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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我不擔心特朗普鬧劇 倒是擔憂美國華人自媒體

我在90年代寫的博士論文是專門比較中國與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中國政治的啟蒙者之一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坐船到美國專門考察美國的民主製度。他在後來的《梁啟超遊記》描寫了美國大選的過程,對當初的美國全國上下包括家庭婦女都關心政治、重視選舉這個民主製度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讚賞不已。他回國後,力推在中國的”新民救國運動”。所謂的新民,就是讓所有的百姓建立起”公民”的概念,並實踐自己的責任(如參加選舉)與義務。

梁大概不會想到,一百年後,”新民”一詞在中國不僅隻是成了一個曾經時髦一時、但卻被人忘卻的概念,而且,有些中國學者甚至背道而馳地開始努力製造有別於梁的”新”理論:一種論調是說中國現在實現的是無選舉的民主,這比有選舉的民主還要優越。另一種論調則認為,西方的民主特別是美國的民主已經處在危機階段,它是西方世界崩潰的一種表現,國內那些主張模仿西方選舉民主的人該罷休了。

顯然第一種論調頗有一種公開為威權製度叫好的勢態,而第二種論調似乎是看到了現代民主的一些問題,但有意地過分強調了問題的一部分,從而否定現有的、以選舉等一係列程序為重要環節的民主製度。

如果我們看著今年的美國大選,顯然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時期。一方麵,民主黨的候選人拜登明顯獲得了足夠的選舉人的票數而成了無可非議的下一屆總統。而另一方麵是特朗普不但不認輸,同時正在想盡一切辦法,製造一種感覺,即民主黨有意在選舉過程中大量作弊、甚至西方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參與了製造不利於特朗普的選舉。

對這一切,筆者在選舉前就有預感,因為特朗普那時就有那種”我隻能贏而不能輸,也不會輸”的小學班級裏霸王心態。這個人的本性決定了他是不會體麵地退出政治舞台的。

是的,美國有這樣一個政客以及共和黨到今天這樣一種地步本身也是曆史造成的。這裏有多種原因,其中也包括在特朗普執政之前,美國民主黨在各個領域,比如說在國內經濟政策以及中國政策上一些不明智的決策。以至於在美國產生了”特朗普主義”。

但是,人們不會想到,這次美國的陰謀論竟然到了如此活躍的程度,且範圍之廣,也屬罕見。從某種角度來說,陰謀論也是政治想象力的一種表現。陰謀論的起源是懷疑的存在。但陰謀論跟基於理性邏輯的懷疑還是有區別的。美國的選舉製度即便再完善,對某個環節產生懷疑也不可避免。況且,在當今美國的憲法範圍內,這些疑點都是可以通過法律手段得到處理的。

問題不在於這裏,而在於特朗普的陰謀論由於他個人的本性和企圖走的更遠。首先,他是以民主黨完全作為”階級敵人”來對待,而對整個選舉製度又采取不信任態度。而這種不信任,恰恰是在他沒有被選上時候表現出來的,在他2016年被選上時,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了,至少他不會去大做文章。好在美國還有憲法,有各級的法院,也就是說,並非什麽都由特朗普說了算。但我們也看到,即便這樣,特朗普還試圖用各種手段影響法官做出有利於他的決定。隻是整體來說,法律和法官畢竟大多有自己的底線,而這個底線特朗普無法隨便打破。而正是這一點,我覺得上麵提到的那種”美國憲政危機”的說法過於匆忙,至於背後的用意就更不提。實際上,等到一月份再作結論也不晚。筆者深信,美國現有的體製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而且以後,美國的選舉製度會進一步完善優化。而如今的特朗普再怎麽鬧,最終還是會被請出白宮。

令筆者擔憂的倒不是特朗普鬧劇如何結束。可以想象,特朗普盡管能製造一個”現有選舉製度的犧牲品”的形象,但他必須乖乖地離開白宮。在互聯網時代,陰謀論的擴散比任何傳統的傳播都要快,而且一時似乎很有效。但是聰明的人都明白,陰謀論吹的越高,跌得也越慘。

筆者擔憂的倒是在美國的那些以前非常受人尊重的、做自媒體的中國的反對派。這次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所有那些對中國官方持有批判態度的自媒體個人和機構,都一致地站在特朗普一邊,為其陰謀論作傳聲筒,並不斷地製造那些把”中共”與美國的”民主黨”或者拜登劃等號的輿論。

如上麵已經提及,民主黨在中國政策方麵是曾抱有某種幻想(這跟西方其他國家的一些政治領袖對中國的幻想一樣),以為用支持中國的經濟、技術發展,能換取中國政治的轉型。而特朗普則把這個幻想徹底拋棄了。但這是否是特朗普的獨特貢獻,實在值得深思和懷疑。因為即便特朗普,在頭一年的時候他也跟2013年的拜登一樣稱”習近平是我的老朋友”。而根據他在香港、新疆問題上的沒有公開的一些表態,不能不說他隻是一個有著嚴重機會主義傾向的商人型政客。

筆者之所以為那些中國海外反對派擔憂,主要是因為他們把”賭注”都下在特朗普身上,這實在不符合獨立思考和公正(fair)的原則。至於極力去倡導那些試圖抹黑民主黨或者拜登的陰謀論,最終很可能把自己的政治可信度都糟蹋了。

任何陰謀論,任何基於常識的質疑,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弄個水落石出。但這裏有兩大前提,一是被懷疑的人或團體願意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調查和澄清,另一個是必須有一個超出懷疑者和被懷疑者利益的中性力量和機構,比如說在美國的獨立法院以及一整套超出政黨利益的程序。在國際範圍內,如果對某一國政府在某個問題上有疑點,那麽問題是否能得到解決,就取決於被懷疑的政府願不願意讓中立的外界調查澄清,同時也要看是否存在著能超出懷疑者和被懷疑者利益的國際機構從事這種調查。

所有熱愛自由和民主的人和團體,必須保證這種獨立機構的存在。而在這種獨立機構缺位情況下,疑點不但不會澄清,借助著互聯網的存在,陰謀論維持的時間還會更長。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IAE
Pau-Bayonne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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