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宣脫貧？知情人士：貧困人口問題已積重難返

在中國西南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家酒店裏，一名男子拿著雨傘走過一張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少數民族的照片。（2020年9月9日）

在2020年即將過去之際，中國官方宣布全國所有貧困縣實現脫貧。在今年實現農村和農民脫貧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宣布的宏偉目標。與此同時，了解情況的人士則表示，中國農村和農民貧困問題以及中國貧困人口問題積重難返，中共當局的不作為和亂作為是中國人貧困的主因。

官方的宣傳與中國的現實

11月23日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貴州宣布最後9個深度貧困縣退出貧困縣序列，這不僅標誌著貴州省66個貧困縣實現整體脫貧，這也標誌著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在今年內實現中國全麵脫貧是習近平親自提出的目標。官方媒體近年來為此進行了大力宣傳，其中包括本星期一（11月23日）中共的宣傳喉舌新華社宣傳說：“（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在全國範圍全麵打響脫貧攻堅戰，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

中共操控的中國官方媒體幾年來大力進行的這種宣傳似乎也讓美國《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詹姆斯·阿萊迪（James T.
Areddy）覺得至少部分可信。在11月17日發表的一篇報道中，阿萊迪寫道：

“中國農村的窮人自從（中共已故的領袖）毛澤東召集他們參加其革命以來一直是中共戰略的工具，然後他們又被強迫參加人民公社生產，結果是災難性的。幾十年之後，鄧小平讓他們到城市地區的建築工地和工廠工作。習近平則第三次征用他們服役。為了縮小中國城市富人和農村窮人的差距，他試圖讓中國鄉村城鎮擁有企業主和消費者。”

然而，對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下過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國經濟學者胡星鬥表示，官方媒體的宣傳使許多中國人或外國人對相關的問題產生了錯誤的認識。

胡星鬥在以個人身份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時候說，“我想，（中國即使是官方宣布所有的貧困縣摘帽之後）貧困人口肯定還多得很，特別是以美國的標準來衡量那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聯合國或世界銀行每天收入兩美元來衡量，中國也要有好幾億貧困人口，是好幾億，不是幾千萬的問題。”

胡星鬥解釋說，中國在過去的一二十年裏確實是在脫貧方麵取得了明顯的成就，這個僅僅從農村的住房條件就可以看出來；雖然現在依然有貧困地區，但跟以往的普遍貧窮不可同日而語了，這應是毫無爭議的事實。但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中國的脫貧還是低水平的脫貧，並不是脫貧了之後就進入了富裕或小康水平；中國現在的貧困標準現在跟聯合國的赤貧標準齊平了，大致相當於每天收入在大約1.25或1.30美元之間。

胡星鬥說，這個水平跟美國的貧困標準無法相比；有人說美國還有四千多萬貧困人口，那些說這種話的人大概很多不知道那是美國的標準，美國的貧困標準比中國的高二十多倍，不是高兩倍，而是二十多倍；這些人不知道這裏的標準差別，就錯以為美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還有貧困人口四千萬，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才一千來萬，而且今年就全部脫貧了，比美國強多了。

習近平是否關心中國農民貧困

中國還有幾千萬或數億的貧困人口，中國貧困人口大都是農民。當今中國農民為什麽貧困是一個複雜的政治、經濟、政治經濟學問題。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共1949年在中國大陸武裝奪取政權之後，建立了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奴隸製，將數億中國農民一舉變成中共政權的農奴。這些農奴必須為中共政權勞作，中共政權使他們年複一年地勞作，不給他們提供生產工具、工資、住房、衣著、醫療，甚至不給他們提供口糧。在幾十年裏，許多中國農民/農奴一年辛苦下來不但沒有得到任何收入，甚至反而倒欠中共政權口糧錢。

這些分析人士還指出，這些現代中國農奴自己是農奴，他們的子孫也是生下來農奴，不能改變身份，他們是中共統治之下的人下人，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在中共已故的獨裁者毛澤東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一意孤行瞎指揮導致的經濟大災難和人造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人幾乎全部是農民。

中國曆史研究者宋永毅搜集的中共和中國政府內部文獻顯示，當時的死亡者很多不是餓死的，而是被打死的，因為他們不肯放棄自己和家人可以用來活命的口糧就被中共地方官員打死。

批評者說，在中共1970年代末位開始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國農民情況有所改善，獲得了有限的遷徙自由，可以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幾乎毫無權利可言的人下人變成中國的二等公民，但他們到城市打工的一個先決條件是中共政權可以對他們任意召之即來，揮之即去。

北京當局2017年11月底12月初把大批在北京打工謀生的農民工/移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裏把他們從合法租住的居所驅趕到大街上，把他們驅趕出北京。中國還有其他城市跟北京有樣學樣驅趕農民工/移民工。

由於事情是發生在習近平所在的北京，許多中國人一度期望反複聲言關心大眾福祉、關心基層群眾困難的習近平能為那些移民工/農民工說點公道話，對殘暴的北京政府官員提出批評。但習近平在北京當局驅趕移民工之際自始至終一言不發，過後也沒有任何批評。

習近平的這種鎮定自若導致許多批評者說，盡管他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宣傳說他“最牽掛的還是困難群眾”，但顯然他並不在乎群眾的困難。與此同時，也有批評者說，習近平對他所任用的酷吏殘害農民工/移民工的做法不管不問並不是他的疏忽或怪癖，而是中共統治中國70多年來肆意役使農民的一貫思路使然。

因工作關係跟中國農村人口有經常性接觸的大陸資深媒體人王先生對中共政權的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思路提出批評說：“農村的資源是非常貧瘠的，出於（政治和政權安全）穩定考慮把農民約束到土地上，是不明智的，也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說無論農民多麽辛苦，在農村就業都非常艱難，所以鼓勵農民去城市就業才是正路；就業主要靠農村是非常有限的。”

還有批評者指出，中共雖然靠農民和農村在中國大陸奪取了政權，但在掌權之後對農村和農民的歧視和歧視性政策始終一貫，至今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在這方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教育。中國的教育資源大都集中在大城市，農民子女的教育被中國政府輕視或忽視，得不到多少國家資源。

但在高考的時候，來自農村地區的考生不但不能因國家造成的不利條件受到補償，反倒要受到進一步的歧視，他們報考同樣的高等學校考分要比大城市的考試生高出許多才能被錄取。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嚴禁來自農村地區的學生到城市上學或參加高考。當局也禁止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自辦子弟學校給自己身邊的孩子提供最基礎的教育，將農民工子弟學校封閉，甚至夷為平地。

批評者說，對於這些跟農民脫貧密切相關的非常現實的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聲言要竭盡全力使中國貧困人口脫貧的習近平從未展示出任何的關心甚至興趣。

當今中國農民/農民工困境

已故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有長期在中國農村工作經驗。在鮑彤看來，過去70年或100年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說來說去可以很複雜，但也可以很簡單。

他說：“中國的農民問題，過去（1911年成立的中華民國開創者）孫中山講過，根本問題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問題，這個觀點（中國）共產黨是認同的，因此後來就搞土地改革。中國的土地改革的結果是（後來）耕者無其田。我看這個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

鮑彤接著說，中共把土地改革給農民分配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當作自己的功績，也把後來剝奪農民土地實現“耕者無其田”當作功績，當作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功績，中共對此並沒有隱瞞。

在鮑彤看來，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問題有一種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特殊性。他說：“現在（中國）農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農民喪失了土地之後湧入城市。有一段時間農民是不能進入城市的，現在是有條件地可以進入城市。有條件進入城市的農民很多人身份變了，變成了農民工。但他們的家人還在農村，因此中國農村現在有一個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問題，這就是農民家庭的破碎，夫婦不在一起，或父母跟子女不在一起。”

中國的農民/農民工為中共政權主導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中包括他們在城市打工交稅，卻不能獲得跟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醫療、教育、養老的權利，他們被迫為了謀生而將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留在農村。

鮑彤的說法是，“全世界的孤兒都是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亡了，但中國的孤兒不是父母死了，而是父母離開了子女，子女離開了父母，父母還活著，但家庭卻不能團聚。子女是一個問題，老人也是一個問題。”

鮑彤在這所說的農民工家庭子女和老人問題，又名農村留守兒童和老人問題。他接著說，中國的傳統習慣是子女要贍養父母，父母失去了勞動力，子女要贍養。中國的農民工為了生存就這樣跟父母和子女分開。這是牽涉三代人的悲劇，是一個社會現象，而且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

對中國農民為中共控製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所付出的這種生離死別的沉重代價，中共控製下的中國官方媒體要麽是輕描淡寫一帶而過，要麽是避而不談，回避任何深入具體的報道。但因為這一問題牽涉中國千百萬家庭，中國公眾非常關心，也深有痛感。

中國這種痛感在2013年3月下旬習近平上台之後不久訪問俄羅斯的時候呈現出罕見的爆發。偕同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習近平妻子彭麗媛到莫斯科一個孤兒學校訪問，中國官方媒體報道說，彭麗媛“看望俄孤兒
代表中國千萬母親”。

這種官方報道在許多中國網民當中招致強烈的反感和抨擊。一些批評者譴責彭麗媛和中共政權偽善，批評她作為一個母親對中國成千上萬的留守兒童跟父母分離的困境不管不問，還盜用中國千萬母親的名義到國外假裝關心孤兒，假扮富有愛心的母親。中共當局對網民的這種批評沒有做出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回應，並對有關的批評意見進行封殺。

是促成還是毀壞農村經濟發展

中共政府自己也承認中國經濟發展還很不平衡，城鄉貧富差距還很大，即使是今年全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中國離真正的脫貧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與此同時，有許多觀察家和評論家指出，中國農村和農民之所以整體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貧窮得多，主要並不是因為中國農民懶惰或愚笨，而是因為中共掌權70多年始終一貫地實行一種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對待、在戶籍、土地、金融、財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麵歧視農村和農民的政策。

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有研究的經濟學者胡星鬥說：“應當逐漸地拆除戶籍的籬笆，不僅要準許農民進到城市裏來，而且也要準許城市的人到農村去。城市的人到農村去，他們就會投資農村的幼兒園，小學，投資農村的醫院，這樣才能把農村帶動起來，這樣才是建設新農村的一條途徑。”

胡星鬥又說：房地產也是一樣，城市和農村是兩套土地製度，城市人還不能到農村去買房子，買房子是小產權房，都是違法的，這些障礙都要破除；隻有破除將城市和農村區別對待、歧視農村的二元製度，才能使農村經濟發展繁榮起來，中國才能真正步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觀察者指出，胡星鬥的這種城鄉融合的美好願景能否實現令人懷疑。就在胡星鬥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發表上述評論之際，北京昌平小湯山鎮當局對北京市居民到那裏建設的農業科普示範園及附屬的自建住房切斷天然氣，隨後再發出拆遷通牒，聲言他們要在11月29日到來前自行拆除他們的建築，否則將予以強拆。

盡管當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當地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當地農村經濟招引過去的，盡管他們用自己的積蓄資金在那裏的建設都獲得了當地政府的許可，他們也有昌平縣政府頒發的“土地經營權證書”，有效期從1999年至2049年，但這一切並不妨礙當地政府出爾反爾對他們實行強拆驅趕。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北京郊區一直在進行這種強拆驅趕，與此同時，在毗鄰北京的河北省，當地地方當局拘留了著名農民企業家孫大午，並奪取接管了他的企業。這一局麵使人們再度對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所聲言的發展農村經濟使農民脫貧的說法的誠意產生懷疑。

孫大午這不是第一次被抓捕。2003年，當局曾經以批評者所說的莫須有的非法集資的罪名抓捕他，並將他判刑三年，緩刑四年，當時在中國引起廣泛的批評和抗議，中國當時相對自由的媒體也有報道。當局後來在抗議的壓力下釋放了他。

這一次孫大午被抓，中國的媒體已經沒有當年的自由，沒有批評或抗議的報道。一度長期擔任中共高級幹部的鮑彤說，孫大午的具體情況，他不了解，但聽說孫大午口碑很好，在他的村裏很受愛戴，因為他不但自己發家致富，更樂善好施，散財濟貧，喜歡跟眾人分享他的財富。

鮑彤談孫大午和農民企業家問題

鮑彤說：“我有一個朋友叫姚監複，姚監複原來是在中央農村工作研究室工作的，後來老了，跟我年紀一樣，就進養老院了。養老院很貴。後來聽說孫大午的養老院很便宜，他就去了，去了之後很高興，說孫大午那個地方對老人照顧很好，不光是照顧一般的生活，也包括疾病治療都很好，費用很低。我不知道孫大午出事之後，像姚監複這樣的老人還能不能找到這麽好的養老院嘛？

河北當局為11月11日抓捕孫大午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尋釁滋事、破壞生產經營。來自中國的報道說，警方當天抓捕了28人，其中包括孫大午夫婦、孫大午的兩個兒子、兩個兒媳等家人以及一些公司高管；知情人士說抓捕孫大午的導火線是孫的企業與當地一個國營農場有土地糾紛。

鮑彤說：“有人說，問題主要是國營農場跟孫大午有土地糾紛，因此（當地政府）就把孫大午抓起來了。什麽有土地糾紛就要把糾紛的一方抓起來，我不懂。如果有糾紛就要抓起來，那應當也把國營農場的人抓起來呀。當然我是反對這種情況的（反對這麽隨便抓人的）。說有土地糾紛就要抓起來，我看抓任何一方都是不對的。有土地糾紛應該依法辦理。”

在鮑彤看來，孫大午這個農民企業家的企業與國營企業發生糾紛，中國政府當局抓捕孫大午，國營企業一方則安然無恙，這種明顯的法律麵前不平等的景象顯然不是一種失誤或偶然現象，而是當今中國根深蒂固的問題。

鮑彤說，“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講了一句話，說是有一個遠景，就是到2035年，也就是再過15年，爭取這個國家基本上建成一個法治社會，法治國家，法治政府。這就是說，從現在到未來15年以內，（中國）基本還沒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在法律麵前不可能人人平等。”

鮑彤表示，中共的這種說法，這種好似充滿艱辛的法治遠景展望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他說，法律麵前不能人人平等是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關鍵，農村經濟發展不能一蹴而就，農民脫貧不可能一夜之間實現，這些都可以理解，但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應當是立馬就可以實現的。他說，連“萬惡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國更可以做到；讓孫大午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不需要15年，隻要一天，甚至1分鍾就可以做到，關鍵是看你想不想做。

中國人的貧困問題與常識

談到中國農村和農民貧困問題，鮑彤認為，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不需要高深的學問，隻需要常識，也就是英語世界的人所說的常識（common
sense）。他說，中國農民的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皇糧拿工資的幹部（官員）越來越多造成的。鮑彤在1950年代作為中共幹部到安徽去，安徽，河北，一個鄉隻有一兩個，最多三四個幹部，還有的隻有一個半幹部。當時鄉會計是全職的幹部，鄉長隻是半職幹部，鄉黨委書記不是幹部，還是農民。甘肅有的地方隻有半個幹部。現在則是每個鄉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幹部。

鮑彤說，這種靠勞動人民養活、不從事生產又旱澇保收的幹部/官員越來來越多，政府財政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是取之於民用之於人數龐大且持續迅速增加的官員，這不僅是農村的問題，也是城市的問題；中國城市也有低端人口，城市貧民，人民負擔太重了；貧富差別在中國特別表現為官民差別。

鮑彤所說的官員太多令勞動人民難以負擔的說法也是許多前任和在任中共高級官員的說法。

談到中共當局眼下大力宣傳農村脫貧的問題，因工作需要經常到農村的大陸資深媒體人王先生說，“（中國）大陸對農村的扶貧方式大多比較原始，幫助當地農民找項目找貸款，或提供捐助幫助農民迅速致富，這其中有三個方麵的情況：1，確實引進有價值的項目，能夠持續造福當地農民；2，引進一些短平快的項目，讓農民短期獲益，迅速拉高其實際收入；3，通過農業補貼貸款和對口支援單位捐助，讓農民短期收入上升，甚至沒有實際項目支持，包括短期項目，基本上是一種造假行為。

“現在無法判斷哪種情況的權重更大。根據我對農村多年了解的經驗，造假和短期行為應該是主流。也就是說，這種運動式扶貧隻會產生短期效益，不可持續太久，農民返貧的可能性還是很大。”

在這方麵，美國《華爾街日報》11月17日的報道呈現了一種有趣的景象。中國官方媒體過去幾年來宣傳說，習近平2016年4月下旬考察了安徽六安市金寨縣花石鄉大灣村，與當地村民討論了脫貧問題，隨後大灣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成了紅紅火火的旅遊地。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說：“這部分是因為習近平的到訪使大灣成了旅遊點。當時他和村民圍坐在一起的座椅給固定在地上，還有當時擺出來的花生的複製品，以及掛在他身後牆上的一塊臘肉。日前的一個下午，那個山村來了三輛滿載遊客的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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