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午集團旗下的大午醫院。（圖片來自互聯網）
從11月11日開始，孫大午的名字開始刷屏網絡。當天，中國五百大民營企業之一的大午集團創始人孫大午，與二十多名公司高管，突然被當地警方武裝抓捕，罪名是“尋釁滋事”和“破壞生產經營”。
特警全副武裝實施抓捕，工作組進駐大午進行控製
《南方周末》引述大午集團一名匿名員工的話描述，11日淩晨1點左右，六輛大巴載著手持衝鋒槍、牽著警犬和帶著梯子的特警，闖入河北保定徐水區高林村鎮郎五莊村的大午新民居。這是大午集團的自建小區，“居住著許多大午員工”。
《南方周末》說，警察第一批帶走了孫大午夫婦二人、他們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媳以及其他高管；第二批帶走了子公司的領導人。孫大午一個年幼的孫子被留在家中，警察負責看管並且不讓保姆靠近。
那名受訪的匿名員工詢問警察，為什麽把領導帶走？對方回答：等通知。該員工說，他“留意到，有的家門有被強行撬開的痕跡”
。他還了解到，淩晨抓捕行動時，附近通訊信號被屏蔽，“直到人被警方抓走之後才恢複”。
在湖北的張先生是大午集團旗下負責酒類推廣的人員。他告訴美國之音，目前關於集團的消息他也得不到，隻能在網上看，“我@過大午旗下酒業公司人員，無人回複”，估計“被封口了”。
杜先生也是大午集團在外地的產品推廣者。他告訴美國之音，有關方麵“完全不許他評論孫大午案”。
《紅星新聞》稱，三天後，大午集團保衛處一名員工告知，孫大午等人被抓捕之後，政府工作組已經進駐了大午集團旗下的大午醫院、大午學校等機構；大午集團和旗下各子公司的人力資源處、財務處也已經被警方控製。
對此，署名“王昊軒”的網評人士稱，政府進駐大午集團“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另有網友評論，大午集團被強行接管，“或開危險先例”；就算股東有法律糾紛，與公司也應該是渭涇分明的，“即便為了大午集團的發展，政府也不宜接管，哪怕是接管業務也不應該”；而且，“以涉嫌尋釁滋事和破壞生產經營罪，將公司高管‘連鍋端’，不僅在河北省罕見，在全國也罕見”。
孫大午本次是“二進宮”
11月11日7點，河北省高碑店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稱：“經偵查，河北大午農牧集團有限公司孫大午等人涉嫌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等違法犯罪。2020年11月11日，公安機關依法對孫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強製措施。目前，案件正在偵辦中。”
中國流亡律師滕彪告訴美國之音，尋釁滋事是中國刑法裏的口袋罪，經常用來對付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其定義模糊，很多不構成犯罪的行為，都會放到這個罪名裏。
署名“沅湘”的網評人說，孫大午“這樣的企業家，要不是這次被抓，很多人都還不知道吧”。
與孫大午相熟並經常聯係的企業家、民權活動人士王應國告訴美國之音，本次警方的行動源於孫大午所在的郎五莊村與徐水國營農場的土地糾紛。
王應國說：“事實上是郎五莊村與徐水國營農場之間有土地糾紛。”
公開信息顯示，1963年，郎五莊村曾將740畝土地交由徐水國營農場耕種。實際上，後者占用的土地超過2000畝。為了土地確權，雙方數年爭執不下。後來，郎五莊村把土地租給了大午種植業公司。
今年6月21日和8月4日，大午集團人員與徐水國營農場人員先後發生了兩次衝突。第二次衝突中，徐水區公安介入，並與大午集團員工發生肢體衝突。這就是“6·21事件”和“8·4事件”。
“博訊”說，8月4日淩晨，徐水國營農場人員意圖擅自拆除大午集團位於郎五莊村的辦公室，大午員工阻止，雙方發生衝突。徐水區公安介入，數十位大午工人及村民受傷。
此後，孫大午接受采訪說，公安明顯偏袒徐水國營農場，“認定他們是國家的，其實他們是以國家名義謀個人私利的團夥”。
王應國說，事實上，孫大午是在居中調解；但是，“就算孫大午本人有土地糾紛，也不過是經濟糾紛，上升不到刑事犯罪層麵”。
王應國表示，就在不久前視頻聯係時，他還特意勸說孫大午，“我主要勸他停止所有擴大再生產，低調低調再低調。”
王應國對美國之音說，孫大午這些年發展態勢很猛，已經成了獨立王國；他的體育館可以容納兩萬人，大午醫院至少有16層，大理石裝修，很豪華；郎五莊村的村民和大午集團職工每月隻要交一元錢，看病不花錢，做個B超和驗血的全套體檢隻要10元……這些受人歡迎的福利衝擊到地方政府的權威。
王應國還透露，孫大午在微信朋友圈發的文章都圍繞民主理念。而且，包括任誌強、胡德華等這些人經常到孫大午的溫泉酒店相聚，這是他的休閑渡假山莊。可想而知，他們會一起私下聊天，這在當局眼裏肯定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是會被視為反黨的。盡管當局找不到證據，但是，會想辦法把可能性扼殺在萌芽狀態。
滕彪律師說：“刑法裏有重要一條，就是行為要有社會危害性，才構成犯罪……然而，幾乎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的案件、維權人士被判刑的案件，都是把一些言論和人權活動稱為尋釁滋事。事實上，他們對社會沒有任何危害，甚至還推動社會的法製和人權進步。”
滕彪指出，中國沒有獨立司法體係，執法者說什麽，法官就采納什麽，“公檢法都是一體的”。
前次入獄為企業向民間借錢
孫大午上次“入案”是2003年。當時，孫大午的企業要擴大，但是向銀行借貸無門，於是，大午集團在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間，以高於銀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條件，以出具借條方式向當地村民借款共計1.8億元。
王應國說，這是受法律保護的民間借貸行為。
不過，孫大午隨後被當地公安部門以非法集資的罪名拘捕，他的兩個弟弟，大午集團副董事長與總經理，以及財務處長也因涉案被警方扣留。
該案件經過媒體報道後，關於孫大午是否有罪的討論，在社會上引發廣泛關注，即使在法學界也存在諸多爭議。
當時，包括中國官方的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以及美國華盛頓郵報、悉尼先驅導報、法國解放報等國內、國際數十家著名新聞機構，“先後擁進大午集團采訪”。
著名的《炎黃春秋》雜誌也刊文“再說‘孫大午案’”，其中提到，“中國人民銀行徐水縣支行”提請徐水縣公安局立案偵查大午集團，罪名是“我支行初步認定該公司涉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
王應國說，孫大午表示不服，因為他出具的是借款欠條，而不是集資票據，這完全不是一回事。王應國說：“而且，借款雙方沒有任何糾紛，孫大午也按期如約歸還。甚至在歸還時，村民還希望繼續借錢給大午集團，因為回報好，信用也好。但是，孫大午已經不敢再借了。”
最後，孫大午被當時的徐水縣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處罰金10萬元；大午集團同時也被判處罰金30萬元。
在被定罪之前，孫大午已經被關押了五個月。據稱，他在那段時間，“看了大約50本書，文史哲方麵的，包括15本中國通史和兩本英語習題集，幾乎翻完了看守所所有能看的書”。
孫大午那次出獄後接受財經記者張之清專訪，認定自己“是個幹淨的人”，不過稱自己可悲可歎，“孤立，不被社會兼容，和大環境不匹配。我明白潛規則，不去適應，依然我行我素，我可以成功，但不會有好下場。”
王應國告訴美國之音，當年為孫大午辯護的許誌永律師已經二度身陷囹圄。孫大午公開對許誌永大加讚賞。
孫大午與大午集團
網評人沅湘稱，孫大午出身於郎五莊村農家，所以是農民；他自創企業，有員工9000，毫無疑問也是企業家；他熱衷讀書、追夢桃花源，用知識分子的情懷，實現了讓村民祥和生活在大午城，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孩子上得起學的夢想，所以他也是知識分子；他通過分設企業監事會(所有權)、董事會(決策權)和理事會(執行權)的“三權分立”，創立了私企立憲、勞資共和的“私有、公治、共享”的新型企業製度，所以，他還是思想家、改革家。
《南方周末》記者萬靜波2003年總結孫大午說：“他本是億萬富翁，卻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本該以追逐利潤為第一要務，卻辦免費農民技校、賠錢的中學；他深知官場潛規則，手中毫無政治資源，卻不肯和光同塵。”
律師滕彪說：“孫大午是中國企業家中少有的支持法製人權者。”
劉曉波曾在2003年為孫大午一案撰寫長文，稱“當局一旦發現孫大午這樣的農民企業家的不斷壯大，特別是孫大午的企業家良知，既鄙視權錢交易，又有敢於直言的勇氣，既有經濟資源和組織能力，又從爭取農民權利角度提出擺脫貧困的思路，從憲政民主的角度呼籲政治改革，將在政治上對現行體製構成巨大挑戰，很可能成為新型的農民領袖，所以當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進行整治，於是，孫大午及其大午集團就成為“惡法治國”的受害者。”
大午集團是孫大午1985年以一千隻雞與50頭豬起家的。10年後的1995年，大午集團已經躋身中國五百大私營企業的行列。現在，河北大午集團員工九千餘人，總部占地5000畝，固定資產二十億元，年產值超過三十億元。如今，下轄28家獨立子公司、一家合資公司的大午集團，是省級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點龍頭公司。
有網友分析稱，中共認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將會對中共政權安全帶來危害，一是民營企業做大後會要求分享政治權力或民主化；二是民營企業可能成為未來顏色革命的推動者。所以，民營企業發展必須受到監控，必須滿足政治安全的前提。
網評人沅湘諷刺說：“要想做事，先學做人，‘欲練此功，必先自宮’，要和別人相同。把自己搞得與眾不同，不吃不喝不貪不占不賭，還辦醫辦學不掙錢，這都是不行的。”
滕彪說，任何一個力量如果被認為對其製度和威望造成威脅，中共都會通過各種手段打壓下去。前不久被重判的任誌強也是這樣，雖然他和孫大午的情況不太一樣；包括宗教團體、家庭教會、維權人士、民間組織，所有這些給民間帶來一定空間、推動中國法製發展的力量，都會被全麵打壓。
孫大午一直不隱藏對體製不平等的看法。他2012年為《紐約時報》撰稿、論“中國城鎮化要走怎樣的道路”時指出，“在農村，八個‘大簷帽’管一個‘破草帽’”，揭示處於中國底層的農村和農民受到政府極度碾壓的現實。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被捕民商孫大午近乎免費辦醫 ，壞了誰的“生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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