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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封城背後隻有懶政和一刀切嗎?體製或許才是症結

通化封城背後隻有懶政和一刀切嗎?體製或許才是症結

吳山專 紅色幽默

作者:Heywood

1. 各地封城政策複盤

1月18日當全網的關注點在明星代孕和棄養的時候,東北小城通化市正式宣布封城。通化封城並未引起太多關注,但是隨之而來發生的事情,通化地區民眾似乎又重新回到了2020年的夢魘時刻。

2020年1月23日,武漢市這座規模達到千萬級別人口的城市正式進入封城狀態。世界衛生組織聲稱封城超出了原有指導方針,但讚揚這一舉措「公共衛生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之後的疫情防控中,國內其他地區也同武漢一樣采取類似的措施控製新冠疫情。

新疆爆發新一輪疫情後在7月17日宣布封城,對各個住宅小區進行封閉式管理,航班、火車等交通停滯。經過1個半月的檢測、隔離、防控,到9月1日晚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發表講話指出新疆疫情「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至此新疆正式解除封鎖。

2021年1月7日下午,石家莊市副市長孟祥紅在新冠疫情記者會上宣布石家莊市進入封城狀態,全市限製人員和車輛流動不得離開本市,嚴防疫情對外擴散。在1月12日河北邢台市、廊坊市也開始封閉式管理。

通過對各地封城政策進行簡單地複盤,可以看出通化市封城的政策同其他地區並無不同。但是通化市封城之後的物資供應、配送遠遠落後於居民實際生活需要,這就導致了通化地區民眾家中食物短缺、就醫買藥困難等等次生問題。

需要追問的是,在過去一年的封城政策中,武漢、新疆也曾出現過通化民眾遇到的情況,但為何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封城對於通化市主政官員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而言成為了應對疫情的關鍵政策,甚至是唯一且必要的政策?

2. 壓力型體製與封城政策

等我們分析各地封城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治理邏輯,就會發現答案隱藏在其中。

「封城」兩個字說出去都會給人撲麵的緊張感,與之關聯的往往就是戰時、備戰等等。但實際上各地的封城政策大同小異,並無太大的差別。

首先由地方政府宣布進入「戰時狀態」,以此標誌著地區正式開始封城。封城政策最核心的問題在於控製人員流動。與之配套的就是各類公共交通停止運營,私家車也嚴禁出行。同時以社區為管理單位,禁止民眾外出並且要求民眾自我居家隔離和監測,還有每輪檢測量以萬為計數的核酸檢測。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防控疫情和封城之間,前者才是最終目標,而後者是達到目標的手段。目前自上而下的體製中,各級地方政府肩負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民生保障等多項目標,而防控新冠疫情成為眾多目標的重中之重。對地方政府而言,成功應對疫情不僅是必須達到的目標也是壓力來源,否則就會麵臨上級政府的問責甚至是懲處。因此一旦主管轄區出現疫情就要采取種種措施甚至不惜一切代價進行控製

可以看出防疫與地方官員之間存在壓力關係,地方官員需要應對和分解這種壓力,而這種運行機製就是一種壓力型體製。

實際上這種壓力型體製發生在眾多領域,如這幾年各地轟轟烈烈的脫貧工作。脫貧目標是要在2020年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地方政府在將脫貧工作確定為政治任務後,層層分配和細化並設置責任追究和考核機製。在實踐中,扶貧工作被列為「一把手」工程和「一票否決」工作。

壓力型體製使得地方政府必須調動自身最大能力和全部資源來做好該項工作,如果目標未能達成,官員必將丟掉「烏紗帽」。從武漢市封城相對成功的效果來看,即使可能存在比封城政策更為合理且有效的應對舉措,官員在壓力型體製下也不會冒險采取其他政策。對於防疫亂象我們通常會指責官員懶政、「一刀切」,將問題原因歸結為官員個人能力和道德品質原因,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應該不是問題的根源。

壓力型體製下當官員承擔的壓力過大超出現實條件和能力,為了應對上級考核和獲得工作激勵(升職、獎金),通常會選擇執行某些易於被量化的任務來欺瞞上級政府。但防疫相對於其他目標更為特殊,這項任務的緊急性、突發性使得地方政府很難采用通常的「選擇性執行」來應對過大的壓力。於是官員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在壓力型體製影響下,抱著「寧可錯殺三千,也不願放過一個」的態度推行防疫政策。這樣一來對於主政官員而言,封城成為了唯一且合理的政策。

3. 封城到底帶來了什麽?

封城對於阻止疫情傳播的確產生了效果。從數據來看,中國在世界主要國家出口所占比例在2020年進一步提高,超出了曆史新高。根據IMF預測,中國有可能是2020年唯一一個經濟增長的國家。根據約翰·霍普金斯的新冠病毒跟蹤調查(數據截止於2021年1月24日),中國每10萬人中有0.34人死於新冠,約有4800餘例死亡案例,美國每10萬人有127.58人死於新冠,而總數達到41萬餘例。

網民呼籲其他國家和地區「抄作業」,官方也將此作為「中國模式」的樣本之一加以宣傳推廣。

封城政策本質是壓力型體製在疫情防控中的延伸,雖然對於控製新冠疫情可能有效果,但其中的弊端仍然不能忽視。

壓力型體製來源於計劃經濟時代基於中央權威的動員體製的延續和發展,本身就與現代市場經濟要求法理權威相違背。封城政策的合法性並非來源於各地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而是源自事件本身的緊急性,那由此產生的與現行法律的衝突如何解決?如某地為阻止居民出門,在門口埋下鋼筋或用封條和鐵絲拴住;在流調公布之前,病患的個人隱私信息基本已經在社交網絡上流傳。

而封城政策中高度統一性與疫情防控中本身不確定性存在著根本性衝突,在全力遏製疫情的目標追求下往往把防疫規定製定的不切實際。當城市應對能力不足以解決封城產生的物資短缺、物流配送不及時等問題時,就會出現通化封城時期的災難式後果。

通化市在1月19號規定每戶每三天可外出一人,憑借通行證、身份證購買物資。從21日23時起突然宣布各小區實行嚴格全封閉,由社區工作人員上門配送生活物資。但實際中隻有800多名誌願者為一座常住人口40萬的城市配送生活資源,導致很多居民麵臨無糧可吃的局麵。

4. 一個簡單的結語

我們聽見了太多勝利敘事以及留下了「正確的集體記憶」,但在官媒的主流話語中封城政策給普通個體帶來巨大的衝擊往往被淡化了。

封城可以阻止疫情的傳播,但民眾的日常生活並不會因此完全中斷。普通居民仍然需要購買生活物資,突發疾病的患者需要去醫院看病,懷孕的母親需要在醫院看到自己的小孩健康誕生。

對於主政官員而言,封城或許是合理有效的政策,但最終抗疫的成功不應該是以帶來更多的次生災難為代價。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通化封城背後隻有懶政和一刀切嗎?體製或許才是症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