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競百億財富的最底層,是夢碎的“網癮少年”們

新聞 雅惠 4天前 10次浏览

正逐漸走至主流聚光燈下的電競行業,能否為那些無法被父母管束的“網癮少年”們提供一條青雲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電競百億財富的最底層,是夢碎的“網癮少年”們

“今天中國,如果有哪家(電競)俱樂部敢把業績報表拿出來,拍胸口說,‘我掙錢了!’”一掌壓在桌麵上,坐在我對麵的電競老炮周思禹語氣激昂:“我就裸奔跪地,管他叫爸!”這個38歲的北京男人一臉篤定,末了還不忘反問:“就不可能有,對吧?”

做電競俱樂部掙不著錢,這是行業裏沉浮十七年、從新人運營一路幹到賽事總監、操盤了不少大型賽事的周思禹,用真金白銀砸出來的血淚感悟。

因家中做餐飲生意,周思禹本有些家底,早年經營電競賽事和廣告業務,也進賬不少,但這幾年都賠了個底兒掉——四年前,有投資人拉著他組建了CSGO(遊戲“反恐精英”)的電子競技俱樂部Unite,說好每年300萬的投資,頭年隻進來120萬;第二年,投資人跑了,周思禹不舍得關掉俱樂部,就自己掏錢往裏填,“光工資,一個月就要30萬,最高的時候36萬多……就純往外掏錢。”

周思禹同時運營Unite俱樂部和“雛鷹”訓練賽,手裏最早建有多支戰隊,PUGB(遊戲“絕地求生”)的選手單人月工資五千起步,當年最火的CSGO,選手要價更高,“一個就得小2萬,有的還是3萬。”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電競職業聯賽開始采用席位製,手裏戰隊想要打上聯賽,還得另花一大筆錢“買席位”。

為維持俱樂部,周思禹賣掉了海澱區學院路的一套兩居室,車從路虎換成英菲尼迪,再換成5萬塊一輛的雨燕,上小學的閨女也從一年學雜費40萬的私立學校轉回了公立……

“粗算一下,我這兩年扔進去的,”周思禹嘖嘖嘴,晃手比出個數:“400萬。”他檢討自己挺對不住閨女,但“那怎麽辦,父母也恨死我了,沒辦法”。

持續的金錢投入也難以換來曙光,這兩年,Unite已經收縮為專攻PUBG,但傳了幾年的PUBG國服過審,遲遲未有定論,這款曾經大火的FPS(第一人稱射擊遊戲)遊戲在國內的商業價值急劇下降。周思禹找不到新的投資人,手裏戰隊也打不出成績,但他還是咬牙“半年二三十萬”地往裏投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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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早年辦賽時要求嚴格,做事又帶幾分匪氣,圈內人覺得周思禹像“黑社會”,便給他冠上了“黑哥”的諢號。)

作為行業老兵,周思禹其實明白,自己正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電競圈已經成為資本巨擘們的角鬥場,但又並未“真正形成一個商業體係”,目前,就算是中國最頂級的電競賽事聯盟,裏頭的大型俱樂部拿著聯盟資金反哺,也隻勉強收支持平,“更不要說我們做的這種(底層)俱樂部,純虧。”

親人朋友都不能理解周思禹的執著,這種每天“睜開眼就往外掏錢”的生活也一度壓垮了他。剛過去的2020年,周思禹瘦了近50斤,最猛時一個月掉秤30斤,臉頰整個凹陷下去,眉頭上疊著的褶皺更深。他打小練拳,身體卻一度差到連“走路都會晃”。上半年疫情肆虐,他的抑鬱症也嚴重起來,每天什麽都不想幹,隻把房間窗簾關牢,抱著新養的黑貓坐在茶龕前,瞅著天花板發呆。

“我去年就已經不說自己是在做俱樂部了。誰問我說,‘你是老板嗎?’我也不應。”第一次見麵時,周思禹這樣告訴我。

“那您都說自己是什麽?”

“慈善家。”他頓了頓,咧嘴自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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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親近的兄弟問過周思禹,為什麽他已經“泥菩薩過河”,卻還硬捱著把俱樂部撐下來,他嘴上答:“我是公司法人,沒法撤。”但心裏卻知道,那些自己招來、為打出成績而努力的年輕選手,才是他沒辦法丟開手的真正原因。

我曾去到Unite俱樂部探訪過周思禹和他的年輕隊員們。去之前,把周思禹介紹給我的記者提醒我多做些心理準備,“他們那環境比較差。”對方曾在2019年以Unite為主題拍攝過一組視頻報道,但初稿提交後,很快被總編輯打了回來,“領導看了(那個環境)受不了。”

“不怪人說,他們原來那廁所,一開始我還給收拾,後來我就真的……”接待我的周思禹皺著眉,搖搖頭:“您知道農村的公廁嗎,比那還髒。”

疫情後,因租金等原因,Unite從之前的南城小別墅搬到了西南六環外的房山區公寓。房子是頂層小複式,月租4000元。屋內陳設普通,一樓客廳擺著長沙發和白黑板,用作開會複盤;四間臥室,周思禹住一間,剩下幾間任由隊員們插空睡;二樓是訓練室,挨牆立著一溜電腦,閣樓天窗漏下的稀疏陽光,安靜停駐在顯示屏上。

因著我的到來,房間特意收拾過。“已經很幹淨了。”套著白T恤,踩著夾板拖鞋的Unite隊長老三在旁嘟囔,換來周思禹一頓數落:“這些孩子,我要不說扔垃圾,一周不下一趟樓。”在他看來,這幫十幾歲的孩子懶、不自律,沒人盯著,沒錢都會偷著亂點外賣,刷抖音能刷到天亮,當然,“你管也沒有用。”

2015年後,因政策鬆綁和資本湧入,中國電競迎來了高速發展期,Unite這樣的圈內中小型俱樂部如雨後春筍,雖然缺少充沛的資金支持,日常受訓環境也較為惡劣,但卻是不少年輕的遊戲愛好者真正踏進電競圈的入口。

專職運營俱樂部後,周思禹接觸最多的就是形形色色找上門來、想當職業選手的青少年。這些孩子多是十六七歲的“網癮少年”,年紀最大也不過二十上下,“來之前說得天花亂墜”,強調自己“很能吃苦”,但真能留下來好好訓練的,鳳毛麟角。

去年,有個20歲的四川男孩堅持沒工資也要來Unite。人到後,下飛機第一件事,就和來接他的周思禹寒暄:“老板,您喜歡吃水果嗎?我家裏做水果批發的。”到了俱樂部,又立馬掏出盒中華往桌上一擺,招呼所有人抽煙。

周思禹從旁瞧著有些吃驚:“人這麽點大就會走麵兒了?”隨後判斷:這孩子“走不長”。男孩父母在四川老家包了兩座山做水果生意,在成都有兩三套房,不差錢。“他不是為錢來”,但這種孩子習慣“啃老”,有回頭路,“沒有堅持,輸贏也不在乎。”

而衝著錢來的孩子,有的哪怕是周思禹這種十四五歲、讀完技校就進社會討生活的“老油條”,也難以招架。“您能相信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跑我這來臥底,想把我的資源帶走,然後異想天開地自己去做一個公司。”周思禹狠聲強調:“十六歲!”

在PUBG最火那兩年,資本大量匯入這一遊戲生態,圈子裏金錢氛圍濃厚,人心更是活泛。Unite的幾個老隊員當時在聯賽打出了些成績,很快暗地聯合起來,計劃集體出走,跳去待遇更高的地方。

為爭取更多談判空間,這幫讓周思禹掏空家底撐下俱樂部的少年,暗地給他列了“十大罪狀”在圈內傳播,“說我管得多,還說俱樂部吃喝什麽的不行。”

從外得知消息的周思禹氣不過,那是俱樂部“燒錢”最厲害的時候,隊員們“人手配張健身卡”,包食宿,還有兩個阿姨專門照料起居。他當時開給自己八千的月工資,“倆阿姨工資加起來一萬七,是我的一倍多。”

身為俱樂部負責人和戰隊教練,周思禹自認在每個選手身上都傾注了大量心血,類似事件發生多了,“我就想怎麽能這樣,怎麽能這麽對我,這是人嗎?”這樣的問題,他問了自己至少兩年,情緒上來時,這個早年混跡圈內常拿拳頭說話的北京爺們,能“氣得直掉眼淚。”

“我苦逼哈拉拿自己的錢帶著他們,但他們不會想你是為我好。”清點著這些來來去去的孩子,周思禹情緒低沉下來:“隻會想我也付出了,那我要什麽,你沒權利要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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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玩電競的孩子不好管,北京磁維電競教育學校的老師北海也認同這個觀點。24歲的北海有著電競行業的豐富履曆,他十年前開始打網吧賽,從CS玩到穿越火線再到PUBG,當過職業選手,拿了穿越火線百城聯賽的湖南區亞軍;也幹過賽事運營、俱樂部經理,捧出了CSG戰隊“四大神獸”。即便如此,談到電競學校裏的孩子們,北海也隻能承認:“不是難管,是太難管了。”

磁維實行封閉式管理,學生早上8點起床,整理內務,9點開始上課,50分鍾一課時,上午教理論,下午實操,晚自習打訓練賽。每個班有自己的課表、教練和班主任,由教練負責訓練,班主任管理生活。

“我們選班主任是退役軍人優先,能有那種震懾力。”北海介紹道:“因為來我們這的孩子,多是不被社會認可的問題少年。”

北海在學校負責FPS類遊戲教學,才一年,就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學生:有學習不好、沒學可上的,有缺少家庭關懷隻能沉迷遊戲尋找慰藉的,還有不少得了抑鬱症、自閉症和孤僻症的孩子。

他之前在宿舍製止過一個無緣無故打人的學生,事後核實才知道,這是家長瞞報了精神疾病送來的;還有個男孩,白天看上去一切正常,到了晚上卻不睡覺,不穿衣服在宿舍打籃球,“光著走來走去,也挺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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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電競是北海“一輩子的夢想”,無法繼續做職業選手後,他依舊希望能以其他身份在電競圈內生存下去。)

校方最終勸退了這幾個學生,但讓北海頭疼的事依舊不少。見到北海的那天下午,他正憋了一肚子氣。“太氣人了這些孩子。”這個湖南小夥嚼著檳榔和我碎碎念:“吃不了苦,沒自律,遇見一點困難就後退。每天早上起不來床,我還要去宿舍叫起。”常有學生早上裝病賴床,“下午你看到人時,生龍活虎!”說到這,他抬手捋了下發頂,“我這頭發都掉完了。”

不可否認的是,哪怕今天,早年多遭打壓的電競業已逐漸被主流輿論“正名”,但想進電競圈的孩子,很多依舊是北海嘴裏的“問題少年”。

加入磁維後北海發現,很多家長其實是把這“當托兒所”,掏錢大方,隻為孩子能有個可靠地方待著,“別到外麵鬧出事”。而這裏最勤奮認真的優等生,也夠不上傳統教育體係裏的優秀標準。

遊戲ID叫“醫生”的十七歲上海男孩,是北海帶了近一年的PUBG班學員。他早早為自己設定了清晰的職業目標,“先打進一個二線俱樂部”,也有配合的短期與長期訓練計劃。每天早上,他會定好鬧鍾,在北海來到宿舍前起床,按自己的計劃去教室訓練。

“我家算是書香門第。”這個自律的瘦高個兒男孩告訴我,他奶奶是“湖南省最厲害的化學老師”,父親是“同濟大學碩士”,但他是家中“異類”——不愛讀書,成績也不行,就連“考試及格”的學習目標,也是父母塞給他的。

“醫生”並不算是“網癮少年”,在初三畢業前,他都沒碰過電腦遊戲,怕他“玩物喪誌”,家裏僅有的一台電腦是父親用的筆記本。但在父母選定的傳統升學體係裏,“醫生”隻能感到壓抑和枯燥,渾渾噩噩上完初中,中考失利又給了他沉重一擊,強烈的挫敗和迷茫感一度讓他患上抑鬱。

“我那時已經不會笑了。”“醫生”垂下眼,語氣淡淡。家人不敢提及他的病因,隻寄望藥物和陪伴能幫助他走出困境,但情緒低潮困擾了“醫生”一整年,直到偶然看了場電競比賽直播,他才找到了逃離當下的嶄新出口。

“我高中考不上,如果沒有電競這條路,那就等到十八歲找份工作,度過餘生,沒了。”來北京一年,“醫生”還不太能適應這裏的幹燥天氣,他的嘴唇總是皸裂,但精神狀態良好,和我聊到電競話題時,條理清晰,偶有洞見。

家中無人了解的電競職業道路,給這個不曾在傳統課堂上獲得成就感的男孩,帶來了新希望,他開始變得自信——初中同學聚會,一群同齡人相互比較“混得好不好”,“醫生”會覺得自己比其他人“經曆更多”“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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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發現,他身邊想打職業的同學,對未來似乎都有一種莫名的自信。)

對未來的迷茫和恐懼,似乎也短暫消失了,在被問到選擇一條前途未明的職業道路,是否會感到害怕時,這個男孩挺挺胸,揚起笑臉自信道:“不會,因為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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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野心和夢想、跑到北京學電競的“醫生”不是個例,越來越多像他一樣的青少年,正從五湖四海匯聚至北京、上海、西安等電競產業發達之地,他們期冀著自己能成為“下一個Uzi”。

電競職業選手Uzi簡自豪,在2019年微博年度人物排行榜上超越眾多明星名流,拿下榜首,其他電競選手Clearlove、The
Shy、Jackey Love分列第六、第八和第十一位,夾在他們名字中間的,是王一博、肖戰、迪麗熱巴、朱一龍、楊紫等當紅流量。

明星電競職業選手的影響力,正隨著英雄聯盟S賽這樣的超級賽事,向圈層外輻射,其不斷擴大的榮光也預示著巨大的流量和難以估量的商業價值。

“電競圈裏有幾個層次,”伸手比出個金字塔,前職業選手劉震向我簡單介紹起電競圈人員結構:“底層電競人是‘打手’陪玩,高端點就是小主播,然後是大主播,再之後才是職業選手。”

19歲的劉震,曾先後受訓於王者榮耀YTG和Hero久競戰隊,後者剛拿下了2020年KPL冬季冠軍杯總冠軍。在Hero受訓期間,劉震同宿舍的隊友就是明星選手——每月固定工資20萬,直播另有收入;粉絲送來的零食、飲料和生活用品能堆滿宿舍的半麵牆;一次主場比賽,觀眾席坐滿了隊友的粉絲。“全是女孩。”劉震回憶:“賽後采訪觀眾,都說是因為他才來看比賽。”

在劉震離開前,隊友也轉去了別的俱樂部,掛牌轉會費1200萬。“明星職業選手都這樣。”劉震簡單總結道。但和多數行業一樣,金字塔式結構也意味著:享盡風光的明星選手,隻能是站在塔尖上的那一小撮人。

“有些人說電競這個東西就跟賭博一樣,隻有No.1,隻有最頂尖的那群人,才會被大家記住。”當過職業選手的北海深諳這個道理——電子競技的世界裏隻有“第一”,在比賽裏,除冠軍之外的一切榮耀,都不值一提。

始終沒拿到冠軍的北海,在攢下小幾萬積蓄後曾自己搭建了一支戰隊,但當他花完所有存款,還透支掉十餘萬信用卡後,依舊沒能找到願意投資自己的老板。“他們看不到盈利的點,覺得像我這種人大把地存在。”北海低頭,沉聲重複道:“大把的。”

明星選手的榮光與戰績直接捆綁,真正進入電競職業體係後,劉震發現:不管是投資人還是教練和觀眾,外人對選手的期許隻有一個,就是“你能不能贏”。劉震加入的Hero久競,采用類似“大國家隊”模式,青訓六個教練帶六個隊伍,每隊除上單、打野、中單、ADC和輔助五個固定位置外,還另有替補。

“一個俱樂部有四十多個選手,裏麵有十個中單,”但首發中單隻有一個,想要上場,劉震必須在“內戰”中取勝,“把十個人中除我之外的九個,全刷下去。”為此他把訓練量提升到每天十六個小時以上,並在教練告誡下,迅速拉黑了正在交往的女友。

“(我當時)什麽都沒有說,就好像消失了。”說起這段往事,劉震有些不好意思,但他隨即強調:“我又不是因為別的女的,那時我就一心想和運動員那樣訓練,去打比賽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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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震告訴我,伴隨職業選手薪酬上升的,還有合同規定的直播時長,為滿足要求,他連吃飯時都要直播。)

電競圈通行的“NO·1”規則,同時也意味著:不管選手們怎樣努力,首發席位隻能留給最適合和最優秀的那一個。劉震曾有個打輔助位的隊友,曾是選秀池裏的“狀元”,被Hero以五十萬的價格“盲拍”(俱樂部不經試訓直接和選手簽約)回來。

男孩本以為來Hero後,“肯定天生我材必有用”,但卻再沒等到上場機會,同期受訓的隊友月工資兩萬,他隻有八千。冷板凳坐久了,男孩捱不住去找了主教練,但很快灰頭土臉折了回來,“教練說拍他回來是意外,買錯了人,因為他不會指揮。”

這個隊友也嚐試過去別的俱樂部試訓,最終也沒爭到比賽席位。現在他是俱樂部裏的“飲水機選手”,平時不向教練上繳個人手機,也不用受訓,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後在直播間裏唱唱歌,或捯飭個新發型與粉絲互動,“拿著八千塊的工資,每天在那過自己的生活。”

對於這些頗有戲劇性的故事,經曆過多次選手出走風波的周思禹不覺稀奇,“很多年輕人認為,隻要當上職業選手,我就有錢了,工資十萬、二十萬、三十萬,甚至轉會還可以被賣到一千萬。”周思禹坦言,這是近些年電競產業迅猛擴張帶給年輕人的假象,明星選手被輿論包裝得花團錦簇,“但這樣的全國有幾個?十個手指頭都數不到!”

混跡底層多年,組織“草根賽”的周思禹能看到的是:在行業璀璨的塔尖下,數以萬計拿著微薄工資,甚至毫無收入的年輕孩子,正懷揣夢想、向上艱苦攀爬,但卻可能永遠到不了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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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競職業選手成才幾率很低,條件也非常苛刻,可能一萬個人裏就隻能出一個。”資深電競媒體人皮傑給我算了筆賬。

這幾年,中國戰隊在世界電競舞台上頻頻奪冠,以Uzi為代表的明星選手,也被媒體渲染成傳奇人物。作為從業十年的老電競人,皮傑開始被不斷問到:我(我孩子)能不能打職業?

提問的多是管不了孩子的家長,或是和家裏有矛盾的孩子,來人覺得,“Uzi原來也是個問題少年,愛打遊戲,結果成了世界冠軍,好像一年能賺幾個億,那我也可以。”皮傑無奈道:“但我真想跟這些小孩說,你們沒有這樣的天賦。”

周思禹同樣認可“打遊戲是天賦”,這不是教練或老師能教出來的能力,自己和其他俱樂部真正能提供給這些年輕選手的,隻是一個平台,一個機會,“就是拿出無數比賽讓這些選手練手,就跟當兵一樣,部隊拿無數發子彈讓你去練槍,你才能成為一個神槍手。”

成為職業選手,並最終抵達榮耀,需要通過一道窄門,而開門的鑰匙,隻掌握在少數“命運寵兒”手裏——這一為電競圈內多數人認可的定律,也把北海所在的電競教育機構,擺在了尷尬的位置上。

2016年9月2日,教育部把“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列為13個新增補專業之一,加之大量資本入局,電競行業在中國高歌猛進,人才需求不斷加大,以培養電子競技職業選手為主的電競教育產業,隨之變得火熱。

剛被朋友拉來磁維時,北海和圈內大多數人觀點一致:“電競學校教不出來東西。”他不能理解學校的各種規定,比如打一場比賽時間不固定,為什麽設置五十分鍾一節課?培養電競選手主要靠訓練,為什麽還要搭配傳統理論教育?

“我當時一直跟這邊負責人吵,應該做電競,不該做教育。”然而真帶過一批學生後,北海才意識到,電競學校最重要的責任,還是教育,“你再不按教育這個體係走,這些孩子真就無法無天了。”

磁維曾向蘇寧電子競技俱樂部英雄聯盟分部輸送過一個選手,他也在幾個國內賽事中,首發出戰。但男孩剛來學校時,“性格各方麵特別暴躁,動不動就砸鍵盤、砸鼠標。”北海告訴我,班主任和教練先花費了很多心思,“慢慢把他性格扳過來”,再正常受訓,最後他才能成為職業選手。

但這樣的成功案例隻是少數,北海仔細盤算過,國內現有的電競俱樂部多采取席位製,單就PUBG這一項目來說,正規俱樂部沒幾家,一支戰隊四個人,哪怕算上青訓名額,能踏進俱樂部門檻的選手,數量也相當有限。

此外,大型俱樂部“需要短期內出成績”“又要穩定性”,更常采用成熟選手轉會的方式來更新戰隊。如此一來,電競學校這些來自圈外、對電競一知半解、被傳統教育係統排異的“問題孩子”,想踏入職業圈,難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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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學生偷懶不用功、打不出成績,北海時常“恨鐵不成鋼”,“每天就練這麽點時間,周末還休息,你覺得你真能打職業嗎?”)

北海之前有個學生,初中肄業,整天窩在家玩遊戲。父母實在找不到肯收他讀書的學校,就把孩子送來磁維。男孩在這學習了兩年,畢業時還沒成年,打不了職業,北海操心他日後去處,他自己想得卻清楚,“他說,我讀書讀不了,回去當主播、學剪視頻。”家長回訪時,男孩父親很感謝磁維,“能讓他在這待兩年,因為孩子從這之後,就沒地方去了。”

“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去打職業。”北海現在很明確這一點,他不否認來到磁維的少年們大多抱有“職業選手夢”,但“我們隻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盡可能規範他們的一些行為,讓他們身心上健康點,走一條正確通往夢想的道路。”

夢想,也是支撐周思禹走下去的關鍵力量。去年10月4日,Unite第三次在PDL發展聯賽預選賽中落敗,周思禹新找的投資也同時沒了消息。他心裏忐忑,把隊長老三和其他幾個隊員叫到一塊。

“當時我是不想做了,一是想正好投資沒談成,算了,別讓自己這麽難了。第二想著,這幾個月他們一直跟著我吃苦,挺揪心的。”結果,周思禹話已經滾到嘴邊,幾個孩子誰也沒說“撤”。再然後,他又做了決定:“做唄,隻要他們不走,我就得想辦法堅持。”

已經成為周思禹副手的老三,是兩年前他隻一通電話就拍板簽回來的孩子,彼時,剛成年的老三找不到隊伍,正在北京多個俱樂部間“遊蕩”。

“他有夢。”周思禹解釋“撿”回老三的原因。這個不夠機靈,初來時總被隊友“忽悠”的男孩,胸口紋了一整個“冥王”,這是他拒絕家中的“當兵”安排,隻身跑來北京“打電競”的反抗痕跡。

來京兩年,老三至今分不清北京有哪幾個區,也沒怎麽進五環內逛過,生活被他簡單地一分為二,最重要的那一半是“電競”,另一半是“沒意思的外麵世界”。他是當年那場集體出走鬧劇中,唯一留下來的選手,在周思禹情緒崩潰、Unite發不出工資時,默默擔起了運維俱樂部和訓練賽的責任,就連幾個新隊員,也都是他招來的。

“誰都沒扛過來,我的親人、我認為會一輩子跟著我的人,都沒扛過來。”周思禹坦言,在他最難的時候,是老三這群孩子陪著自己一路撐下來,現在為了這群孩子的夢想,自己“還是願意為他們去付出”,賣房賣車“好像也不後悔”。

但他不再把自己擺在老板,或教練的位置上。“現在這隊四個人,老三、贏、小白、香檳,不算止水,”提到這個他覺得“心思多”的十七歲男孩,周思禹語帶遲疑,但最終還是肯定道:“止水也算進來吧。我覺得,他們就是我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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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老師的時間越長,北海越覺得自己肩上壓的擔子重——不被圈內看好的電競學校,正扮演著日趨複雜化的角色。有家長把這當托兒所;也有家長明為支持孩子的電競夢,實則指望高強度的訓練能讓孩子“戒網癮”,“讓他打六個月,打廢了,再別打遊戲了。”有次,一個家長帶著孩子過來,教練先讓孩子打局遊戲測試水準,還沒來得及點評,家長已經拽著孩子要走:行了,你就打成這樣了,走吧!

北海不久前還接到一個學生家長投訴,“當時和平精英新賽季剛出,那孩子請了一星期假回家”,為規範學員作息,磁維學校晚上十一點宿舍拉閘斷電,加之校區偏遠,信號也差,孩子就找借口回家,“通宵衝排行榜。”家長發現後,砸了孩子手機,接著給北海打來電話,“說孩子要是再通宵,就要到學校來鬧了。”

“我說,這都行?”北海一攤手,微胖的臉上表情無奈。

學生不服管,家長難溝通,做教育其實並不輕鬆。北海手機裏加了數不清的行業微信群,原來害怕錯過圈裏任何消息,他會時時盯著群裏新動靜,“所有電競圈的人都有這個毛病”。但現在,他腦子裏塞滿了課程研發、教學計劃,學生和家長回訪,微信群不怎麽看了,就連晚上下班後和朋友聊天的精力都沒了。

雖然能從“疲累”的教育工作中感受樂趣,但北海卻堅持不讓任何一個學生叫自己“老師”,他覺得這一稱呼意義重大,“所以叫聲‘海哥’就挺好。”

教育的論題同樣困擾周思禹多時。今年年初,“電競勸退服務”在圈子裏火了起來,但早在2019年,周思禹就開始了“義務勸退”業務——對那些找上門來、和家裏不對付的十五六歲孩子,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回去好好上學”,要是勸不走,留下來免費按最苦的標準訓練幾個月,孩子們撐不住了,就會主動回家。

日子困頓時,看到“割韭菜”的電競學校收費水漲船高,周思禹也會眼紅,“我要開個電競班,一個人收幾千塊錢,學生嘩嘩的。”但轉頭又唾棄自己:教育是老師的事,你學曆低,就是個流氓,憑什麽教人家孩子?

對俱樂部裏的年輕隊員,周思禹選擇用從父親那學來的方式,去管束他們——他不在宿舍裝wi-fi,晚上12點準點拉電閘,讓隊員們健康作息;請來的阿姨隻負責做飯,隊員必須自己料理個人衛生,孩子們犯懶抱怨,他就每天帶頭打掃房間。他把“做人”掛在嘴邊,強調“在我這待著,別的不敢保證,但回家你不能當大爺,得是個爺們。”

這樣的方式成效似乎有限,就在我探訪Unite後第二個月,為擺脫合同約束、轉去做“更賺錢”的專職主播,被周思禹劃為家人的止水,在深夜報警叫來了警察,“說我揍他了。”

警察檢查孩子身上沒傷,兩方問詢幾句後,“和稀泥一樣把事調和了。”這次,周思禹的情緒相對平淡,但不管止水如何鬧騰,他還是多壓了一天,才把合同退給這個孩子。

“他們不會去想自己的對錯,我隻是不想讓他們覺得,隻要用一些惡劣的方式,就能達到效果。”攥緊手裏的水杯,周思禹再次開口,卻更像是在反問自己:“這些孩子不上學,大多數家長也已經放棄管理了,又有誰能來教他們這些事?”

電競百億財富的最底層,是夢碎的“網癮少年”們

(周思禹承認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不過,他不覺得自己是個好人,而是商人,但“商人也不該隻有奸商吧。”)

和北海希冀電競最終能被傳統教育體係收編不同,擺脫情緒低穀的周思禹正計劃主動去做些事。去年年末,他飛去西安聊了新一輪投資,這次的重點是“孵化”,他試圖在被大資本和頭部俱樂部們忽略的底層地帶,建立一個新的聯賽生態,讓想進入這個行業的孩子“動起來”,“真正知道什麽是比賽”。

他同時希望,“能讓更多的人,至少讓更多家長知道,你的孩子來這不是光學會打遊戲,而是要學會如何去步入這個社會,如何去接觸人、交朋友,去真正理解和認識自我,看自己適不適合打職業。”周思禹語氣堅定,消沉已久的鬥誌,正在他身上重新燃燒起來。

不到二十歲的劉震,卻選擇與自己短暫的職業選手生涯告別——去年,一心想打中單的他被主教練要求轉輔助,他不想換,也不願再和隊友競爭,就此失去了上場機會,之後幾次轉會也不順,心煩意亂下,他決定離開。

以千萬身價轉會的明星隊友,卻陷入了身負巨債的泥淖——他因原戰隊的直播合同被平台索賠2000萬,老東家Hero不願替他買單,至於新東家,“現在首發不是他,他也沒拿到冠軍,所以人家不給他出這份錢,讓他自己去負債。”

“俱樂部就是這麽殘酷。”劉震平靜總結道。

殘酷的現實並不能嚇退所有後來者,想進入俱樂部的“醫生”,正計劃把訓練時間快速積累到一萬小時,“職業選手都打了幾萬小時。”他對前路的艱險並非一無所知,“全國那麽多職業選手,能拿冠軍的隻有四個人。”剛玩PUBG時,他就覺得這個遊戲“很殘酷”,但那又怎麽樣呢?“這個社會也挺殘酷的。”

“你得熬下去,成為強者,成為一匹狼,而不是兔子。”十七歲的少年舔了舔幹裂的嘴唇,沉聲說道。對這個從小喜歡躲在被子裏玩手機遊戲的男孩來說,電競至少給了他傳統成功路徑之外,變為強者“出人頭地”的可能。

直至采訪最後,“醫生”才告訴我自己遊戲ID的由來——如果沒有電競,他的夢想職業是醫生,“治病救人多偉大,哇,那比打電競厲害多了!”坐在四合的暮色裏,一直端著大人模樣的男孩語氣變得輕快,終於露出了幾許天真氣。

但這一刻,我和他都明白,在傳統教育體係中落敗、拿不到足夠學曆,就幾乎不可能成為現實世界裏救死扶傷的醫生。現在,他隻能把這個職業夢藏在自己的遊戲世界裏,繼續走下去。

攝影:Nina Liu、Dage(劉震)

采訪、撰文:加禾

好看新聞|時事與歷史:電競百億財富的最底層,是夢碎的“網癮少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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