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導演馮小剛（左三）及主要演員
前央視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手撕娛樂圈，成為各界聚焦的中心。德媒刊發政論家評論稱，崔永元的“公報私仇”在不經意間擊破了中國表面上“穩定”的幻覺，讓王岐山所關心的消除革命外部條件的努力變成醞釀新革命的條件。時事評論員文昭表示，崔永元這回捅出的最大簍子是把中國的工薪族和中產階級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的思想激發出來。
《德國之聲》6月7日刊發中國政論家白信的文章稱，2012年，北京流傳王岐山向中共黨內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王和這本書以及北京對兩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想像和恐懼，構成了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政治氣氛，從而幫助了習近平就任黨的總書記，然後順利地清洗了政治競爭者周薄徐令集團和實現前所未有的集權。
作者指出，這是種“穩定”的幻覺，比如在最近一件演藝圈的八卦新聞，或者個人恩怨，不斷放大的過程中就被擊破了。
原央視名嘴崔永元針對名導演馮小剛、名作家劉震雲、名演員范冰冰正在製作的電影《手機2》在自家微博發飆，指責對方曾經在十五年前拍攝的《手機》中影射自己，給自己和家庭帶來了精神上的痛苦，現在又不思改過，再次高調宣傳《手機2》，這是在自己的傷口上抹鹽。並手撕范冰冰，引發民眾對明星“陰陽合同”，天價報酬，以及是否偷稅漏稅的熱議。
白信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國經濟，無法避免人們因為在這種巨大的稅負不平等產生巨大不滿、起而反抗，如同中國古代歷代王朝沒落階段的困擾，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文章將中國實現對比路易時代的法國，“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是如此地富於侵奪性和專制特徵，但一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然後，一場大革命就發生了。
文章指出，崔永元所代表的，在演藝圈的資本競爭和審查遊戲中–那本來就是一個技術官僚和大資本的共謀遊戲。
隨著電影工業成為中宣部今年接管電影局之後的清理重點，舊的審查官僚和演藝明星、導演們之間的共謀關係和利益紐帶也開始自我崩潰。當中國無數新興私人資本春風得意時，並未察覺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正越來越近，他們可能成為當局為預防大革命爆發的替罪羊，一如2008世界金融危機中那些作為替罪羊的高管和操盤手。
文昭：捐稅不公平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再製造孤立
時事評論員文昭在6月8日自媒體節目中表示，崔永元這回捅出的最大簍子是中國的工薪族和中產階級們，看到明星大腕天文數字的收入，卻能有各種辦法逃稅；而自己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收入卻被稅務部門明察秋毫，一分錢也賴不掉，由於這種明目張胆的不公平從而產生強烈的憤慨。
正像有個網友給我留言中談到的，連居民房產稅都要開徵了，對明星大腕們的天價片酬卻長時間睜隻眼閉隻眼，憑啥呀？
文昭提到，正如法國人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的：“在所有把人和階級加以區分的措施里，捐稅的不平等危害最大，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再製造孤立”。交稅負擔的不平等之所以最容易引起憤慨，是因為它的結果通常是表現為，承擔稅負最重的群體反而是低收入群體，收入高應該多納稅的人反而按比例來說是最低的。
文昭還談到，老子說：“天之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大家收低、被颳得狠就算了。最受不了的是人與人氣死人。稅負之所以出現不公平，通常都是和政治體制的不公平有關，能在不公平政治體制中發財致富的，總是和權力保持著特殊關係，因而在稅負上也受到權力的特殊照顧。
胡少江：崔永元發飆事件折射中國社會病態
評論員胡少江6月8日在自由亞洲刊文表示，網路大眾對事件中的明星們儼然是同仇敵愾。不過在我看來，這種同仇敵愾主要不是因為這些明星有逃稅違法的嫌疑，而主要是因為他們與政府主流意識形態心領神會的長期配合，更是因為他們在政府的支持和默許之下發了大財。
胡少江說，自己是一個經濟學人，對於商人和明星們在市場環境下發財向來沒有不滿，但是對於有著專制制度作靠山而混得風生水起的不良文人和紅頂商人們總是不以為然的。想必這也正是中國大眾通過崔永元對明星們不滿一個原因。
同時，大眾們認為范冰冰領取「國家精神造就榮譽」是對這個社會的一種諷刺。其實，所有極權制度下的「國家精神」都不是甚麼好東西，無外乎是臣服精神、阿諛精神、嫌貧愛富的精神、欺軟怕硬的精神和不問是非只問成敗的精神。
那些健康向上的人類普世價值是不會被當權者所承認的，也是不會在極權制度統治下的社會中發展壯大的。考慮到這一點，對范冰冰們得個甚麼國家精神獎，也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我倒是想，中國人不去公開指責那些腦滿腸肥的統治者們，只是針對沒有權力的人發怒，似乎也有點欺軟怕硬的味道。
阿波羅網文學承綜合報道
來源：阿波羅網文學承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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