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遵義（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斯坦福大學李國鼎經濟發展榮休講座教授）
01、改革循初期的環
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開始了第二種循環，即“國際循環”。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雙循環”的恢複。但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主要重點仍然是國內循環。
此外，也有意分離了兩個循環。例如，外商直接投資人在中國經營的“加工和組裝”製造業務必須進口其所有設備和其他投入，有時還需要自己發電，以免在國內層麵產生任何投入上的需求；同時，出口其所有產出，以免在國內層麵增加任何供應。這種分離使中央經濟計劃能夠像以前一樣繼續發揮作用。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
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雙循環是完全相互獨立的，彼此互無聯係。在一個循環中生產的商品和服務不能用於供應另一循環，反之亦然。“兩者永遠不會相遇。”唯一的共同聯係是“加工與裝配”業務所雇用的勞動力以及經濟特區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
但是，由於中國勞動力供大於求，外國直接投資者雇用勞動力不會對國內勞動力市場或工資率產生影響。當時，土地也處於過剩狀態，而外商直接投資承租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土地用於其他任何目的，因此也不會影響國內經濟。這些安排的目的是使國內經濟完全不受任何可能的國際動蕩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的雙循環可以描述為是兩個不相交的圈子，一個代表國內循環，另一個代表國際循環，彼此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重疊。主導的循環仍然是國內循環。
02、雙循環的演變
圖1顯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國商品和服務進出口額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顯然，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國際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僅有一年超過10％，在1960年至1978年間平均占比僅7.1％。
圖1: 中國商品和服務的進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1978年至1994年，人民幣匯率經曆了一係列調整，最終使人民幣成為經常賬戶可兌換貨幣，並於1994年1月1日起大幅貶值（參見圖2）。結果是，出口開始增長，外商直接投資（FDI）開始流入中國（參見圖3），使中國成為出口的生產基地，利用其低成本（特別是以美元計算）的勞動力優勢。
圖2: 人民幣名義匯率（元／美元，1978年至今）
圖3: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占國內投資總額的百分比
1993年，外國對華直接投資在中國國內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達到峰值，15％，但此後一直下降，到2019年降至僅3％。這反映了在國內投資總額中，來自國內的投資有所增加（參見圖4，國內投資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隨時間的增長）。
在圖4中，筆者列出了國內最終總需求的各個組成部分：居民消費（C），國內投資總額（I）和政府經常性支出（G）。如圖4所示，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52年的65.6％下降至2019年的38.8％，降幅明顯，這部分地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國政府多年來保持低人力成本政策。中國是世界範圍內居民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最低的國家之一（美國相應的份額為68％）。
相比之下，國內投資總額的占比幾乎翻了一番，從1952年的不到22％增至2019年的43.1％（2011年達到頂峰時超過47％）。政府支出的比重比較穩定，從1952年的13.5％逐漸增加到2019年的16.6％，在2000年達到頂峰的16.9％。這意味著在中國，國內投資總額仍然是總需求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圖4: 居民消費、國內投資總額、政府經常性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
衡量雙循環相對規模的一個有用指標是國際交易（商品和服務的出口（X）與進口（M）之和）與國內交易（居民消費（C），國內投資（I）和政府經常性支出（G）之和）的比率。
如圖5所示，在1980年之前，國際循環相比國內循環僅是很小一部分。在1980年至1993年間，該比率從10％增長到25.7％。1994年，人民幣經曆了大幅貶值並成為經常賬戶可兌換貨幣，該比重從25.7％躍升至35.7％。此後一直保持在該水平，直到2000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當人民幣再次開始升值時，在2006年達到68％以上的峰值。隨後，在2008年至2009年間發生了全球金融危機，現在已經回落到36.7％，與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水平相當。
這個比率大概是國際化的一個可維持的水平。多年以來，中國國內需求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中國經濟不再隻是作為世界工廠，也已成為世界市場。
圖5: 國際循環與國內循環之比（百分比）
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幾年，有可能是由於人民幣匯率被高估，國際循環的相對重要性被低估。而由於缺乏可靠的外匯支付來源，被高估的匯率也會抑製出口，從而間接抑製進口。
03、是否有可能完全封閉，完全自給自足？
盡管原則上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完全封閉和完全自給自足，就像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大部分時間裏所做的那樣，如今的朝鮮似乎仍是如此。但是從經濟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是絕對不可取的。
兩個貿易夥伴國家之間的自願國際貿易始終是雙贏的，因為雙方的選擇範圍都擴大了，兩國的福利必然是增加而不是減少，除非兩國碰巧在每個部門和行業都具有相同的比較優勢。因此，非自願性地減少國際貿易始終是雙輸的。
中國一直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其貿易夥伴國家也是。然而，盡管經濟全球化為所有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它也在每個國家中塑造了贏家和輸家。自由市場隻會獎勵贏家，而不會補償輸家。經濟全球化實際上在每個國家中都產生了足夠的收益，因此，從原則上講，每個人都可以變得更好。但是，賠償本國“輸家”的責任落到了每個政府上。問題在於，大多數國家沒有對輸家作充分補償，而中國則確保所有人都能受益。
如今，除非讓實際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中國才有可能實現完全自給自足。在過去的四十年中，中國產品的質量有了很大提高，部分原因是與進口產品競爭並且“邊做邊學”。然而，中國目前仍存在無法生產的產品，如大型飛機和先進的半導體。
中國目前也存在國內產能無法完全滿足國內需求量的商品，如食品、石油、銅和鐵礦石。這些產品和商品目前大量是進口。如果中國完全放棄國際循環，則意味著將沒有這些產品和商品，或隻有有限數量。
因此，回到單一國內循環並不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中國確實需要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應等同於自給自足。中國不能通過退出世界而獲勝。與美國的經濟脫鉤並不意味著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脫鉤。為了維持國際循環，中國需要世界其他主要貿易國家的支持，特別是歐元區國家。
04、阻礙可持續性的因素
可能有許多原因導致可持續發展的失敗。如，長期大量的貿易順差或逆差不可能持續下去。
圖6顯示了1960年至2019年中國國際貿易收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從1960年到1994年，中國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差額平均為零。中國的貿易順差在2007年達到頂峰，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8％，但此後在2019年又回落至不到2％。展望未來，中國的目標是實現接近於零的貿易平衡。
圖6: 中國國際貿易收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如果關鍵的供應鏈被打斷，可持續性也將受損，如果有關鍵的產品或投入由於某種原因而無法進口。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找到替代的進口來源或國內替代品。任何大國都不應過分依賴國際需求或供應，國際需求或供應可能由於許多不同的原因而中斷甚至停止，尤其是不能依賴單一國家。即使其供應商是在最友善的盟國中，僅依靠單一供應商仍有很高風險。
可能破壞關鍵供應鏈的不可預見事件不僅包括貿易戰和大流行，還包括地震、洪水、颶風、龍卷風和海嘯等自然災害，破產和大火等人為災害，以及諸如三英裏島、切爾諾貝利和福島等核事故，更不用提禁運、戰爭和其他地緣政治衝突與糾紛。
美國三英裏島核電站，圖片來自網絡
雖然第二來源會增加交易成本，但就像購買保險一樣，既有淨成本，也有益處。擁有備用的第二來源可以防止壟斷，降低壟斷勢力和由此產生的壟斷租金，形成更穩定、更具競爭力的世界經濟，對所有消費者都有利。有了第二來源，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產品出口管製就失去了其用處，最後隻會傷害自己國家的製造商。
但是擁有第二來源不應等同於試圖實現完全自給自足。在另一個國家/地區擁有第二來源，盡管往往隻是作為一種可能性而存在，在很多情況就已足夠。儲備庫存是另一種選擇，但從長遠來看，這並不是一個可持續的策略。
通過適當多樣化供應來源，也可以減輕關鍵商品進口可能受阻的潛在影響。食品、石油和金屬礦石在世界範圍內有廣泛供應，適當多樣化進口來源為避免意外供應中斷提供了保障。庫存是一種可行但隻能臨時適用的保障措施。
此外，即使中國經濟繼續增長，中國對銅和鐵礦石等進口原材料的依賴最終也會下降。舊汽車和卡車，用過的電纜和電線中的廢金屬可以回收利用，並且可以替代當前進口的大部分原材料。甚至紙張和木材也可以回收利用。這將為國際循環逐步過渡到國內循環創造良好條件。
然而，禁止從美國或其他國家向中國出口諸如先進半導體和半導體製造設備等關鍵產品的禁令依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這些禁令難以輕易緩解。
實際上，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伴侶號”時刻。蘇聯在1957年將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軌道，當時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關鍵時刻，呼籲加快本土創新，以實現這些行業的突破。這將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時間投入。中國必須在這些關鍵行業中自力更生。為了鼓勵創新，中國還必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在關鍵的核心技術中，自力更生實際上是慣例而不是例外。前蘇聯、法國、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鮮都在沒有任何外國援助的情況下在本地發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1964年，中國仍然非常貧窮，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於200美元（按2019年價格計算），但中國仍得以成功開發了原子彈。如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10,000美元，中國應該能夠找到確保自身先進半導體和半導體製造設備供應的解決方案。但是，這種必要的自力更生應與完全自給自足區分開。
不僅對於中國，而且對於整個地球來說，可持續發展的另一個障礙與氣候變化和全球變暖相關。在這方麵，中國致力於2015年所提出的《巴黎協定》，並很有可能在商定的時間表之前履行其義務。中國也一直在積極發展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
可持續性還可能取決於可用勞動力的供應。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定義為16至60歲之間）可能已進入下降階段。但是，至少在此過程中，中國可以通過適當地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來解決這一問題。目前法定退休年齡是女性為55歲，男性為60歲。（退休年齡標準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確定的，當時預期壽命在60歲以下。）鑒於當今中國的預期壽命更長，將70歲作為所有人的法定退休年齡似乎是相當合理，尤其是與年滿60歲提前退休的選項相結合。
當然，60歲退休的人與70歲退休的人“界定供款”養老金計劃下享有的退休福利將有所不同，在60歲退休的人將減少十年的繳費時間，同時其養老金本金獲取收益的時間也會縮短。
圖片來自新浪公益
相關的，我們應該為熟悉的通過進口關稅保護新興產業的“幼稚產業”理論再增加一個擴展。
傳統的“幼稚產業”論點基本上是說，一個新興產業需要一定時期內的關稅保護，以便其有機會成長並能夠參與國際競爭。但是，存在另一種情況，一國被拒絕使用絕對必要的特定產品或技術，並且不能以任何價格購買該特定產品或技術。
這種情況下，該國別無選擇，隻能嚐試自己生產。此類生產可能需要在啟動階段提供補貼，直到該產品生產成本約等於國際市場價格為止。在國內沒有該產品生產的情況下，國內和國際循環都可能受到阻礙。因此，對於傳統的“幼稚產業”，采取關稅保護可能是合理的，而對於擴展的這種情況，補貼可能也是合理的。
05、結論
擴大居民消費在中國總需求的比重是當務之急。這就需要增加勞動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這進而需要提高平均工資水平。
低工資政策是中國過去所有非農業工人直接或間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工資水平由中央決定的時代的遺留。如今麵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引起大規模工資通脹的情況下改變低工資政策，而這又可能導致大規模商品通脹。
然而，中國人改善生活的需求不能完全通過私人家庭消費的增加來滿足。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增加公共消費，包括環境保護和恢複，創造和維護青山綠水，提供可負擔的醫療保健和老年護理，為所有人提供足夠的社會保障網絡。政府還必須承擔起責任，支持中國本土創新能力的擴展，尤其是通過基礎研究，以確保雙循環的可持續發展。
如前所述，隻要經濟開放，就會不斷創造“贏家”和“輸家”。自由市場體係本身不會補償輸家。政府的職責是對“贏家”的收益征稅，並用收益補償“輸家”。除非“輸家”得到補償，否則他們將反對經濟全球化，而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
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麵已經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就。在過去的40年中，中國有8億人擺脫了貧困。到今年年底，中國將沒有任何一個人處於貧困線以下！因此，中國可以自豪地說，中國沒有“輸家”：與1978年相比，每個人都是“贏家”。減輕和消除貧困不僅可以促進收入分配公平，而且可以增加總體居民消費需求，因為低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
如今中國麵臨的最大風險是再次與世界其他國家隔絕。中國必須繼續積極參與世界經濟，貢獻自己的力量，維護國際秩序。可以認真考慮與誌同道合的國家相互實施三個零戰略，即零關稅、零非關稅壁壘和零補貼，當然同時不排除“幼稚產業”的例外情況。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學者警告：中國麵臨的最大風險是再次與世界隔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