得“極優等”法律博士學位，同年戈薩奇隻獲得“第三優等”榮譽，多年後到牛津大學才拿到博士學位），耶魯法學院畢業的也是4人，剛好打平。
1993年，金斯伯格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旁邊是時任總統克林頓
如果算上剛去世的金斯伯格（她先在哈佛法學院就讀，後為照顧丈夫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並以第一名畢業），哈佛則以5人比4人打敗耶魯——這個比例，跟今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路易斯安那州限製女性墮胎的法律違憲”的票數一樣，隻不過戈薩奇和索托馬約爾分別是哈佛和耶魯法學院的異類，才使得這場判決沒有簡單地按學校來劃線。
川普如果吸取布什父子的教訓，就不會再提名哈佛法學院畢業生進入最高院了嗎？不見得，他在9月9日公布的20人候選名單上，赫然包括三名“反華”的聯邦參議員，其中表示對擔任大法官感興趣的泰德·克魯茲、湯姆·科頓都是哈佛法學院博士，隻有不感興趣的喬什·霍利畢業於耶魯法學院。
新提名能通過嗎？
根據早年的規定，被提名的大法官需要得到全部100名聯邦參議員中的60票，才能走馬上任。在兩黨政治極化下，這幾乎不可能做到。所以共和黨一方2017年動用“核選擇”，修改規則來支持戈薩奇當選，最終參院以54票讚成、45票反對，通過了戈薩奇任命案。
此例一開，次年卡瓦諾也跟著沾光——以50票讚成、48票反對驚險過關。
為了湊參議員票數，川普也是煞費苦心。他最近甚至開玩笑說，提名參議員克魯茲（“茶黨”出身，在參院人緣很差）去最高院，這樣參院批準時百分百讚同“（把）他（踢）走”。
玩笑歸玩笑，川普任期還剩120多天，而本屆國會的任期將在明年初更早結束，他還能順利推動提名通過嗎？
理論上可以，現實中也不稀奇。過去45年來，對15位大法官的正式提名，都在不到110天的時間內獲得國會參院確認。史蒂文斯在1975年的確認花了19天，1981年奧康納的確認花了33天，而金斯伯格在1993年的確認花了42天。
對金斯伯格的正式提名，於1993年6月22日發送給參議院；聽證會於7月20日開始；參議院於8月3日投票確認她。
隻是，由於性侵指控的存在，此前最新的大法官人選卡瓦諾的提名和確認過程，前後花費了89天，其中從提名到聽證會用了57天。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已宣布，川普的大法官提名將獲得表決。就在本周短短兩天內，參議院確認了川普任命的6名聯邦法官進入加州和伊利諾伊州的法院，證明可以在必要時加快確認過程。
問題是，即便參院一路綠燈，川普是否有必要在11月3日大選投票日前，匆忙推動參院投票批準？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宣布，川普的大法官提名將獲得表決
雖然他可以借此向選民證明自己“把3名保守派大法官送進最高院”的功勞，但這有可能觸發中間選民的不滿，而且留著一個懸念給共和黨選民，不是更好的動員手法？
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斯去世後，奧巴馬總統提名加蘭德接替，但麥康奈爾等參院共和黨人以即將舉行11月大選為由，拒絕舉行聽證會或投票。“誰來接替斯卡利斯”這個巨大的懸念，成了川普動員保守派選民的一個利器。
而這次，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依葫蘆畫瓢”，表示在“我們有一位新總統”之前，金斯伯格的空缺不應填補。總統候選人拜登也表示，接替金斯伯格的大法官人選，應該由本屆大選的獲勝者提名。
麥康奈爾則否認雙重標準，認為2020年共和黨同時控製白宮和參議院，與2016年民主黨僅控製白宮不同。“自1880年代以來，沒有任何參議院在總統選舉年，確認過對立政黨總統所提名的最高法院候選人。”
問題是，參院預計能在年底通過大法官提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中，可能僅有代表阿拉斯加州的“搖擺議員”Murkowski不讚同），如果搶在大選前通過該提名，最高院基本的懸念都沒了，動員共和黨選民為大選投票的效應就不明顯——因為即便拜登當選，保守派也還是將在最高院維持6:3或5:4的中期優勢。
另一方麵，對於民主黨選民來說，要是川普連任，保守派還將有機會提名八旬高齡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的後繼者，那樣很可能在最高院多數判決中，保守派擁有7:2的優勢，那自由派選民還受得了？還不積極去投票？
簡單說，便宜要占，但共和黨不能太賣乖，否則就成了民主黨的選舉集結號。
但在大選前通過提名，對共和黨也有一個潛在好處，就是一旦大選出現糾紛、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院的“穩定保守多數”將能夠一錘定音。
而且在大選後，最高法院預計將第三次審理是否要推翻“奧巴馬醫改”。2012年，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曾幫助自由派以5:4維持了該法；如果再加一名保守派法官進來，表決結果很可能逆轉。對保守派選民來說，那將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
金斯伯格，走好！
身高1米55的“猶太老太”金斯伯格，履曆上有許多個“創紀錄”。
她是第一位在哈佛和哥大都曾擔任“法律評論主編”的女性；創辦了全美第一份關於婦女權益問題的專門法律期刊；是第一位在哥大法學院獲終身教職的女性；是第一位猶太女性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第一位主持同性戀婚禮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1977年的金斯伯格，還是一位大學教授
她在推動允許婦女進入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意見書裏寫道：“依靠過分籠統的概括……對大多數男人或大多數女人的看法進行估算，不足以剝奪那些才華橫溢、能力超出一般描述範圍的婦女的機會。”
自5月以來，金斯伯格一直在接受癌症治療。她在1999年患結腸癌，10年後患胰腺癌，2018年患肺癌，2019年又患胰腺癌，2020年因胰腺癌複發患肝髒病變。晚年，她還做過一次冠狀動脈支架手術、兩次肋骨再接手術，等等。
她的健康狀況在2018年12月開始滑坡，當時她接受了肺葉切除術，之後工作狀態就是昏昏沉沉，開會打瞌睡，甚至記不起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內容。
今年9月13日晚間，她出現了發燒等症狀，送醫院後完成了內窺鏡手術，並清理了曾在去年8月放置的膽管支架。
幾天後，剛被告知金斯伯格去世時，川普對記者說：“哇，我不知道。”“無論您是否同意，她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過著驚人的生活。”
紀錄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劇照
稍後，川普發表正式聲明說：“今天，我們國家為失去一位法律巨匠而哀悼……金斯伯格大法官以其卓越的頭腦和在最高法院堅持異見而聞名，她證明了這樣一點，即一個人可以在不固執反對其同事或不同觀點的情況下，提出不同意見。”除了有“法官的法官”之美譽和“臭名昭著的RBG”之誹謗，金斯伯格還以定期鍛煉（做俯臥撐等）和“頑固地拒絕錯過口頭辯論”而聞名——她甚至在病房裏，通過電話會議參加最高法院的口頭辯論。因為在墮胎權、同性婚姻、移民、醫保等問題上的立場，她是許多自由主義者的英雄，但她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是非常保守的已故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
稍早前在明尼蘇達州集會期間，川普發誓要“提名能按憲法本義解釋《美國憲法》的法官和大法官”，指的就是像安東尼·斯卡利亞這樣的人。
當時，川普發誓要保護憲法《第二修正案》，“捍衛工作的尊嚴和生命的神聖性”，並稱最高法院“如此重要”，“下一任總統將獲得（提名）一、二或四位大法官（的機會）”，“這將改變生活”，“弄不好的話，我們將不會有一個國家”。他還擺功說，到他的政府本屆任期結束時，全國法院將確認“300名聯邦法官”。現在，意外的“天賜機會”——對第三名大法官的提名擺在眼前，他會用好它，還是會搞砸？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法院黨爭怎麽打魯斯·金斯伯格女士是一位為美國性別平權做出傑出貢獻的卓越法官和公眾人物，也是最高法院目前占少數的進步派（progressive
wing）成員，其離世消息因而受到廣泛關注。
司法權在美國政壇地位相當特殊，最高法院的法官們享有終身任期，往往對美國政治帶來長期影響，但很少像總統或議員直接影響施政。隨著美國兩黨就金斯伯格留下的法官席位展開爭奪，司法權有可能再次成為美國權力競爭的重心。
作為美國三權之一，聯邦最高法院具有最高等級的司法解釋權，能夠對政令、立法和司法判決的合憲性進行裁判。司法權的巨大影響力體現在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上，當時黑人奴隸斯科特以曾與已故主人在自由州居住為由，要求主人親屬恢複其自由民身份，以坦尼（Roger
Taney）為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裁定斯科特敗訴。在此之前美國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間定有“密蘇裏妥協案”，允許兩種製度同時存在；坦尼判決推翻了妥協案，導致本已矛盾重重的蓄奴問題空前激化，最終造成南北內戰。
Roger Taney，圖片來源：wiki
最高法院的許多案例都造成了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影響，例如1892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普萊西是一名因乘坐白人專用列車遭到逮捕，後起訴政府的美國公民，弗格森為初審法官）提出所謂的“隔離但平等”概念，為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提供了法理依據。
美國第十四修正案規定所有公民享有平等權利，但一些南方州通過製定“不交人頭稅就不能投票”的規定將貧困黑人排除在外，這一做法也一度得到最高法院判例支持。
1964年的民權法案就曾經在1875年通過後被違憲判決推翻，美國民權運動因此被推遲將近百年。當然，最終推翻這些反動政策的手段也是新的最高法院判例。
由於美國憲法經過多次修正，其中包含一些範圍模糊甚至略顯矛盾的條款，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判例對於釋法顯得格外重要；這種製度安排其實賦予大法官左右政治議題的能力，讓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變成一種特殊的政客。
曆史上這種專權造成了一些嚴重後果，但因為幾方麵原因被美國社會廣泛接受：
第一，司法權是一種被動權力，它隻能審理提交的訴狀，不能主動製定法律。
第二，最高法院的諸位法官在政治光譜上不能簡單地以左右劃分，而是分布在政治光譜的不同位置，法官之間也沒有黨團組織和紀律，因此不能簡單將法官與黨派簡單掛鉤。
第三，大法官任命傳統上是兩黨協商的結果，極具爭議的候選人往往不能拿到參議院提名，因此最高法院法官受到的政治爭議較小；縱觀美國大法官提名記錄，約有四分之三的提名被通過（包括通過後拒絕的案例）。
第四，由於政治協商的存在，法官往往是名望較高、受到兩黨尊敬的人物，例如金斯伯格是性別平權的旗手，政治立場鮮明，但在提名投票時得到了兩黨壓倒性（96比3）的支持。
當然，其他兩權對於司法權能夠進行製衡。首先是行政部門，總統可以提名新的法官人選，在少數案例中總統還有更加激烈的鬥爭形式。
小羅斯福時代的所謂“憲政革命”（該說法存在爭議，有人認為該變化是長期形成而非羅斯福之功）是總統直接對抗最高法院的案例。當時羅斯福政府大舉幹預市場，而美國司法係統在資本主義擴張時期的傳統是保護“契約自由”，援引憲法（如第十四修正案）禁止政府幹預生產活動；因此羅斯福的一些新政法律遭到推翻。在1936年後，成功連任的小羅斯福向最高法院“開戰”，不但在國會抨擊法院越權，而且提出了“填塞法院計劃”（court-packing
plan）；該計劃如通過，將授權總統建議70歲以上的最高法院法官帶薪退休，如法官拒絕，總統可以把一名“助手”法官提名到最高法院，使最高法院最多增加至15人（“助手”上限6人）。羅斯福的這一計劃被視作明目張膽的權力侵蝕，受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首席大法官修斯（Charles
E. Hughes）、部分地方政府和媒體的批判，最終該計劃也因最高法院的人事和政治立場變動失去必要性。
其次是立法部門，傳統上法官提名需要經過參議院通過，因此參議員可以反對提名，這使得不能掌握參議院多數的“跛腳鴨總統”更難任命大法官。
國會少數派傳統上可以在議題辯論階段通過長時間演講阻撓提案（filibuster），希望通過提案的一方需要三分之二支持才能推翻阻撓。由於兩黨議員人數往往接近，還存在立場搖擺的議員，這種製度防止多數黨憑借人數優勢強行安插符合自身政治傾向的大法官。曆史上共和黨曾用類似手段阻撓過林登·約翰遜提名的進步派法官佛塔斯（Abe
Fortas），但事後該黨宣稱自己隻是“進行辯論”，而非“阻撓提案”。
但在2017年保守派大法官戈薩奇（Neil
Gorsuch）被提名時，占據多數的共和黨人通過決議，規定提名隻需簡單多數即可通過辯論進入表決；改寫後的規則顯然對少數黨不利，同時為多數黨操縱法官提名、推舉爭議較大的政治人物開了綠燈。
最後媒體也對有爭議性的判決起一定監督作用，例如坦尼判決就遭致媒體批評，但媒體往往服務於特定利益集團或黨派。
近年來愈發激化的政黨政治已經影響到了司法係統。
第一，由於社會分離導致政策的合憲性爭議愈發頻繁，法院有時成為為爭議性政策“保駕護航”的工具。
第二，圍繞提名的協商原則被打破。肯塔基參議員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是操縱國會政治和執行雙重標準的黨爭老手，在奧巴馬執政末年以“可能影響總統選舉”為由拒絕批準民主黨的法官提名，但在金斯伯格離世後第一時間聲稱要推動另一位保守派法官上台。
第三，法官個人存在爭議。共和黨在川普任期裏任命的兩位法官戈薩奇和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都是年輕（60歲以下）的極端保守人士，其中後者還被卷入性侵醜聞，兩人均遭到民主黨議員的強烈反對。
第四，兩黨對最高法院的看法出現分歧。馬凱特法學院2019年的調查表明52%的保守派對最高法院“非常有信心”，而自由派（左派）中這一比例僅為31%。蓋洛普同年數據顯示半數美國人對最高法院意識形態傾向不滿。
第五，法官的黨派色彩日益強烈。金斯伯格曾經在2016選舉前的采訪中批評川普，共和黨的幾位新任大法官則與該黨高層關係密切，川普近期的大法官提名中更包含了幾名政治盟友。大法官任命權日益成為總統和國會競選的關鍵因素。
由於美國今年的選舉中涉及郵政選票問題，大選之後兩黨有可能產生舞弊糾紛並訴諸司法；在這種假想情形下，保守派占據多數的最高法院對共和黨有利。考慮到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政治傾向中立，共和黨勢必希望由一名保守派法官進駐最高法院，保持對自由派的優勢。如果川普獲得連任，另一位82歲高齡的民主黨大法官很可能被共和黨取代，屆時最高法院將出現“一邊倒”的罕見局麵，直接下場參與黨爭也並非不可能。
從以往的案例來看，即使較快的任命也需要將近50天時間，這意味著共和黨人可能為了在川普選舉前，或者被迫離任之前采取非常規手段通過法官任命。而民主黨人必然抵抗麥康奈爾的法官任命，盡可能避免最高法院出現3:6的絕對劣勢，如果贏得總統選舉還可能發起另一場“憲政革命”，對最高法院進行擴容，打破法院內的保守派優勢。我們可能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末尾看到美國的又一項政治規則被黨爭打破。無論如何，共和黨開創的一係列惡例都可能對美國三權關係造成長達數十年的深遠影響，甚至影響到美國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運動的走向。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大法官金斯伯格病逝 為何說影響或大於換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