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們持什麽樣的政治觀點，他們幾乎總是聽那些說他們想聽的話的人。
因此，白宮和幾位州長正在認真聽取《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建議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個宣言是一群有足夠資曆的科學家提出的，他們想把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疾病的政策轉向實現群體免疫，達到一個有足夠多的人對病毒免疫、讓病毒的傳播變得不太可能的狀態。
他們想通過讓“死亡風險最小的人正常生活”來實現群體免疫。他們說，這會“讓他們通過自然感染增強對病毒的免疫力，同時更好地保護處於高風險的人，我們稱之為重點保護”。
這些學者顯然屬於一個不同於主流的少數派。他們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大多數同事譴責他們的提議不可行、不道德——甚至如哈佛醫學院教授、現在領導著一個全球健康基金會的威廉·哈茲爾廷(William
Haseltine)上周對CNN所說的那樣，這等於“大屠殺”。
但誰是對的呢？
宣言的簽署者確實說得有點道理。旨在減少死亡的限製措施能導致真實的傷害，包括（但絕不僅限於）對經濟的壓力，以及家庭暴力和藥物濫用的增加，癌症篩查的減少等等。那些獨自生活的人在遭受隔離帶來的真實痛苦，年輕人有理由感到憤憤不平，他們不能接受實質性的教育，失去了本該有的高中畢業舞會的記憶，或在大學宿舍裏的淩晨2點、某個運動隊、某些其他活動中建立起來的長期友誼。
因此，回到某種類似於正常的狀態——把所有的人從某種監獄裏釋放出來——的想法很有吸引力，甚至很誘人。但當人們仔細檢查宣言中三個極其重要的疏漏後，這個想法就不那麽有吸引力了。
首先，它沒有提對低風險人群中的感染者的傷害，但許多人的恢複過程緩慢。更嚴重的是，相當數量的人的心髒和肺受到損害，包括那些沒有症狀的人。一項對100名康複了的成年人的最近研究發現，其中78人有心髒受損的跡象。我們完全不知道這種損害是否會縮短他們的壽命或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
第二，宣言幾乎沒有提如何保護易感群體。不讓小孩去見住在另一個城市的祖父母比較容易，但如果小孩與祖父母住在一起會怎樣呢？怎麽保護一名25歲的糖尿病患者，或癌症幸存者、肥胖者以及其他需要每天去上班的患有伴隨疾病的人？定睛一看，宣言所謂的“重點保護”成了三張牌猜王後的遊戲，誰也拿不準。
第三，宣言沒提這種政策會導致多少人死亡。答案是很多。
白宮曾用過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簡稱IHME）建立的大流行病模型，據該研究所預測，即使繼續采取目前的限製措施，到明年2月1日，美國的死亡人數也會達到41.5萬人左右。如果簡單地放鬆這些限製——而不是完全取消，采取群體免疫政策就要求完全取消——死亡人數可能會上升到多達571527人。這隻是截止明年2月1日。該模型預測，那時的每日死亡人數仍將繼續上升。
那時我們會實現群體免疫嗎？不會。
當足夠多的人通過自然感染或疫苗獲得免疫力的時候，就會出現群體免疫，讓疫情最終消失。據我的計算，即使放鬆了限製措施，到明年2月1日也隻有25%的人口會受過感染。最樂觀的模型表明，43%的人口受過感染後，可能出現群體免疫，但許多人估計，60%至70%的人口受過感染後，疫情傳播趨勢才會決定性地下降。
這些都是模型。來自監獄人口和拉丁美洲的實際數據表明，直到60%的人口被感染後，傳播才會變慢。（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目前隻有大約10%的美國人口被感染。）
會有怎樣的代價呢？即使通過隻是40%的人口被感染或接種疫苗來實現群體免疫，IHME的估計是，總共會有80萬美國人死亡。實現群體免疫所需的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遠遠超過100萬。
這個代價足以令人震驚，但如果從病毒的直接影響中恢複過來的人的心髒、肺或其他器官受到不可治愈的損害，從而導致過早死亡或喪失能力的話，情況可能會更糟。但我們要在幾年後才會知道。
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一些後遺症直到20世紀20年代或更晚的時候才表現出來。例如，在1919年流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長大成人後的健康狀況比在高峰期前後出生的孩子更差。有一種猜測是，流感導致了一種叫昏睡性腦炎的疾病，這種疾病在20世紀20年代幾乎是一種流行病，但後來消失了。奧利弗·薩克斯(Oliver
Sacks)的《覺醒》(Awakenings)一書中有對患者的描述。1918年的大流行以及其他病毒已被發現與帕金森氏症有關聯。
群體免疫的支持者以瑞典為例。雖然瑞典官員否認曾積極推行這一策略，但他們從未停止經濟運行，也沒有關閉大多數學校，而且他們至今仍不建議人們戴口罩。瑞典的鄰國丹麥和挪威則建議戴口罩。瑞典每10萬人的新冠病毒死亡率是丹麥的5倍、挪威的11倍。這些死亡是否帶來了經濟繁榮呢？沒有。瑞典的GDP在第二季度下降了8.3%，相比之下，丹麥和挪威的GDP分別下降了6.8%和5.1%。
最後，《大巴林頓宣言》針對的是一個假想政策，它反對的是今年3月開始的那種大規模的、全麵的行動限製。現在沒人建議那樣做。
有其他的選擇嗎？一直有一個簡單的做法，絕大多數公共衛生專家好幾個月來一直在建議這些：保持社交距離、不去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勤洗手，建立一個完善的接觸者追蹤係統，為那些被要求自我隔離的人提供支持，並在必要的時候和必要的地點采取選擇性的封閉措施。
一些州聽取了這些建議並已看到了不錯的效果，許多學校也聽取了建議，在恢複課堂教學後並未看到感染人數激增。但特朗普政府和太多的州長們從未支持這些措施，太多的州過早地重新開放，而且一直沒有做好病毒檢測工作。
更糟糕的是，白宮差不多已經接受了群體免疫，而且還用錯誤信息毒害公眾，使得幾乎不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有全國性的、幾乎所有人都遵守的公共衛生建議。結果是，美國的情況很糟糕，不可能像韓國（441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澳大利亞（904例）、日本（1657例）和其他幾個國家那樣基本上遏製了這種病毒。但我們仍可以爭取有與加拿大和德國類似的結果。上周五，加拿大有23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德國有24例。
要做到這點，最終需要按照公共衛生專家們已經提了幾個月的建議去做。這不會在現在的白宮發生，尤其是白宮如今差不多已在公開提倡群體免疫，但各個州、各個市，以及人民可以自己行動起來。
包括單克隆抗體藥物、快速抗原檢測、甚至疫苗在內的一切，都不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良方。但所有這些都會有所幫助。而且，在追求群體免疫的政策下將會死亡的數十萬美國人，也將繼續活下去。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紐時：那些“群體免疫”支持者沒有告訴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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