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州：民主黨的藍是美國最終的曆史必然？
「藍州之所以為藍，是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是社會現代化的自然結果」——這一個判斷對於任何對現代化（下文將有定義）有絕對正麵評價的人來說，很可能是個極其爭議的論點。
首先，何謂「藍州」？
其實紅與藍分別代表共和黨及民主黨是2000年才正式獲得公認的顏色分類。用顏色代表政黨伴隨著彩色電視出現，起初各大電視台的選色都不一致，例如美國廣播電台（ABC）1976年曾用黃色代表共和黨，而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遲至1996年尚以紅色代表民主黨、藍色代表共和黨。
到了2000年總統大選出現爭議，各大媒體為方便觀眾一眼看清最新形勢，才統一了今天「紅共和、藍民主」的顏色分類。
如果我們以2000年以來的四次總統大選結果作分類，「死忠」藍營的州份在地理上都集中在美國東西兩岸。西岸北至華盛頓州，南至加州全是民主黨的天下。東岸的新英格蘭地區，加上紐約、新澤西、馬裏蘭、特拉華等鄰近州份也是明顯一片藍。
從人口背景上看，藍州人口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都比紅州為高，而其宗教虔誠度更明顯低於他州。2016年之後，以教育水平推測黨派忠誠更成了主流論述之一。
城市盡皆藍
不過，更能預測一州紅藍的，似乎是該州的城市人口比例。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2010年的數據，在高於美國全國平均城市人口比例的19個州份或地區（包括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中，有13個過去四屆總統選舉也是堅定的藍營，而屬於堅定紅營的隻有3個，而後者的其中兩州本年更變成了搖擺州。
相較之下，在比全國平均城市人口比例低的32個州中，19個州也屬於堅定紅營，而屬於堅定藍營的隻得四個。
即使在傳統的紅州內部，我們也可以看到民主黨陣營集中在城市，而共和黨陣營集中在市外的地區。例如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之中，德州人口超過50萬的六個城市之中，其中五個也由特朗普的對手希拉裏勝出。
社會學家普遍接受「城市化」與「現代化」的相關性，無論在跨時間的縱貫性研究，還是同一時間點的橫斷麵研究，無論研究者如何確切定義「城市化」和「現代化」，兩者都一致顯示出共同變量的現象。美國已故社會學家Allan
Schnaiberg在70年代的一篇有關城市化如何導致現代化的文章當中就指出，城市化與現代化的相關性已是一個毫不重要的觀察。
而美國藍營集中大城市的現象，也正正可以「現代化」的意識形態趨向來解釋。
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核心
本文所指的「現代化」是一種現代社會普遍意識形態轉變的趨向。引德國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1929年文章《中性化與去政治化的時代》（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中「中性化」（Neutralization）的概念來說，現代化（的一個麵向）就是一個將所有有可能引起人與人之間衝突的差別——諸如宗教、文化、種族等——「中性化」的趨向，使得這些差別不再屬於公共領域，再沒有公開的高下之別，而隻屬於不牽涉外人的私人領域，最終帶來一個人人皆可和平共處的多元價值社會。
在「中性化」的趨向下，所有以往有高下之別的價值或其他區分，都至少需要以平等的方式對待。例如一個「現代」的基督教教徒雖然認為穆斯林的信仰是錯誤的，但也不認為國家機器應該迫其改信，又或者讓他們受到不平等待遇。在種族、家庭背景、文化習慣等層麵，這種「平等對待一切」的趨向也一一適用。
「中性化」為現代社會帶來了兩大核心理念，一是「平等」，二是「包容」。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差別，隻是不同而沒有高低，平等的基礎在於人作為人的根本身份，或者一個國家國民的身份。在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之中，平等就體現在人人皆享有的基礎福利、政治權利，以及機會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之上。
平等之下的包容
部份人士眼見機會的平等會帶來結果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outcome），認為這是由於社會結構沒有尊重人人平等，於是希望在結果上也能獲得更多的財富再分配。類似的例子，就顯出「中性化」同樣是一個「平等化」的趨向。
同樣地，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並不是高低之別，人們對於宗教、信念、文化、種族、出身與自己不同的人都趨向「包容」。在沒有終極最高價值的社會之中，這一種包容為人們帶來了「自由」的最大化——在不幹涉他人自由之下最大的自由——而在這個角度來看，最大化的自由也是人人平等的。
這一種現代化中「包容」的時代精神，在最廣的層麵，體現在20世紀哲學家卡納（Rudolf
Carnap）以來對所有普遍性世界觀的包容原則（Principle of
Tolerance）。在實際操作上，這種精神則為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的「包容謬論」（Paradox of
Tolerance）所設限：一個包容的社會所不能包容的，就是那些不包容的人。
不包容的人，當然就是指相信在公共領域之下，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例如宗教、種族——仍有高低之別，而這種高低之別須要在法律等社會結構中得到體現的人。
這一套對於現代化的抽象描述，其實幾可解釋所有民主黨支持者的政治主張和行動，以至他們與共和黨人的不同之處。
如何理解藍營政治？
在經濟層麵，民主黨傾向向富人徵收較重稅率、提高最低工資等，追求更大幅度的財富再分配，這其實就是要「平等化」結果的不平等。
在醫保議題之上，民主黨人若非支持政府醫保，就是支持直接由政府取代所有私營醫療保險提供者，其核心原理也是建基於「人作為人而有的平等」——健康是基本人權，所有人都應該有同樣的醫療待遇，而不應出現富人比窮人更有可能有好的健康的情況。
在種族、性別、性向等平權之上，民主黨的主張符合了「中性化」的趨向，即在公共領域之中，不同種族、性別、性向等都不應有高低之別。例如在婚姻的承認上，我們不應視異性結合為常態、同性結合為異常，而認為前者應當有較高的待遇——也正如當下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他雖是虔誠天主教徒，但這隻屬私人場域的信仰，不影響他支持女性擁有墮胎與否的決定權。
共和黨人傾向認為國家應該在某些議題上指明「正確」方向，譬如在基督教信仰問題上，政府就應該大力推崇信仰。這在民主黨人眼中，卻會被視作對宗教平等沒有包容性。
如果我們相信城市化與現代化是曆史的必然發展路徑，2020年美國大選勝敗誰屬其實隻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隨著美國的進一步城市化，進一步與世界相容，最終整個國家都將走上民主黨目前所主張的政綱。而今天更多出現「紅州變成搖擺州」，乃至「搖擺州變成藍州」的情況，也似乎在印證這發展路徑。
可是，曆史未必有所謂的「必然」。當「平等化」這個壓平一切差異的浪潮，愈加觸及一些人不願意接受的領域時，這個浪潮也有可能會被另一個朝相反方向的巨浪蓋過。
紅州：共和黨的紅是「反世俗」的顏色？
在美國大選的政治術語中，「紅州」是指在總統大選中慣性投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州，藍州則對應民主黨。
然而，紅州與藍州的區別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它們在地理、人口、教育、宗教等方麵都有差異。或許可以說，紅州和藍州「與現代性的關係」存在差異。
首先，美國哪裏才是「紅州」呢？
最近數十年，在曆屆美國總統大選中穩定投給共和黨的州份，都位於遠離沿海地區的中西部平原和山地。譬如猶他、堪薩斯、俄克拉荷馬和愛達荷等州自1968年以來始終是共和黨的堅固票倉。
在80年代，南方也已明顯地向共和黨靠攏。德州、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和南卡羅來納自1980年以來都投了共和黨的票。而自2000年以來，亞利桑那、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蘇裏、田納西、肯塔基和西維珍尼亞也都一直投票支持共和黨。
下圖根據過去4次總統選舉（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大選）的投票情況，對美國進行了紅藍兩州的劃分。
紅色農村包圍藍色城市
為什麽中西部和南部各州的選票絕大多數都投給了共和黨？簡而言之，就是因為這些州的社會構成與藍州不同。政治學家早就發現社會人口變量會影響政治派別，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城市與農村的差距。
逐縣、逐區的選舉結果顯示，美國政治分野在於自由派城市與保守派鄉村之間。城市化程度較低的美國中部或南方傾向於投紅票，這並不奇怪。
當然，細究各州內部情況，它們既不是完全的紅色，也不是完全的藍色。在一個州內，最常見的情況是紅色的鄉村包圍著藍色的城市。隻不過，由於48州皆實行「贏家通吃」（winner-takes-all）選舉製度，且有夾雜濃鬱黨派鬥爭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情況，導致一個州的紅藍與否隻能以「一刀切」的方式由該州大部分人決定。
地圖上或紅或藍的各州，其實沒能展現一個關鍵問題：當我們看向縣級層麵，美國的兩極化正愈發嚴重，而這也影響著政治走向：2016年，61%的美國選民居住在「壓倒性縣」（landslide
counties），即該縣勝選人的得票率比對手高20個百分點以上。1992年，這個數字是39%，1976年隻有27%。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各縣結果，紅色或藍色的深淺代表特朗普或希拉裏的勝率。（維基百科公共領域，Ali Zifan）
為什麽城鄉差距在政治上如此重要？因為它反映了許多其他的差異。城市往往集中了經濟、教育等領域不同的資源與機遇，而城市國民與郊區國民對世界的體驗非常不同：在城市住居的人就學年月更長，工作經驗更為豐富，性關係更多樣化，去教堂的次數更少，等等。
根據2016年大選的票站調查，當各州擁有更年長、更多白人、更多已婚人士、更多基督教徒（尤其是福音派或重生派）、教育程度較低和工會參與度較低的人時，這些州更有可能是「紅州」。相反，如果有更多未婚、更年輕、種族更多元或LGBT身分的選民，則意味著該州更更有可能投票給民主黨。
上述對「紅州」選民的描述是典型的美國「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簡稱WASP)，他們已經結婚，找到一份好工作，並搬到郊區成家立室或退休，而對「藍州」選民的描述則更接近一般城市居民，學生或年輕工人。
美國保守主義的根源：沒有世俗主義的現代化
上述對紅州的描述，如居民年齡較大、有更多白人居民、已婚居民等等，隻是統計學上的相關性。對於了解一個州的人口結構是有用的，但它們並不能告訴我們這種選民為什麽會被右派政治所吸引。為此，我們有必要了解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曆史。
美國人喜歡提醒自己，美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是啟蒙理想的直接結果。「美國國父」沉浸在歐洲的知識傳統中，接受政治代議製，提倡個人主義，並為實施這些理想而與君主製進行了一場革命戰爭。
然而，全國各地學校所宣傳的這種美好的畫麵，隻講述了故事的一麵。在他們受到歐洲啟蒙運動薰陶的同時，第一批美國人也對這個運動相反的價值觀念產生強烈的興趣。特別是，他們對宗教極其虔誠。
在北美建立了第一批歐洲人定居點的「朝聖者」（pilgrims），由於在英國受到迫害而決定越洋過海到「新世界」闖闖，尋求宗教自由。當他們最終脫離英國王室的掌控而宣佈獨立時，這些「朝聖者」的宗教價值與啟蒙運動的政治原則，也被共同設定為他們所建立的新政治體係的核心。
在歐洲，政治現代化通常意味著世俗化（secularisation）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價值觀的趨勢，而美國則是帶著強烈的宗教信仰開啟現代化。這從美國的兩句口號中看出：即「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和「In God We
Trust」（我們相信上帝）。第一句用拉丁語寫成，暗示古典和歐洲啟蒙時代的多元文化和世俗社會，而第二句則堅持美國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身分。
這種在公共領域尊崇單一普世宗教體係的現代化，嚴格來說，與當下全世界普遍認可的「宗教平等」的現代性相抵觸。
印有「In God We Trust」（我們信仰上帝）的20元美元紙鈔。（公共領域）
印有「In God We Trust」（我們信仰上帝）的20元美元紙鈔。（公共領域）
美國政治的這一麵遠非過去的殘餘，更在近幾十年來變得愈加重要。正如美國記者和作家安徒生（Kurt
Andersen）指出的，共和黨從二十世紀末變得更具基督教身份：「在1980年左右之前，『基督教右派』這一句話在美國政治中還不存在，（然而今天）根據公共政策民調，有二比一的共和黨人表示他們支持確立基督教為國教」。
自19世紀末以來，共和黨一直擁護保守主義，但美國式保守主義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運動，反而經常被分為不同的趨勢：傳統的商業保守派、自由意誌主義者
、基督教保守派等等。
然而，從這個原來定位有點模糊的群體中，有些核心價值已經成為共和黨的重要價值，尤其是在特朗普的領導下：建立在對美國「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信念基礎上的狂熱的愛國主義和高壓外交政策，對包括婚姻和傳統性別角色在內的傳統家庭價值的捍衛，以及為這種美國保守主義身份提供基礎的基督教世界觀。
相對於自由派的世界主義，保守派的美國人相信有絕對的、不容置疑的價值觀，明辨是非，提倡一種道德普遍主義（moral
universalism）。美國的保守主義歸結為幾個基本的真理，而這些真理，最終是從他們的猶太基督宗教（Judeo-Christian）傳統中挑選出來的。
這種信念在共和黨的曆史上一直很明顯，從50年代反對「無神的共產主義」，到BLM抗議活動中，特朗普在白宮前揮舞著《聖經》取悅支持者，都是一種能夠鼓動國家心髒地帶保守民情的反世俗力量。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藍州：藍是最終曆史必然 紅州：紅是反世俗的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