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該用哪個詞來給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裏的事件下一個定義？
候任總統拜登將特朗普支持者的行為稱之為“叛亂”（insurrection）：“這不是抗議，這是叛亂！”
也有不少議員將其稱之為“政變”（coup）。“一群暴徒衝擊美國國會想要推翻選舉。這是一場正在發生的政變。”眾議員瓦爾·戴明斯（Val
Demings）在一條推文中表示。
“叛亂”一詞在美國曆史上並不陌生，1807年美國就出台了《反叛亂法案》（Insurrection Act of
1807）。倒是“政變”在美國曆史上還從未發生過。
那麽特朗普的“勤王軍”此次衝擊國會大廈的行為夠得上“政變”嗎？自從1776年美國建國以來，為何在其近250年的曆史中，從未發生過一次成功的政變？
“未遂政變”
根據政變研究領域的專家喬納森·鮑威爾（Jonathan Powell）和克萊頓·泰因（Clayton
Thyne）的定義，政變是“政體中的軍方或其他精英公開企圖使用違憲手段推翻現有國家元首的舉動”。
美國佛羅裏達中央大學高級分析師克萊頓·比紹（Clayton
Besaw）據此認為，這次發生在國會大廈的暴力事件並不屬於政變，因為暴動中的主體並非現有政體中的精英，他們的行動出於“自身意願”，而非特朗普意誌的執行者，“更何況，特朗普本人也在事態嚴重後主動敦促支持者回家了。”
“占領”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辦公室的特朗普支持者
圖片：AF與比紹的意見稍有不同，美國海軍學院教授、《奪權:軍事政變的戰略邏輯》一書的作者納尼哈爾·辛格（Naunihal
Singh）雖然也認同此次事件不算政變，但在他看來，重點不在於暴力活動的參與者，而是因為此次暴亂沒有軍事力量的參與：
“這不是一場政變。因為那位即將離任的總統沒有利用軍隊、特勤局或政府可以調動的某些武裝力量，來達到個人目的。”
不過辛格也指出，並不是每一場政變都需要軍隊的積極參與。有些情況下，他們的默許和不作為就已經給事件定了性：
“很多時候，當武裝力量和抗議者建立起了合作關係，那麽政變就已經發生了。看看菲律賓和埃及，在那些大規模抗議活動中，軍方都站在了抗議者一邊。如果美國也發生類似的情形，那麽，是的，這就是政變。但我認為我們還沒到那個地步。”
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學助理教授保羅·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認為，“我們目睹的是一場政變企圖，是一場違背現有法律框架，試圖奪取政權的努力。”
在“未遂政變”發生前，特朗普在1月6日早些時候發表演說，重申“選票欺詐”，並號召人們前往國會大廈支持他。這一行為涉嫌煽動民眾製造暴亂。目前他正麵臨罷免風險。
圖片：AFP歐美主流媒體與馬斯格雷夫的觀點相近。英國《衛報》認為，這是一起失敗的政變，是“一群右翼暴民企圖違反憲法並把自己意願另加在選民意願之上的行徑”。《華盛頓郵報》則把重點放在了特朗普身上，“這場未遂的政變是由一個無法無天又高度戀權的總統所煽動”。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也認為這是場“未遂政變”，其目的是“破壞國會對選舉人票進行確認的法律程序，進而阻止拜登繼任總統。”
憲政教育體係下的美國選民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未遂政變是美國建國245年以來的第一場政變。
在1月6日之前，美國之所以從未發生過民眾不顧選舉結果，在某位候選人煽動下阻止選票確認程序的“政變”，原因有很多。基於上文中對政變定義的討論，可以從政變發生的三個必備要素——發起者、參與者和助推者來進行分析。
首先，從政變發生的參與者來看，在特朗普之前的美國選民之所以沒成為總統候選人的“馬前卒”，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美國長期有效的憲政教育。人們認同政府通過委任直接選舉的方式來確認總統，相信程序正義，尊重大選結果。
1789年出台的美國憲法明確了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為了讓民眾接受、理解這套製度，7年後，也就是1796年，政府出台了第一本關於公民政府的教科書，自此開始了長達200多年的憲法教育。
後來，聯邦政府還明確要求16至18歲的學生要學習獨立宣言、聯邦憲法、人權宣言等內容。如今大多數美國人在中學階段至少受到三次正規的憲法教育。
美國主流媒體普遍認為，此次暴亂之所以會發生，除了特朗普的蓄意煽動，部分共和黨議員，如圖中的霍利，公開質疑大選結果，在點票程序上故意製造阻礙也是原因之一
圖片：AFP像在紐約州，4年級學生，也就是9歲左右的孩子就要在公民教育課程中了解美國憲法與政府的關係。而在7年級和8年級的“美國曆史和紐約州曆史”課程中，學生要明白憲法基本的法律和政治原則；12年級的公民教育課程則是要讓學生理解憲法是如何在支持多數人統治的同時保護少數人權益的。
進入大學，學生還是要繼續學習憲法。比如佐治亞州就規定，學生要取得學士學位必須通過四門課程的考試，分別是美國曆史、美國憲法、佐治亞州曆史和佐治亞州憲法。
通過從小學到大學持續不斷的憲法教育，美國人的憲法意識和憲法觀念得到廣泛普及，人們知道選舉權之於民眾和聯邦政府的重要作用，也理解選舉過程中程序正義的重要性。
暴亂結束後，作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共和黨元老麥康奈爾重回國會大廈，但他神情憂鬱。在他看來，此次事件是一場“未遂的叛亂”。
圖片：AFP一個例子是2000年大選，在選舉日結果出爐後又持續了36天，從開始重新計票到最後最高法院裁決，程序複雜，過程曲折，但選民卻並沒有因此而失去耐心。因為在那些美國選民看來，相比於最後的當選結果，更重要的是選舉過程要公平公正。
而20年後的2020年大選之所以會引發如潮爭議，甚至在選舉後還會發生衝擊國會大廈這樣史無前例的危機事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真的有很多選民相信了特朗普、社交網絡和種種極端組織所宣稱的陰謀論，認定此次大選存在大規模選票欺詐現象，顛覆了程序正義。
要權利，不要推翻政府
憲政教育的意義不僅在於讓民眾認同憲法，它還強化了人們的公民意識和權利意識，塑造了民眾與政府對話的方式和思維方式。民眾對政府的訴求是“要權利”，而非要推翻它。
由於總統任期隻有四年，四年之中還有決定國會席位的中期選舉，這意味著選民每隔兩年就可以用選票對政府領導人進行評判，並不需要通過衝擊政府、要求總統下台的方式來解決社會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向政府發起的訴求就更為實際和聚焦。200多年來，美國雖然沒少發生大規模騷亂，但針對政府的行動要麽是抗議政府的不良政策，要麽是追求權利平等。
比如1786年的謝斯暴動，其原因是馬薩諸塞州政府對農民的漠視，以及亂收選舉人頭稅；1791年發生的“威士忌暴動”，也是因為西部農民不滿政府征收威士忌酒消費稅。
進入20世紀，越來越多的騷亂源於反對種族歧視的抗議。比如1962年的密西西比大學騷亂和1968年的巴爾的摩騷亂，都與黑人平權運動直接相關；1969年的“石牆暴動”，則是美國曆史上同性戀群體首次反抗政府迫害性別弱勢群體的事件。
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某些特定群體發起的暴亂。比如1932年的“補償金事件”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數萬一戰退伍士兵要求及時發放薪餉的要求遭到美國政府拒絕；1971年紐約的阿蒂卡監獄暴亂，則源於囚犯們要求更好的生活條件。
去年，遍布全美的抗議遊行活動很多都和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黑命攸關”運動（簡稱BLM運動）直接相關。但人們的訴求在於懲辦凶手、推動警察製度改革、為非裔群體的權利平等發聲。
“黑命攸關”運動在2020年席卷全美
圖片：AFP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大罵特朗普的人不在少數，但這些組織的領導者和發起人不斷強調的是呼籲民眾在大選中“投票給拜登”，這本質上依然是在憲法規定的框架內推動政權更迭，而非無視法律框架，直接暴力推翻特朗普政府。
簡言之，200多年間不斷更新、調整的憲政體製和長期有效的憲政教育，從政權運作的機理上避免了美國民眾突破法律底線、淪為政治精英實現個人政治目的棋子的可能性。
不成文的政權交接傳統
隻是單純依靠憲政教育當然不能避免政變的發生。1月6日之所以會發生大量民眾衝擊國會大廈的事件，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響應了自己認同的政治領袖的呼喚。
當政治領袖有了政變的動機，又有了一呼百應的支持者，那麽平和的示威遊行就會變成慘烈的暴動與政變。所以潛在政變者的作用不能不考慮。
從美國的國情來看，真正能威脅現有政權的潛在政變者基本就是敗選總統。然而自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於1789年就任以來直至2020年大選結束，美國從未發生過敗選總統候選人發起顛覆政權的政變行動。
當地時間1月8日，即將就職的新任美國總統拜登與副總統哈裏斯（左）在特拉華州威明頓宣布了新政府經濟和就業團隊的關鍵人選
圖片：AFP以1896年的大選為界。在此之前的100多年裏，在選票差距明顯，勝負已分的情況下，敗選者往往也會接受現實。雖然1860年的大選後發生了南北戰爭，但兩位民主黨候選人也接受了敗選結果。南北戰爭從性質上並不算是政變，而是一場因意識形態和政權理念分歧導致的內戰。
而在選票差距不大，結果存在爭議的時候，敗選者雖然公開表達過不滿，但也未曾發展成政變。
1824年贏得更多選舉人票卻最後敗選的傑克遜雖然怒火中燒，卻還是接受了敗選；1876年在選情占優，卻遭遇四個州選舉人票作廢，最後因選舉委員會的一票之差輸掉大選的民主黨人，最終反而和共和黨領導人達成“1877年妥協”，避免了第二次內戰的同時，還換來了南方州的“自治”。
等到了1896年，美國大選更是迎來了一個重要分水嶺。
那一年，民主黨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獲悉自己在大選中敗給共和黨人威廉·麥金萊（
William
McKinley）後，立即給對方發去電報：“我想在第一時間表達我的祝賀，我們共同麵對了美國人民的選擇，他們的意願就是法律。”
這份電報開啟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敗選者通過公開聲明承認敗選。
在過去的120年裏，美國人見證了32次這樣的公開聲明——通過電報、廣播、電視直播，最近還有YouTube。雖然沒有法律要求任何落選的候選人公開承認失敗，但這已成為美國有序權力過渡的固有傳統。
在這其中，2000年時，民主黨籍候選人戈爾在一次大選裏兩次承認過敗選。
2007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右）與當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戈爾（左）在白宮合影。在2000年大選中，戈爾在得知布什獲勝後第一時間承認敗選並恭喜布什。但隨後佛羅裏達州麵臨重新計票，大選結果存在變數，戈爾隨即撤回了敗選聲明。12月，美國最高法院判定佛羅裏達州無需重新計票，布什贏得佛羅裏達州選舉人票後，戈爾又一次承認敗選，並表示“這次不會撤回”。
圖片：AFP總統曆史學家羅伯特·達萊克(Robert
Dallek)在接受《洛杉磯時報》采訪時指出，敗選者公開承認失敗的舉動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向支持者發出一個重要信號，即他們需要和落選的候選人一起接受失敗。”
簡言之，從政變的潛在發起者來看，美國244年沒出現政變的原因在於憲政規則、妥協精神和“認輸傳統”，對擁有大量選民支持的敗選者的限製。這套不成文的“規定”不僅為敗選者樹立起“體麵”、“有風度”的人設，更深刻的意義在於確保美國平穩完成政權交接。
被文官體係“馴服”的軍事力量
1月6日，在騷亂開始時，國會大廈的警戒力量顯得軟弱無力，但當華盛頓特區的2700名和弗吉尼亞的650名國民警衛隊人員馳援後，局勢還是得到了控製。
作為政變者的助推者（甚至很多時候是他們的核心力量），軍隊在土耳其、埃及、泰國、巴基斯坦等地的政變中都扮演過至關重要的角色。但是為什麽在過去近250年中，美國從未發生軍事政變？
軍事政變若想發生，無非隻有如下幾種可能：第一，有強烈政治野心的軍官控製龐大軍隊可供調遣，他們本身就具備“兵諫”的能力；第二，控製龐大軍隊的軍官與政治精英勾結。
但這兩種可能都被美國的製度設計扼殺了。美國遏製軍事政變的方法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分權，二是文官管理軍隊。
先說分權，美國沒有哪位軍官可以真正控製龐大的軍隊。在管理上，美國海軍、空軍、陸軍、國民警備隊、海軍陸戰隊、特戰隊全部都是分權管理，沒有一個軍種可以一家獨大。
同時，在軍隊運行體係中，軍政和軍令還有分權。
軍政就是軍隊的日常供應和管理，它由國防部來管，國防部的首腦是國防部長，他由總統經國會批準後任命。
軍令就是軍隊的指揮係統。美軍實際負責指揮的是各級參謀部門，最高級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沒有下達作戰命令的資格。美軍的軍事作戰命令都是由美國總統通過國防部長經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給各個聯合作戰司令部和戰區司令部，再由各司令部具體實施。所以下達作戰命令的人是總統。
但總統雖然統領三軍，可他要想動用軍隊，又必須得到參眾兩院的授權。意味著總統成為軍事獨裁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再來說文官管理機製。美國實行的是文官治軍的原則，因此，不管是國防部長，還是陸軍部長都是文職，都不能由現役軍人擔任。
這樣的安排就是為了避免軍事政變。《獨立宣言》中曾寫道，“總統被任命為總司令，正是為了讓一個平民，而不是士兵，登上軍事指揮鏈的頂峰。”
按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前五角大樓官員艾略特·科恩(Eliot A .
Cohen)的解釋，國防部長之所以要讓文官來做，是因為，“對於一個要成為國防部長的人，美國人民需要的是一個有著豐富的平民生活經驗的人，一個能從平民視角審視世界的人。”
當然，此項規定也並不是說軍人就與國防部長的職位無緣。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是禁止軍人在退役後的七年內擔任國防部長，也就是說，退伍超過七年的軍人依然可以成為國防部長。
過去73年中，美國共產生了28任國防部長，其中至少19任擁有服役經曆。但這其中隻有兩人破例在退役未滿七年內就擔任了國防部長，他們是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和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國防部長馬蒂斯。已被候任總統拜登提名的奧斯丁有望成為第三位“破格者”，但他還需說服國會兩院的議員才能真正履新。
最後，美國政府還明確提出，不準現役軍人加入任何政治黨派。這就隔絕了軍人和政黨領袖之間的關係，使軍隊不會成為政治精英的附庸或打手。
未來怎麽辦？
深厚的憲政教育讓民眾認同憲法和選舉製度，使其不易成為政變的參與者；相對完善的政權交接機製和不成文卻行之有效的政權交接傳統讓最有可能成為政變發起者的敗選總統體麵退場；最後，嚴格限製在文官治軍和分權體係下的軍隊係統也杜絕了軍人幹政的可能。
這就是自1776年起，美國從未發生政變或軍事政變的原因。然而1月6日的“未遂政變”卻也暴露了美國現有製度的漏洞。
如何阻止一個拒絕認輸的總統煽動民眾破壞政權交接機製？在假新聞和陰謀論充斥社交媒體的時代，如何保證言論自由的同時，又能減少謠言對於民眾心智的不良影響？
這恐怕是未來美國立法者需要深刻思考的問題。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美國近250年曆史，為何從未發生過成功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