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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人口明顯轉向共和黨 2020大選震驚了民主黨人

每個來到這個國家的移民都負有一筆隱含的債務。這個國家好心讓你進來,給了你一堆權利,現在放手讓你自己去發財。左翼和右翼可能在允許多少人進入這個國家,或者當他們進入這個國家之後如何對待他們的問題上存在分歧,但雙方都希望他們的善意能得到回報。

他們一致認為,來到美國就足夠了——隻要你通過努力工作迎接機遇,你就能擁有這個國家的所有權。作為交換,雙方都期待忠誠——無怨無悔地效忠於國家的理想,感謝那些開明慷慨的人努力對抗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而你,被壓迫的移民,永遠不應該忘記那些保護你追求美國夢的自由的人。

大選過後,人們一致呼籲停止將拉美裔美國人以及亞裔美國人——後者程度相對低——視為一個單一整體來看待。這種反思早就應該進行,而且肯定是必要的。南佛羅裏達的古巴裔美國人與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的危地馬拉漁業工人幾乎沒有什麽共同之處,這在根本上是事實,而後者又與格蘭德河穀一帶的第五代得克薩斯人沒有任何真正的認同感。

同樣,加州奧蘭治縣的前越南難民對“共產主義”指控的敏感度,肯定會和洛杉磯郊區高速路上的常春藤校畢業二代印度裔美國人不同。選票的群體分布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其中一些人最終忽視甚至支持特朗普第一屆政府的仇外情緒,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種情緒令人憎惡,違背了他們的特殊利益,這一點毫不奇怪。

這應該是相當明顯的——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人有不同想法,特別是不同世代的人——但移民債這一典型的美國觀念把所有移民都拉到固定的類別。這些分類可能有助於組織數據,但它們不能捕捉到關於人們投票方式的任何有意義的見解。

正因如此,右翼不能理解為什麽一群來自“糞坑國家”的棄兒會抱怨美國。正因如此,那些在咖啡店裏貼著“歡迎移民”的標語,那些欣賞移民故土美食之精妙的人,不能理解為什麽這些被拋棄的人會投票反對自詡為他們的保護者的人。這種虧欠是一個單一整體。

2020年的大選有望讓人們醒悟這些分類是錯誤的。出口民調和選前調查顯示,移民人口中出現了一種明顯的轉向共和黨的趨勢,盡管這種趨勢似乎是地區性的,最明顯的是在南佛羅裏達和格蘭德山穀的部分地區;亞裔美國選民似乎也在轉向右翼。這些數據目前仍然是初步的、淩亂的,難以負責任地量化,尤其是考慮到通過郵寄投票的人數空前龐大,但似乎沒有證據表明特朗普總統殘酷的移民政策和他不斷重複的“中國病毒”掀起了一股支持民主黨的浪潮。

盡管這些結果在早期的民意調查中就已經顯示出來,但移民選票向右轉移的看法讓許多民主黨人感到震驚,同時也引出許多老一套的推斷解讀。65%的拉美裔和61%的亞裔美國人把票投給喬·拜登(Joe
Biden),但任何群體出現下滑對民主黨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最簡單也是最合乎邏輯的做法是將“拉美裔”和“亞裔美國人”區分開來——不要再把他們當作一個統一的群體來對待,不再用同樣的民調語言來解釋他們的投票偏好,也不能用同樣的民主黨大局信息來向他們宣傳。

這似乎是謹慎而必要的第一步,已經在全國多個地方和州的選舉中被采納。在最近一期《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徐華(Hua Hsu,音)解釋了2018年,拉丁裔民主黨議員吉爾·西斯內羅斯(Gil
Cisneros)在白人、拉美裔和亞裔數量相當的一個加州國會選區與年輕的韓裔共和黨人揚·金(Young
Kim)競選時,是如何采用數字競選策略、通過人們使用的社交媒體應用來鎖定移民人群的。他通過社區主要的通訊方式微信向華裔選民宣傳,通過KakaoTalk向韓裔選民宣傳——這種無處不在的信息應用將散居海外的韓國人與家鄉的親戚聯係在一起。

西斯內羅斯並沒有為每個人群量身定製單獨的信息——隻是在他們的應用程序上使用他們的語言聯係他們,僅僅是這樣就讓他扭轉頹勢,以3個百分點的優勢贏得了席位。(在今年的複選中,揚·金在激烈的競爭中擊敗了西斯內羅斯,這或許是移民投票向右轉的又一證據。)

共和黨在南佛羅裏達和南得克薩斯的成功也可以部分歸功於這種分門別類的方式。大選前幾周,南佛羅裏達州開始在西班牙語廣播電台發布激進的反共信息,並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虛假信息。這些活動不僅針對曆史上傾向右翼的古巴裔美國人,還特別針對最近的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移民。據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初選期間成功爭取拉美裔選民時的策略師查克·羅查(Chuck
Rocha)說,民主黨人從來沒有有效地解決過這些問題。

得州現任共和黨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自2014年起在格蘭德河地區積極爭取墨西哥裔美國人選民,並奠定了社區團體的基礎設施,
這些團體現在變成了“特朗普列車”——由卡車和汽車組成的大篷車隊,在曆史上支持民主黨的各縣巡回,沿途發展新的支持者。

相比之下,拜登的競選團隊在南得克薩斯州隻做了草率和緩慢的努力,也沒能爭取到南佛羅裏達州的選民。雖然要說明這種情況發生的確切原因,或者它在投票中可能產生的確切效果可能是徒勞無功的,但這兩個地區都出現了向共和黨傾斜的趨勢,幫助特朗普在這兩個州獲得了勝利。

我毫不懷疑,未來民主黨人將竭盡全力,在地方和國家層麵上解決這些搖擺不定的局麵。但如果他們認為,本次選舉中第二大投票人群拉美裔,以及全國增長最快的投票人群亞裔美國人非常重視由左派所定義的種族主義和偏執,所以還會繼續投民主黨的票,那麽民主黨人還會繼續誤判這些人群內部的複雜性,而這些人群基本上根本就不認同自己是“拉美裔”或“亞裔美國人”。

對不同群體進行分類和做出具體目標定位,無疑將為民主黨創造更清晰的圖景,但目前還不清楚這是否意味著民主黨應該自動過渡到高度集中的小型競選活動,以滿足每個人口群體的明確需求。發現問題的工具並不總能成為解決問題的工具。

今年早些時候,我通過翻譯與周明(Zhou
Ming,音)做了一係列對話。周明是紐約的一名送貨工人,從中國移民到美國來做小生意,結果沒有成功,隻得從事現在這個行業,因為它可以接納一個不會說英語的54歲人士。像許多移民一樣,周明來到美國時,對這個國家的種族形勢沒有多少切實的了解——他模糊地知道美國黑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並認為華裔美國人會團結一致,照顧彼此的最大利益。

他對於新家園的理解,完全來自於中文電視頻道和社交媒體——下班後,他會躺在床上,靠手機了解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他知道特朗普正在用新冠病毒煽動反華情緒,但他基本看不到反種族主義運動的迅速回應,因為它們大多是英文的,迎合的是立足更穩的亞裔美國人。事實上,“亞裔美國人”這個詞對他來說毫無意義。如果連在美國的華人都不能作為一個團結一致的群體行動起來,“亞裔”還有什麽希望呢?

在紐約的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議活動期間,和許多送貨員一樣,白思豪(Blasio)政府下達的全市宵禁令給周明造成很大困擾。他看了喬治·弗洛伊德死亡的視頻,知道這起殺人事件是不公正的,但他找不到舉起抗議牌的真正理由。弗洛伊德不是華人。

周明自己與警察有過齟齬,但他不認為送貨員的問題與喬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有任何關係。他是覺得抗議活動鼓舞人心,主要是因為他欽佩黑人群體能站出來抗議對其人民的不公正待遇,但他覺得這跟自己無關。他們的抗爭不是他的抗爭,民主黨圍繞警察和反種族主義發出的廣泛信息基本沒有傳達到他這裏,不僅僅是因為他從沒在中文媒體上看到過這些信息,也因為不管是作為一個少數族裔或有色人種,或是任何可能將華人和黑人的利益聯合起來的人群類別,他都沒有感到任何共鳴。

實用主義者看到周明這樣的新移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如果一個人在這個國家沒有真正腳踏實地的生活,也不認為自己的命運與美國命運息息相關,那他是不可能被打動的。但這種假設也存在問題:周明的觀點在第一代移民中很普遍,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是傾向於不關心政治,但近年來還是有人努力把他這樣的人組織起來,無論是通過中文社交媒體應用上蓬勃發展的“反平權行動”運動,還是靠基層和勞工組織。

有證據表明,這些努力可能奏效了:一些初步數據顯示,亞裔和拉美裔的投票率在這次大選中有所上升。在美國生活的時間裏,周明甚至還對政治運動有所涉足。2018年,他參加了一場集會,見到了華裔組織者,並與黑人和拉美移民送貨員一起抗議白思豪政府對電動自行車的取締。

周明帶著他一貫的冷嘲熱諷說,這場多種族參與的運動完全是受個人利益的驅使——他說,如果拉美人和黑人移民送貨員沒受這一禁令的影響,他們才不會出現在由華裔工人組織的集會上。

但他們確實出現了。如果民主黨想要分解移民人口,他們必須對這些群體之間的動態進行艱難而清晰的審視,並提出一個能尋找到共同利益點的廣泛信息。對越來越多認為自己處於美國種族等級之外,或在很多情況下認為自身利益更符合中產白人選民利益的人來說,廣泛的反種族主義和反仇外信息起不了作用。

答案或許在於徹底廢除“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的概念,代之以“移民”的概念。過去,反種族主義的信息依賴於諸如亞裔美國人、拉美人和“有色人種”集合的分類。這三個都是抽象概念,與移民的日常生活幾乎沒什麽關聯。我的叔叔在洛杉磯生活了40年,從純粹的分類學角度來看,他現在可能明白自己是“亞裔”,但他還會嘲笑“有色人種”的概念。他與同類“有色人種”的交流大多是在廚房裏進行的,他是個廚師,和拉美裔同事講一種韓語和西語混合的語言。

“可笑的是,”政治策略師戴維·肖爾(David
Shor)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說,“共和黨真的在組建左派一直想要的多種族工人階級同盟。”作為在移民社區走訪多年的記者,我和肖爾有同樣的擔憂。共和黨關於艱苦奮鬥、資本主義和自由的信息在大部分移民看來都很有道理——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麽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我叔叔和像他一樣的廚房工,會選擇在這個國家紮根的原因。

民主黨必須找到一個類似的廣泛平台,關注工薪階層移民在醫保、高質量教育機會和其他統籌項目上的需求。如果民主黨想繼續在移民眾多的州——如今包括佐治亞、北卡羅來納和亞利桑那這些搖擺州——贏得選舉的話,他們必須找到一些連貫的信息,而不僅僅是指責“對家是種族主義者”。如果這一根植於移民人情債觀念的信息在穆斯林禁令、“中國病毒”和邊境上對家庭的不人道對待之後都不起作用,它在未來又有什麽希望可言呢?

盡管“有色人種”這樣的詞聽起來有些空洞,或者甚至令人困惑,但跨越數代的移民起碼共享著在異國他鄉建立生活的經曆。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分解開來,然後重新組成一場更廣泛的運動,就以現有的、誌同道合的基層組織——比如伯尼·桑德斯在內華達州的競選催生出的組織,以及紐約和加州的移民勞工組織——為基礎,培養一種團結精神,對這些定義模糊且局限的群體,要減少對其歸屬地和國籍問題的強調,而增加對其作為工薪階層移民在美國及其祖國的共同經曆的重視。

在針對這些群體的信息中,有太多關注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他們擔心的是在精英機構中的代表權問題。如果民主黨想駁斥“社會主義”的指控——這些指控可能對逃離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的移民特別有效——他們必須停止相信一位移民來到美國後,就會立刻開始擔心諸如最新的漫改電影裏有多少亞裔或拉美裔演員的問題。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黨應該完全放棄反種族主義的信息。這一努力必須包括劃清美國黑人、拉美人和亞裔移民的需求這一迫切有待完成的任務;這將終結兩個利益和行動經常互相衝突的群體之間混淆和有害的合並。通過語言、飲食和文化,每個移民心裏都仍有部分對祖國的認同。建立合理的同盟才是前進之路,不僅對移民自己,而且對他們與美國黑人和白人工薪階層的關係也有意義。

這一策略將要求正在向上流動的第二代移民——最有可能肩負向公眾傳播這一信息的責任的人——做一些可能違反直覺,甚至與認知相矛盾的事情。但我們必須摒棄那種將我們寬泛定義為“有色人種”的多元化政治。這些分類或許能幫我們在學術和工作中周轉,但隻能與我們這一群體中通常比較富裕的小部分人產生共鳴。

已故曆史學家諾埃爾·伊格納季耶夫(Noel
Ignatiev)認為,隻有白人背叛了白人種族——即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生活裏的對手不是黑人群體,而是利用種族主義去分裂本應利益一致的工人的富裕階層時,美國的種族主義才能得到解決。

本著同樣的精神,我們這些已經融入專業人士階層的人也必須背叛“有色人種”,幫助建立工人階級移民同盟,從魚類加工廠的危地馬拉人到開出租的孟加拉人,再到餐館裏的華裔和越南裔員工,以及農場裏的墨西哥勞工。

就算不是為民主黨的未來,我們為自己也應該這樣做。那之後,我們才可能終於覺得自己屬於一場廣泛的多種族運動的一部分,毫無愧疚地為我們家人的最大利益代言。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移民人口明顯轉向共和黨 2020大選震驚了民主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