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最為致命的一個領導無方的事例，是21世紀初南非在總統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治下發生的艾滋病傳播。
姆貝基藐視科學，推崇陰謀論，在艾滋病傳播開來時猶豫不決，並且拒絕了能夠挽救生命的治療。哈佛一項研究發現，他這種拒絕麵對的態度導致33萬人喪生。
我們這些曾經用激烈言辭談論這一災禍的人怎麽也想不到，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了美國。但今天，衛生專家常常將特朗普總統比作美國的姆貝基。
很不幸，我們處在同一境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流行病學家安裏莫因(Anne
Rimoin)說。姆貝基身邊全是阿諛奉承的人，他無視科學，導致數十萬人失去生命，我們現在也在遭受同樣的命運。
新聞的一個作用是問責，這一點在一場大選前尤為重要。特朗普說他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麵的出色表現應該拿個A+成績，但來自曆史的評判很可能要嚴厲得多。
在我看來，這是領導方麵的巨大失敗，曾在20世紀70年代參與消滅天花資深流行病學家拉裏布裏利安特(Larry
Brilliant)說。如果不是因為無能，在那些截至今天死亡的20多萬人裏，有5萬人不會死。
在這件事上，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難辭其咎，但本月《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一篇不同尋常的社論稱，特朗普尤其毫無顧忌地罔顧生命。死亡證明上可能會將新冠病毒列為死亡原因，但從更宏觀角度來說，大量美國人之所以死亡，是因為他們的政府無能。
每10天死於Covid-19的美國人，相當於美國軍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19年戰爭中死亡總數。經濟學家戴威卡特勒(David
Cutler)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估計，大流行在美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將達16萬億美元，即每個美國家庭損失約12.5萬美元比美國家庭淨資產中位數要高得多。然後，由於美國在全世界麵前的笨拙表現，還存在著軟實力方麵不可衡量的損失。
看到美國總統從全球衛生引領者淪為世界的笑柄，真的令人感到悲哀，身為美國人的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全球衛生教授德維斯裏達爾(Devi Sridhar)。這件事發生時總統是唐納德特朗普，是個曆史悲劇。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也犯過其他可怕錯誤，包括伊拉克戰爭和反毒品戰爭。但在奪去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和福祉方麵，這場大流行可能是自越南戰爭以來，美國治理的最大失敗。
在防疫準備方麵，美國曾是領導者
吊詭之處在於，一年前，在應對這種危機方麵，美國似乎尤其做好了充分準備。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一項324頁的研究發現，去年10月，美國是大流行應對準備做的最好的國家。
這要歸功於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2005年夏季，他讀到了講述1918年流感大流行曆史的《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預覽樣書。深受震撼的布什敦促顧問製定了能為又一場大型傳染病做好準備的戰略，結果便是一份極為出色的396頁的此類衛生危機應對策略。
奧巴馬政府對這份策略進行了更新，在2016年總統交接時，奧巴馬的顧問提醒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麵臨的一大風險是傳染病。民間專家也多次作出類似警告。在那些能導致1000萬或更多人死亡的問題中，目前最有可能的就是一場大流行，比爾蓋茨(Bill
Gates)2015年警告說。
特朗普提出，沒人能預見到這場大流行，但這正是布什曾警告過的，是奧巴馬的顧問試圖告訴其繼任者的，也是喬拜登(Joe
Biden)在2019年10月一則直白的推文中，對特朗普削減衛生安全項目所惋惜的，他在其中還說：我們沒有準備好迎接一場大流行。
來自武漢的第一聲警鍾
當中國武漢衛健委12月31日宣布識別出27例令人費解的肺炎病例時，台灣迅速行動了起來。由於擔憂這可能是另一場SARS疫情，台灣派衛生檢查員登上來自武漢的航班，對乘客篩查後，才允許他們下機。任何表現出生病跡象的乘客都被隔離。
如果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區都表現出同樣的緊迫感，這場大流行很可能不會發生。
在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1月1日發布了一封關於武漢疫情暴發的通知，但自那之後有一段時間，就沒有其他動作了。在中國，習近平主席1月7日下令要求應對新冠病毒，但沒有拿出充分有力的應對。如果習近平在當時或很快下令進行比後來武漢封城相對溫和的策略，很可能病毒會在傳播全球之前就被壓製住。
相反，武漢在1月18日舉行了一場4萬人的宴會，到1月23日下令實行封鎖時，約有500萬人已經離開武漢過春節。事後看來，有兩點似乎很清楚：第一，中國最初掩蓋了疫情的規模。其次，即便如此，美國和其他國家仍有足夠的信息，可以像台灣那樣采取行動。首先對中國實施旅行限製的兩個國家是朝鮮和馬紹爾群島，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得到內部消息通報。
1月的上半月，世界錯失了一個重大機會。如果美國、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媒體提出足夠多的問題，並向中國施壓，或許中國中央政府會更早對武漢進行幹預。如果武漢在兩周前就被封鎖，這場全球性的災難是可以避免的。
對科學的蔑視
也許美國對新冠病毒反應的原罪在於檢測方麵的拙劣。
沒有檢測，衛生官員就像是蒙著眼睛同對手作戰。他們不知道病毒潛伏在哪裏，也無法隔離被感染者，或追蹤感染者的接觸者。
但是疾控中心設計了一種有缺陷的檢測，而且聯邦政府內部的地盤之爭阻止了其他檢測方式的使用。韓國、德國和其他國家迅速開發出了行之有效的檢測方法，並在世界各地推廣。西非的塞拉利昂在美國之前就進行了有效的檢測。
特朗普的支持者正確地指出，在美國，死亡率最高的幾個州都是由民主黨領導的：新澤西州按人口計死亡率最高，其次是紐約州。的確，做出了災難性決定的地方政治人物裏，有共和黨人也有民主黨人，就像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今年3月敦促人們別管新冠病毒，盡情出門去玩吧。但地方官員的錯誤部分是由於檢測失敗：沒有檢測，他們不知道自己麵臨的是什麽。
把檢測災難完全歸咎於特朗普是不公平的，因為那是在他以下的幾個級別展開。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任命的官員根本就不是一流團隊，比如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
在任何情況下，總統都會為下級官員設定優先事項。如果特朗普像驅逐難民和移民那樣大力敦促助手們進行準確的檢測，那麽幾乎可以肯定，美國在2月初就能進行有效的檢測，數萬人的生命就將得到挽救。
不過，如果一個國家采取了正確的後備措施，檢測也不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國家，沒有進行太多檢測，但其死亡率僅為美國的2%。原因之一是日本人長期以來一直接受口罩。雷德菲爾德指出，口罩在抗擊疫情方麵至少和疫苗同樣有效。如果一個國家做對了一些事情，那麽就不必做所有的事情。
但回過頭來看，特朗普幾乎什麽都做錯了。他不鼓勵戴口罩。政府從未推行過接觸者追蹤，錯過了隔離感染者和暴露者的機會；沒有充分保護療養院；其發布的建議是對問題的混淆而不是澄清，並把責任交給沒有準備好采取行動的州和地方。特朗普的確在加速研製疫苗方麵做得很好，但這在明年之前不會有太大幫助。
特朗普的失誤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引導了美國深層之下的反智潮流，他排擠科學專家，以顯然意在提振金融市場的陽光樂觀態度去應對病毒。
它會消失，特朗普在2月27日表示。有一天，它會奇跡般地消失。
保守派評論界附和特朗普的說法，淡化病毒，嘲笑為保持安全所做的努力。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布裏特休姆(Brit
Hume)嘲笑喬拜登(Joe Biden)戴著大口罩。右翼網站RedState譴責公共衛生蓋世太保，並稱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為口罩納粹。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一項研究發現，觀看肖恩漢尼蒂(Sean
Hannity)的節目同減少社交距離的保持存在關聯，因此觀看福克斯新聞很可能對部分粉絲產生致命的影響。
蘇聯的回聲
美國人經常指出，在蘇聯，意識形態戰勝了科學，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斯大林支持農業偽科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此人是狂熱的共產主義者，鄙視遺傳學他的狂熱無能導致了蘇聯的饑荒。後來，在1980年代，蘇聯領導人對顯示出預期壽命下降的數據感到不安，於是禁止發布死亡率統計。特朗普也本著同樣的精神反對新冠病毒檢測，希望能壓低報告病例的數量。
當然，科學有時也會出錯。許多專家反對關閉邊境，而特朗普對中國的旅行限製現在看來是正確的盡管45個國家在美國之前實施了此類禁令。同樣，福奇在3月9日表示：如果你是一個健康的年輕人，那麽你想去坐郵輪就去坐郵輪。
科學難免會出錯，然後它會自我修正。但特朗普並沒有進行自我修正。
最令人吃驚的是，特朗普仍然沒有製定出對抗新冠病毒的全麵計劃。他的戰略是淡化病毒，製止企業倒閉，努力保持經濟蓬勃發展那是他爭取連任的最佳論據。
這個策略失敗了。保護經濟的最佳方式是控製病毒，而不是忽視它，新冠病毒的傳播造成了經濟混亂，甚至摧毀了沒有感染的家庭。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一項研究發現，自5月以來，有800萬美國人陷入貧困，大約七分之一有孩子的家庭在這項調查中報告，他們在過去七天裏沒有足夠的食物吃。疾控中心的一項研究發現，今年6月，超過40%的成年人報告說，他們存在心理健康困擾，13%的人開始或加劇了藥物濫用。超過四分之一的年輕人說他們曾認真考慮過自殺。管理著一個名為喚起希望(Provoking
Hope)的戒毒項目的黛安雷諾茲(Diane Reynolds)估計，在大流行期間，複吸率增加了50%。
認真對待威脅
特朗普沒有領導對抗病毒的戰爭，而是組織了一場投降。他甚至在白宮為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法官舉辦了一場超級傳播者活動，正因如此，白宮最近新增的新冠病例人數比新西蘭、台灣和越南的總和還要多。
事情本不必這樣的。如果美國更努力地將死亡率控製在德國等國的水平上，我們本可以挽救超過17萬人的生命。如果美國能夠迅速而巧妙地做出反應，達到台灣的死亡率，那麽死於該病毒的美國人將不到100人。
這是一場屠殺，傳奇流行病學家、曾任疾控中心負責人的威廉福格(William
Foege)博士在給雷德菲爾德的信中寫道。福格預測，公共衛生教科書將會研究美國對新冠病毒的反應，不是將它作為優秀工作的典範，而是作為反麵教材。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美國總統大選辯論：如何讓中國為新冠疫情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