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雙胞胎姐妹這一年:一家六口確診,父親去世

羅珍、羅斌兩姐妹在武漢江灘跳舞,媽媽幫拿著外套。

2020 年 12 月 29 日,武漢下了入冬後第一場雪,氣溫驟降到 -8 ℃。

身穿黑色羽絨服的羅斌,獨自站在小區門口等待訪問,在白茫茫的大雪中非常顯眼。路邊灌木葉早已褪盡,積雪壓得枯枝搖搖欲墜。

這幅場景羅斌似曾相識—— 2020 年 2
月,武漢也下了一場這樣的雪。在那段時間,羅斌和雙胞胎姐姐羅珍,以及父親、母親、二姐、二姐夫,一家六口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病情最嚴重的父親,還沒等到確診就去世了。

如今一年過去,家裏也恢複了正常——至少表麵上看是這樣,但羅斌知道,有些東西失去了,就再難找回了。

媽媽已經忘了,爸爸是她送走的

姐妹倆與母親合影。

” 他們是來做什麽的?” 見到生人來訪,羅斌的媽媽神情陡然緊張,在客廳裏不安地來回踱步,一直追著女兒問。

” 媽媽,他們是來做客的,不是壞人 “,羅珍說。

十分鍾後,媽媽又問了同一個問題:” 他們是來做什麽的?”

羅珍把剛才的話,又說了一遍。她壓低聲音對我說,” 媽媽得過腦梗,有點老年癡呆,這次生病(感染新冠)後,病情加重了 “。

羅珍在廚房裏做飯,媽媽把客廳的燈、電視、電暖氣一一關掉。羅珍把它們打開,一轉身媽媽又關掉了。

這是羅珍父母的家,一個溫馨整潔的兩居室,但視野範圍內看不到任何父親生前的物件。

父親去世後,羅珍姐妹把他的東西,包括照片全收了起來,以免媽媽觸物傷情。

媽媽的記憶力越來越差。有一次,她把電熱壺放在煤氣灶上燒,導致廚房失火,姐妹不敢再讓她一個人住,便輪流來這裏照顧。

手機裏爸爸的生前照片。

姐妹倆盡可能把爸爸的遺物藏起來。

爸爸是抗美援朝老兵,遺物裏有很多老雜誌。

老人生育了五個女兒,羅斌、羅珍年齡最小。

2020 年 1 月 22
日,得知武漢要封城,姐妹倆計劃帶爸媽到二姐家住,一家人在一起,方便照應。後來,一屋子六人,全部感染新冠。

羅斌是第一個發燒的。隨後二姐和二姐夫高燒到 40
度,二姐夫妻倆立即被送進醫院並確診新冠。羅斌和羅珍立即把爸媽帶了回來,接著羅珍和爸爸也發燒了。

2 月 7 日,羅斌帶爸爸去做核酸檢測,一直等到中午都沒有排上號,”
爸爸患了癌症,身體不好,醫院附近也沒東西吃,他說要回家,我就同意了 “。

回家後,爸爸沒有發燒了,他躺在床上,說今天先休息,第二天再去做檢測。羅斌隨後離開了父母家。

” 媽媽半夜打電話來,說父親喊不起來了 “。

當晚,羅斌的姐夫帶著警察和社區醫生趕去時,父親已經走了。

” 那時死的人太多了,遺體都來不及運走。姐夫把母親換到另一個房間睡。直到第二天下午,殯儀館的車才來把父親送走 “。

爸爸走了以後,羅斌把媽媽也送到醫院,一查才發現是重症,” 媽媽的血氧飽和度很低,醫生說如果沒有及時送院,情況會和父親一樣
“。

” 爸爸生前是最喜歡熱鬧的人,結果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走了,在他走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在他身邊,我覺得好對不起他 “。

之後,媽媽的精神狀態每況愈下,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麽在醫院,也不知道這座城市正在發生什麽,不知道愛人已經永遠離開了她。

這張全家福紀錄了爸媽的金婚紀念日。

我們在聊起這些故事時,羅媽媽在一旁聽著,麵無表情。

晚飯過後,羅斌姐妹翻出了家裏僅存的一張全家福給我看,一旁的羅媽媽忽然說了一句,” 那是我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拍的 “。

那一刻,她似乎清醒了。

羅珍:看到我發燒後,丈夫一走就是五個月

羅珍在廚房燒飯,媽媽想獨自溜出門外散步。

2020 年 1 月 27 日,羅珍發燒了。

那晚,羅珍在家和丈夫一起吃完晚飯,感覺身體不舒服,一量體溫,38 度。丈夫臉色一沉,立馬起身,拿了件外套就出門了。

” 我當時一下懵了,以為他是開玩笑,後來過了很久他都沒回來,打電話問,才明白他是真的走了 “。

丈夫一向對自己很好,兩個人感情穩固,羅珍對丈夫的 ” 出走 ” 難以置信,”
一開始我很生氣,我覺得我生病了,老公應該送我去醫院,照顧我。我在住院時,身邊很多丈夫照顧妻子、妻子照顧丈夫而一起感染的例子。唯獨我們家這個,一不對勁就跑了
“。

” 有次在轉院途中,同車有一對夫妻。男人說,‘我好冷啊,你能不能抱抱我?’他的妻子抱了抱他,然後他就去世了
“,這一幕讓羅珍終身難忘。

2020 年 2 月,羅斌接受治療的武昌方艙醫院,醫護人員在安排一天的工作。

從發燒到住院,從重症病房轉到方艙,從出院到進入隔離點,再到康複回家,有快半年時間,羅珍再沒有和丈夫見過麵。

” 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我很絕望,一個人在病房裏泣不成聲,三天三夜都沒有睡過覺
“,糟糕的情緒,加重了羅珍的病情,她的血氧飽和度急劇下降,每天靠吸氧維持生命。

3 月 9 日,羅珍康複出院,從隔離點回家路上,她給丈夫打了個電話。丈夫說:” 現在還沒有解封啊,你正好跟媽媽住在一起照顧她嘛
“。

羅珍和父母同住一個小區,她住 12 棟,父母住 19
棟,隻隔了幾棟樓,幾片綠化帶。之後,羅珍一直和媽媽在一起,再沒有回過自己家。

5 月的一天,羅珍打電話讓丈夫下樓,在小區的院子裏,雙方都戴著口罩,遠遠地打了個招呼,那是自羅珍生病後,他們第一次見麵。

2020 年 12 月,羅珍的丈夫回家吃飯,一家人已經忘掉了之前的 ” 不愉快 “。

家人開始使用公筷,疫情改變了很多武漢人的生活習慣。

媽媽吃著吃著就走開了,獨自坐到了沙發上。

直到 6 月,羅珍才回到自己家中。

對丈夫的行為和態度,羅珍一開始完全不能接受,” 越想我就越生氣 “,但後來她也慢慢理解了他,”
現在回過頭來想,他走或許是正確的。他要是感染了,家裏就徹底沒有人照顧了 “。

” 不是有句話叫患難見真情麽?” 我忍不住問。羅珍說:” 他隻是怕死而已,你沒辦法去責怪一個怕死的人 ……”

原諒了丈夫,羅珍也就理解了那些遠離她的人。

2020 年 8 月,羅珍和往常一樣到小區裏打麻將,老板娘一見到她就說,” 你最好不要來了,他們(其他顧客)都怕你 “。

羅珍不服氣地問,” 為什麽呀?我已經好了啊!”

” 可是你得過病啊,這個病潛伏期很長,好了之後很久還會傳染的 “,老板娘說。

過去,羅珍每晚都會到小區廣場和朋友一起跳廣場舞,現在她隻能和妹妹倆人在居民樓的大廳裏跳。

羅珍去跳廣場舞,以前的夥伴們一看她來了,立馬都散了:” 算了算了,我們不跳了 ……”

小區裏很多人都知道羅珍得過新冠,連她到小區交物業費,對方都讓她站在門外不要進來,”
現在小區裏沒幾個人願意跟我講話,我的婆家也明確說了,叫我不要回去 “。

” 現在外人看來,我的生活好像已經恢複正常了
“,羅珍說,但隻有她自己知道,平靜日子的背麵,裂痕已經形成,要真正修複它們,她還要花很長時間。

羅斌:我覺得是自己害了全家人

下午 3 點,羅斌暫停了訪談,騎著小電驢,匆匆地消失在風雪之中。

最近,羅斌找了份臨時工,想給上大學的女兒掙點學費。丈夫於 2018 年因病去世,此後她便和女兒相依為命。

羅斌是家裏第一個發燒的,甚至早於最先確診送院的二姐和姐夫。

她和羅珍一起做核酸檢測,羅珍呈陽性,很快就被送進了醫院。羅斌卻因第一次檢測為陰性,隻能獨自在家隔離。

” 父親去世以後,我把媽媽也送進了醫院,然後我在隔離點裏經過第三次核酸檢測後確診 “。

第一個發燒,卻最後一個確診,命運給羅斌開了一個大玩笑,也成為她繞之不開的一個心結,” 感覺是我害了全家人 “。

確診前在家隔離的日子,羅斌處於極度恐慌之中,”
高燒不退,上吐下瀉,呼吸困難,所有症狀都和新冠肺炎一樣。但家裏隻有自己一個人,也沒有人來救你 “。

羅斌害怕自己會像父親一樣,在某個深夜突然去世。

自從發燒以後,羅斌讓堂姐把女兒接走,” 她才剛過完 18 歲生日,如果她出了事,我們家就徹底散了
“。但她依然擔心,女兒也會因她染上新冠。

在身體的痛苦和精神的重壓下,羅斌提筆給女兒寫了一封遺書,” 孩子,對不起,媽媽不能陪你走完後麵的日子 ……”
寫完後,她把遺書放進了女兒的抽屜裏。

2 月 16
日,確診後的羅斌,住進了洪山體育館改造的武昌方艙醫院,她得救了。在方艙醫院做心理問卷時,原本開朗的她被測出患有輕度抑鬱。

羅斌開著車帶姐姐和媽媽一起出去兜風。

經曆過疫情,每天能出來散散步都是一種幸福。

在武漢江灘散步,媽媽已經忘了關於此地的記憶。

羅斌在方艙醫院認識的一位病友,丈夫在疫情中去世,自己也被老公感染得病,”
她的父母已不在了,婆家人和娘家人都不願見她,親戚朋友也斷了往來 “,羅斌說,那位病友出院後得了抑鬱症,” 看人的眼神都是散的
“。

所幸的是,羅斌在方艙醫院過得並不孤獨,除了醫護人員悉心照顧外,還有一幫素未謀麵的誌願者,經常給她打電話、視頻聊天談心,這讓她慢慢從低迷的情緒裏走了出來。”
那時候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裏走,突然有人向你伸出了手,讓你看到了光 “。

但離開方艙後,羅斌看到的那束光,慢慢又淡了下去。曾工作過的地方,疫情後再也沒讓她去上班。她和姐姐出院後的遭遇,如出一轍。

2020 年 7 月,羅斌、羅珍和大姐、三姐一起帶媽媽自駕到恩施利川度假,住了一個月才回來,”
現在想來,那個月真是最快樂、最無憂無慮的時光,因為那裏沒人認識我們 “。

2021
年元旦,羅珍和羅斌再次帶媽媽到江灘玩。那天天氣很好,陽光照著武漢長江大橋和橋下流淌的江水。姐妹倆選了一片無人的小空地,用手機播放音樂,跳起舞來。

在這片安靜的角落,她們的舞姿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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