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淪陷”於新冠之後,特朗普怎麽辦?

新聞 欣怡 1周前 (10-11) 4次浏览

王英良:在關鍵時刻,特朗普力圖拋棄“疫情議題”,實施“跳島戰略”,直奔自身的優勢競選項,但民眾已經覺醒。

白宮“淪陷”於新冠之後,特朗普怎麽辦?
近期國際社會最大的新聞並不是高加索兩個小國之間的炮火轟鳴,而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確診新冠,以及他突然回到權力中心後,媒體曝光出防衛森嚴的白宮被新冠病毒攻破,特朗普身邊一眾高級幕僚以及一批軍事將領感染的新聞。

如果是窮國、弱國遇到這樣的“悲劇”,可以說是囿於客觀經濟條件無力預防病毒,然而哪怕是最窮的非洲國家也沒有發生因為疫情而導致執政黨政治精英群體性感染的事件。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美國迎來這樣的局麵,對特朗普政府而言,可以說是一起典型的“政治醜聞”。

白宮以及共和黨高層等政治精英感染的嚴重性是世界防疫史所罕見的。第一夫人梅拉妮婭、助手霍普•希克斯、白宮新聞發言人凱莉•麥肯內妮、白宮顧問史蒂芬•米勒、海岸防衛隊官員查爾斯•雷上將、馬克•米利將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羅娜•麥克丹尼爾、共和黨參議員麥克•李、共和黨參議員湯•提裏斯等悉數未能幸免。

還未痊愈的特朗普依舊沉迷於“壞事變好事”的“辯證”邏輯,沉迷於自導自演的“勝利”中不能自拔。他整天都在社交媒體上發帖,企圖利用他的患病經曆,來證明他的總體對策,即保持國家運轉、即使病例增加也在所不惜,是有道理的。特朗普在Twitter上寫道:“盡管有疫苗,每年還是有很多人死於流感,有時甚至超過10萬。我們要關閉我們的國家嗎?不,我們已經學會與之共存,就像我們正在學會與COVID共存一樣,在大多數人群中,其致死率要低得多!!!”從特朗普的話語中,可以使人明顯感到其違背常識和常理,甚至不符合社會道德倫理。

通常,政治醜聞是被視為道德或法律上錯誤的行為或事件,會引起公眾的憤怒。盡管美國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總統如何進行疫情防控,但疫情在全美引發的混亂,激化聯邦與州政府矛盾,激化族群矛盾、階層矛盾,使得美國陷入認同危機,產生政黨重組和治理困境。疫情產生的人道主義災難進一步打破了特朗普“讓美國繼續偉大”的神話泡沫,特朗普執政的道德基礎在動搖,民眾信任開始逆轉。

按照政治學的邏輯,民眾選舉總統不僅要求其正確履行總統的職責,確保民眾的福利水平以及國家安全,同時作為公眾政治人物,總統被要求肩負特定的道德使命,這種道德不僅包含遵守法律、社會戒律,言行也須反映社會主流價值觀和倫理規範以及基督教美德等,這些往往構成總統的執政權威。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就曾經指出,總統之職主要是一股道德領導力。曆史學家羅伯特•達列克(Robert
Dallek)更是明白地點明“總統是這個國家的道德權威中心”。美國民眾對總統的選擇往往傾向於:白人精英,愛國主義,信仰基督教,強勢並富有道德。特朗普上台改變了美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總統的規範。而特朗普在應對疫情事務上顯然缺乏信用和常識,“空喊口號”和“反智主義”使得美國成為全球疫情重災區,國家恢複正常顯得遙遙無期。特朗普自己更像一隻埋在地上的鴕鳥,最終也為自己的“無知”付出代價。

特朗普應對疫情的失利,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反建製主義”目前已經走入死胡同。政治極化造成兩黨在各個領域的鬥爭,消耗資源,製造無數的政策泡沫,卻無力阻止美國走向脆弱。疫情更像是一枚“毒刺”刺破了美國神話。疫情籠罩下,政府無力和核心精英團體的內訌使人大跌眼鏡。

事實上,在特朗普身上更多地表現出“實用主義”,在這種動機下,常識可以被歪曲,真相可以被視而不見,因為政治“勝選”才是其核心利益。特朗普時常表現出一副為美國命運而戰的形象,有舍我其誰的氣魄和“人設”,其政策在起初招攬了一批具有“民族主義”和“複興美國”情懷的政治精英。然而疫情改變了一切。

特朗普在三年多的執政中,主要“政績”包括初步提振了美國經濟,界定中國為“戰略競爭者”開啟與中國的戰略競爭,發動貿易戰和投資保護主義,清理奧巴馬時期政治遺產,修建美墨邊界牆,擊殺伊朗將軍蘇萊曼尼等。曆史傾向於把“武功”作為評價總統領導能力的最重要的標誌,但其實,特朗普卻在“武功”方麵難以與前任匹敵。戰爭往往並不是衡量總統偉大與否的唯一標準,承擔保護國家和民眾安全的使命更是一個重要的指標。而專權、無能力解決經濟危機和未能保障公民生命權利,無疑是失敗總統的表征。從目前的結果看,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及其處置已經超越了特朗普的個人認知和執政能力。在疫情多輪次的大爆發直到席卷白宮之際,特朗普始終沒有表現出應有的領導力,“白宮淪陷”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政治醜聞”,反映的是總統在某一些領域上的治理能力不足。

世界衛生組織於2016年發布的報告《傳染病暴發期間倫理問題處理指南》(Guidance for Managing Ethical
Issues in Infectious Disease
Outbreaks)指出,當傳染病暴發時,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需要履行以下義務:確保國家公共衛生法律資源充足;在傳染病爆發期間製定公共衛生幹預措施以及相關法律法規作為依據和基礎;各國應審查其公共衛生相關法律,以確保法律在賦予政府足夠的權力來應對傳染病的同時,還應向個人提供適當的人權保護。同時,世衛組織要求各國進行社會動員,利用社區力量,關注特別弱勢群體的境遇;合理掌握稀缺資源的分配,實施緊密的公共衛生監測,在必要時實施限製行動自由的法令,引導民眾正確對待恐懼和絕望,建立和保持社區以及民眾的信任等。這可以說是一種國際規範,但特朗普完全不是這樣做,美國更沒有在國際社會中表現出應有的大國榜樣和風範。

如果說各州的疫情特朗普可以推托說是州政府事務,聯邦不便幹預,那隨著白宮、內閣以及軍隊高層疫情感染的進一步披露,特朗普越發難以解釋如此惡性的事故中總統的“失職”。他更不可能將“口頭勝利”當作真實的勝利,作為自身競選資本。最終美國公眾會意識到這是特朗普政府的無能,遠不是特朗普一貫的“嬉皮笑臉”,不斷用推特“修飾”就能讓人忘卻的悲劇,其本質是一起重大且可能需追責的“政治醜聞”。事實上,隨著特朗普蠻橫無理地以權力推動他自己的“防疫”思路,這種壓製使得一些堅持科學真理的“事務型官員”以抗議和離職來抵製。比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官員裏克•布萊特在10月6日宣布辭職,理由是特朗普政府忽視科學專業知識,推翻公共衛生指導意見,不尊重科學家,導致大量美國人感染新冠病毒或因此死亡,他無法繼續為這樣一個將政治淩駕於科學之上的政府工作。在疫情醜聞的外壓下,特朗普政府的“技術型”官僚既要“自保”,又要忍受低效而緩慢的政府行政官僚作風,在對總統負責與對民眾負責之間,特朗普的團隊正出現“內部分裂”趨勢。

隨著美國社會變得更加世俗化,族裔更加多樣化,大眾媒體的分裂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導致其更加原子化,總統作為道德仲裁者的角色日益深化。而特朗普往往以“讓美國更加偉大”作為其政治動員的口號。在大而空的口號下,諸如疫情等棘手的社會問題就沒有得到良好解決。在應對全國性疫情上,特朗普與各州就資金和物資分配產生衝突,其推諉、懈怠、回避成為一種常態,疫情的消極後果直接拉低了其民調支持率。這使得特朗普深刻地感受到危機,而越驚慌越亂,越亂在處理疫情上越沒有分寸,越不承認其“失敗”。在關鍵時刻,特朗普力圖拋棄“疫情議題”,實施“跳島戰略”,直奔自身的優勢競選項,然而美國民眾已經覺醒。特朗普繼續淡化自己的新冠感染和民眾大規模死亡的消極影響,不實事求是,不勇於承擔責任,這終將激起民眾的反感。

美國公民對總統的期待很多,所以他們會選擇用神聖的選票實現“優勝劣汰”,總統選舉本身是一種政治更新機製,也是一種代議形式。目前形勢開始向好拜登,畢竟美國民眾期待的總統是一個高能的危機處理者,全國士氣鼓舞者,議程設置者。他們期望總統在外交、經濟和國內政策方麵發揮領導作用。他們期待總統能夠與普通民眾溝通,傾聽民眾的苦難和無助,比普通的民眾更聰明、堅強,更富有同情心和誠實的品質。然而特朗普及其領導的白宮因為被疫情“攻破”,“堡壘”淪陷,重要的國家政治象征也在疫情中沒落,這一“醜聞”確讓美國民眾失望了。特朗普將很難跨越民眾心中的“道德坎”,在道德上站不住腳的政治人物很難在政治上站得住腳。

美國人懷念建國先賢的道德和政治品質,曆史戲劇性地把優勢讓給了民主黨及其候選人拜登。特朗普出院的次日即2020年10月6日,也是在葛底斯堡戰役一個半世紀後,拜登發表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演講。拜登提出美國正處於危險之中,重新號召美國民眾團結,恢複國家信任,停止黨爭,共同應對疫情;號召美國民眾正視病毒而非將其“政治化”,呼籲美國民眾為國家的靈魂而戰。在這一點上,拜登較好地把握好了美國民眾對現狀的失望,力求重新回歸傳統政治價值,號召政治精英團結,不空喊口號。這裏,拜登依然代表的是美國傳統的“建製主義”政治文化和傳統的政治精英意識形態。無論拜登在標誌性的時間節點和地點上的演講能否成為曆史性的“集結號”,毫無疑問,是特朗普的“抗疫失利”給了拜登最好的機遇和資本。

1863年的葛底斯堡戰役是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發生在賓夕法尼亞州葛底斯堡及其附近地區的一場決定性戰役,是南北戰爭中最著名的戰役,被認為是美國內戰的轉折點。雄心勃勃的拜登也想推動新的一輪決定美國命運的“戰役”。

依然陶醉於“精神勝利法”和期許連任“使美國繼續偉大”的特朗普,聽到葛底斯堡湖畔邊的新聲音和民眾心中的呼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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