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競百億財富的最底層，是夢碎的“網癮少年”們

正逐漸走至主流聚光燈下的電競行業，能否為那些無法被父母管束的“網癮少年”們提供一條青雲路？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今天中國，如果有哪家（電競）俱樂部敢把業績報表拿出來，拍胸口說，‘我掙錢了！’”一掌壓在桌麵上，坐在我對麵的電競老炮周思禹語氣激昂：“我就裸奔跪地，管他叫爸！”這個38歲的北京男人一臉篤定，末了還不忘反問：“就不可能有，對吧？”

做電競俱樂部掙不著錢，這是行業裏沉浮十七年、從新人運營一路幹到賽事總監、操盤了不少大型賽事的周思禹，用真金白銀砸出來的血淚感悟。

因家中做餐飲生意，周思禹本有些家底，早年經營電競賽事和廣告業務，也進賬不少，但這幾年都賠了個底兒掉——四年前，有投資人拉著他組建了CSGO（遊戲“反恐精英”）的電子競技俱樂部Unite，說好每年300萬的投資，頭年隻進來120萬；第二年，投資人跑了，周思禹不舍得關掉俱樂部，就自己掏錢往裏填，“光工資，一個月就要30萬，最高的時候36萬多……就純往外掏錢。”

周思禹同時運營Unite俱樂部和“雛鷹”訓練賽，手裏最早建有多支戰隊，PUGB（遊戲“絕地求生”）的選手單人月工資五千起步，當年最火的CSGO，選手要價更高，“一個就得小2萬，有的還是3萬。”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電競職業聯賽開始采用席位製，手裏戰隊想要打上聯賽，還得另花一大筆錢“買席位”。

為維持俱樂部，周思禹賣掉了海澱區學院路的一套兩居室，車從路虎換成英菲尼迪，再換成5萬塊一輛的雨燕，上小學的閨女也從一年學雜費40萬的私立學校轉回了公立……

“粗算一下，我這兩年扔進去的，”周思禹嘖嘖嘴，晃手比出個數：“400萬。”他檢討自己挺對不住閨女，但“那怎麽辦，父母也恨死我了，沒辦法”。

持續的金錢投入也難以換來曙光，這兩年，Unite已經收縮為專攻PUBG，但傳了幾年的PUBG國服過審，遲遲未有定論，這款曾經大火的FPS（第一人稱射擊遊戲）遊戲在國內的商業價值急劇下降。周思禹找不到新的投資人，手裏戰隊也打不出成績，但他還是咬牙“半年二三十萬”地往裏投錢。

（因早年辦賽時要求嚴格，做事又帶幾分匪氣，圈內人覺得周思禹像“黑社會”，便給他冠上了“黑哥”的諢號。）

作為行業老兵，周思禹其實明白，自己正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電競圈已經成為資本巨擘們的角鬥場，但又並未“真正形成一個商業體係”，目前，就算是中國最頂級的電競賽事聯盟，裏頭的大型俱樂部拿著聯盟資金反哺，也隻勉強收支持平，“更不要說我們做的這種（底層）俱樂部，純虧。”

親人朋友都不能理解周思禹的執著，這種每天“睜開眼就往外掏錢”的生活也一度壓垮了他。剛過去的2020年，周思禹瘦了近50斤，最猛時一個月掉秤30斤，臉頰整個凹陷下去，眉頭上疊著的褶皺更深。他打小練拳，身體卻一度差到連“走路都會晃”。上半年疫情肆虐，他的抑鬱症也嚴重起來，每天什麽都不想幹，隻把房間窗簾關牢，抱著新養的黑貓坐在茶龕前，瞅著天花板發呆。

“我去年就已經不說自己是在做俱樂部了。誰問我說，‘你是老板嗎？’我也不應。”第一次見麵時，周思禹這樣告訴我。

“那您都說自己是什麽？”

“慈善家。”他頓了頓，咧嘴自嘲道。

有親近的兄弟問過周思禹，為什麽他已經“泥菩薩過河”，卻還硬捱著把俱樂部撐下來，他嘴上答：“我是公司法人，沒法撤。”但心裏卻知道，那些自己招來、為打出成績而努力的年輕選手，才是他沒辦法丟開手的真正原因。

我曾去到Unite俱樂部探訪過周思禹和他的年輕隊員們。去之前，把周思禹介紹給我的記者提醒我多做些心理準備，“他們那環境比較差。”對方曾在2019年以Unite為主題拍攝過一組視頻報道，但初稿提交後，很快被總編輯打了回來，“領導看了（那個環境）受不了。”

“不怪人說，他們原來那廁所，一開始我還給收拾，後來我就真的……”接待我的周思禹皺著眉，搖搖頭：“您知道農村的公廁嗎，比那還髒。”

疫情後，因租金等原因，Unite從之前的南城小別墅搬到了西南六環外的房山區公寓。房子是頂層小複式，月租4000元。屋內陳設普通，一樓客廳擺著長沙發和白黑板，用作開會複盤；四間臥室，周思禹住一間，剩下幾間任由隊員們插空睡；二樓是訓練室，挨牆立著一溜電腦，閣樓天窗漏下的稀疏陽光，安靜停駐在顯示屏上。

因著我的到來，房間特意收拾過。“已經很幹淨了。”套著白T恤，踩著夾板拖鞋的Unite隊長老三在旁嘟囔，換來周思禹一頓數落：“這些孩子，我要不說扔垃圾，一周不下一趟樓。”在他看來，這幫十幾歲的孩子懶、不自律，沒人盯著，沒錢都會偷著亂點外賣，刷抖音能刷到天亮，當然，“你管也沒有用。”

2015年後，因政策鬆綁和資本湧入，中國電競迎來了高速發展期，Unite這樣的圈內中小型俱樂部如雨後春筍，雖然缺少充沛的資金支持，日常受訓環境也較為惡劣，但卻是不少年輕的遊戲愛好者真正踏進電競圈的入口。

專職運營俱樂部後，周思禹接觸最多的就是形形色色找上門來、想當職業選手的青少年。這些孩子多是十六七歲的“網癮少年”，年紀最大也不過二十上下，“來之前說得天花亂墜”，強調自己“很能吃苦”，但真能留下來好好訓練的，鳳毛麟角。

去年，有個20歲的四川男孩堅持沒工資也要來Unite。人到後，下飛機第一件事，就和來接他的周思禹寒暄：“老板，您喜歡吃水果嗎？我家裏做水果批發的。”到了俱樂部，又立馬掏出盒中華往桌上一擺，招呼所有人抽煙。

周思禹從旁瞧著有些吃驚：“人這麽點大就會走麵兒了？”隨後判斷：這孩子“走不長”。男孩父母在四川老家包了兩座山做水果生意，在成都有兩三套房，不差錢。“他不是為錢來”，但這種孩子習慣“啃老”，有回頭路，“沒有堅持，輸贏也不在乎。”

而衝著錢來的孩子，有的哪怕是周思禹這種十四五歲、讀完技校就進社會討生活的“老油條”，也難以招架。“您能相信一個十六歲的小孩，跑我這來臥底，想把我的資源帶走，然後異想天開地自己去做一個公司。”周思禹狠聲強調：“十六歲！”

在PUBG最火那兩年，資本大量匯入這一遊戲生態，圈子裏金錢氛圍濃厚，人心更是活泛。Unite的幾個老隊員當時在聯賽打出了些成績，很快暗地聯合起來，計劃集體出走，跳去待遇更高的地方。

為爭取更多談判空間，這幫讓周思禹掏空家底撐下俱樂部的少年，暗地給他列了“十大罪狀”在圈內傳播，“說我管得多，還說俱樂部吃喝什麽的不行。”

從外得知消息的周思禹氣不過，那是俱樂部“燒錢”最厲害的時候，隊員們“人手配張健身卡”，包食宿，還有兩個阿姨專門照料起居。他當時開給自己八千的月工資，“倆阿姨工資加起來一萬七，是我的一倍多。”

身為俱樂部負責人和戰隊教練，周思禹自認在每個選手身上都傾注了大量心血，類似事件發生多了，“我就想怎麽能這樣，怎麽能這麽對我，這是人嗎？”這樣的問題，他問了自己至少兩年，情緒上來時，這個早年混跡圈內常拿拳頭說話的北京爺們，能“氣得直掉眼淚。”

“我苦逼哈拉拿自己的錢帶著他們，但他們不會想你是為我好。”清點著這些來來去去的孩子，周思禹情緒低沉下來：“隻會想我也付出了，那我要什麽，你沒權利要求我。”

想玩電競的孩子不好管，北京磁維電競教育學校的老師北海也認同這個觀點。24歲的北海有著電競行業的豐富履曆，他十年前開始打網吧賽，從CS玩到穿越火線再到PUBG，當過職業選手，拿了穿越火線百城聯賽的湖南區亞軍；也幹過賽事運營、俱樂部經理，捧出了CSG戰隊“四大神獸”。即便如此，談到電競學校裏的孩子們，北海也隻能承認：“不是難管，是太難管了。”

磁維實行封閉式管理，學生早上8點起床，整理內務，9點開始上課，50分鍾一課時，上午教理論，下午實操，晚自習打訓練賽。每個班有自己的課表、教練和班主任，由教練負責訓練，班主任管理生活。

“我們選班主任是退役軍人優先，能有那種震懾力。”北海介紹道：“因為來我們這的孩子，多是不被社會認可的問題少年。”

北海在學校負責FPS類遊戲教學，才一年，就見識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學生：有學習不好、沒學可上的，有缺少家庭關懷隻能沉迷遊戲尋找慰藉的，還有不少得了抑鬱症、自閉症和孤僻症的孩子。

他之前在宿舍製止過一個無緣無故打人的學生，事後核實才知道，這是家長瞞報了精神疾病送來的；還有個男孩，白天看上去一切正常，到了晚上卻不睡覺，不穿衣服在宿舍打籃球，“光著走來走去，也挺嚇人的。”

（陪伴電競是北海“一輩子的夢想”，無法繼續做職業選手後，他依舊希望能以其他身份在電競圈內生存下去。）

校方最終勸退了這幾個學生，但讓北海頭疼的事依舊不少。見到北海的那天下午，他正憋了一肚子氣。“太氣人了這些孩子。”這個湖南小夥嚼著檳榔和我碎碎念：“吃不了苦，沒自律，遇見一點困難就後退。每天早上起不來床，我還要去宿舍叫起。”常有學生早上裝病賴床，“下午你看到人時，生龍活虎！”說到這，他抬手捋了下發頂，“我這頭發都掉完了。”

不可否認的是，哪怕今天，早年多遭打壓的電競業已逐漸被主流輿論“正名”，但想進電競圈的孩子，很多依舊是北海嘴裏的“問題少年”。

加入磁維後北海發現，很多家長其實是把這“當托兒所”，掏錢大方，隻為孩子能有個可靠地方待著，“別到外麵鬧出事”。而這裏最勤奮認真的優等生，也夠不上傳統教育體係裏的優秀標準。

遊戲ID叫“醫生”的十七歲上海男孩，是北海帶了近一年的PUBG班學員。他早早為自己設定了清晰的職業目標，“先打進一個二線俱樂部”，也有配合的短期與長期訓練計劃。每天早上，他會定好鬧鍾，在北海來到宿舍前起床，按自己的計劃去教室訓練。

“我家算是書香門第。”這個自律的瘦高個兒男孩告訴我，他奶奶是“湖南省最厲害的化學老師”，父親是“同濟大學碩士”，但他是家中“異類”——不愛讀書，成績也不行，就連“考試及格”的學習目標，也是父母塞給他的。

“醫生”並不算是“網癮少年”，在初三畢業前，他都沒碰過電腦遊戲，怕他“玩物喪誌”，家裏僅有的一台電腦是父親用的筆記本。但在父母選定的傳統升學體係裏，“醫生”隻能感到壓抑和枯燥，渾渾噩噩上完初中，中考失利又給了他沉重一擊，強烈的挫敗和迷茫感一度讓他患上抑鬱。

“我那時已經不會笑了。”“醫生”垂下眼，語氣淡淡。家人不敢提及他的病因，隻寄望藥物和陪伴能幫助他走出困境，但情緒低潮困擾了“醫生”一整年，直到偶然看了場電競比賽直播，他才找到了逃離當下的嶄新出口。

“我高中考不上，如果沒有電競這條路，那就等到十八歲找份工作，度過餘生，沒了。”來北京一年，“醫生”還不太能適應這裏的幹燥天氣，他的嘴唇總是皸裂，但精神狀態良好，和我聊到電競話題時，條理清晰，偶有洞見。

家中無人了解的電競職業道路，給這個不曾在傳統課堂上獲得成就感的男孩，帶來了新希望，他開始變得自信——初中同學聚會，一群同齡人相互比較“混得好不好”，“醫生”會覺得自己比其他人“經曆更多”“更成熟”。

（“醫生”發現，他身邊想打職業的同學，對未來似乎都有一種莫名的自信。）

對未來的迷茫和恐懼，似乎也短暫消失了，在被問到選擇一條前途未明的職業道路，是否會感到害怕時，這個男孩挺挺胸，揚起笑臉自信道：“不會，因為我牛！”

懷著野心和夢想、跑到北京學電競的“醫生”不是個例，越來越多像他一樣的青少年，正從五湖四海匯聚至北京、上海、西安等電競產業發達之地，他們期冀著自己能成為“下一個Uzi”。

電競職業選手Uzi簡自豪，在2019年微博年度人物排行榜上超越眾多明星名流，拿下榜首，其他電競選手Clearlove、The
Shy、Jackey Love分列第六、第八和第十一位，夾在他們名字中間的，是王一博、肖戰、迪麗熱巴、朱一龍、楊紫等當紅流量。

明星電競職業選手的影響力，正隨著英雄聯盟S賽這樣的超級賽事，向圈層外輻射，其不斷擴大的榮光也預示著巨大的流量和難以估量的商業價值。

“電競圈裏有幾個層次，”伸手比出個金字塔，前職業選手劉震向我簡單介紹起電競圈人員結構：“底層電競人是‘打手’陪玩，高端點就是小主播，然後是大主播，再之後才是職業選手。”

19歲的劉震，曾先後受訓於王者榮耀YTG和Hero久競戰隊，後者剛拿下了2020年KPL冬季冠軍杯總冠軍。在Hero受訓期間，劉震同宿舍的隊友就是明星選手——每月固定工資20萬，直播另有收入；粉絲送來的零食、飲料和生活用品能堆滿宿舍的半麵牆；一次主場比賽，觀眾席坐滿了隊友的粉絲。“全是女孩。”劉震回憶：“賽後采訪觀眾，都說是因為他才來看比賽。”

在劉震離開前，隊友也轉去了別的俱樂部，掛牌轉會費1200萬。“明星職業選手都這樣。”劉震簡單總結道。但和多數行業一樣，金字塔式結構也意味著：享盡風光的明星選手，隻能是站在塔尖上的那一小撮人。

“有些人說電競這個東西就跟賭博一樣，隻有No.1，隻有最頂尖的那群人，才會被大家記住。”當過職業選手的北海深諳這個道理——電子競技的世界裏隻有“第一”，在比賽裏，除冠軍之外的一切榮耀，都不值一提。

始終沒拿到冠軍的北海，在攢下小幾萬積蓄後曾自己搭建了一支戰隊，但當他花完所有存款，還透支掉十餘萬信用卡後，依舊沒能找到願意投資自己的老板。“他們看不到盈利的點，覺得像我這種人大把地存在。”北海低頭，沉聲重複道：“大把的。”

明星選手的榮光與戰績直接捆綁，真正進入電競職業體係後，劉震發現：不管是投資人還是教練和觀眾，外人對選手的期許隻有一個，就是“你能不能贏”。劉震加入的Hero久競，采用類似“大國家隊”模式，青訓六個教練帶六個隊伍，每隊除上單、打野、中單、ADC和輔助五個固定位置外，還另有替補。

“一個俱樂部有四十多個選手，裏麵有十個中單，”但首發中單隻有一個，想要上場，劉震必須在“內戰”中取勝，“把十個人中除我之外的九個，全刷下去。”為此他把訓練量提升到每天十六個小時以上，並在教練告誡下，迅速拉黑了正在交往的女友。

“（我當時）什麽都沒有說，就好像消失了。”說起這段往事，劉震有些不好意思，但他隨即強調：“我又不是因為別的女的，那時我就一心想和運動員那樣訓練，去打比賽爭光！”

（劉震告訴我，伴隨職業選手薪酬上升的，還有合同規定的直播時長，為滿足要求，他連吃飯時都要直播。）

電競圈通行的“NO·1”規則，同時也意味著：不管選手們怎樣努力，首發席位隻能留給最適合和最優秀的那一個。劉震曾有個打輔助位的隊友，曾是選秀池裏的“狀元”，被Hero以五十萬的價格“盲拍”（俱樂部不經試訓直接和選手簽約）回來。

男孩本以為來Hero後，“肯定天生我材必有用”，但卻再沒等到上場機會，同期受訓的隊友月工資兩萬，他隻有八千。冷板凳坐久了，男孩捱不住去找了主教練，但很快灰頭土臉折了回來，“教練說拍他回來是意外，買錯了人，因為他不會指揮。”

這個隊友也嚐試過去別的俱樂部試訓，最終也沒爭到比賽席位。現在他是俱樂部裏的“飲水機選手”，平時不向教練上繳個人手機，也不用受訓，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後在直播間裏唱唱歌，或捯飭個新發型與粉絲互動，“拿著八千塊的工資，每天在那過自己的生活。”

對於這些頗有戲劇性的故事，經曆過多次選手出走風波的周思禹不覺稀奇，“很多年輕人認為，隻要當上職業選手，我就有錢了，工資十萬、二十萬、三十萬，甚至轉會還可以被賣到一千萬。”周思禹坦言，這是近些年電競產業迅猛擴張帶給年輕人的假象，明星選手被輿論包裝得花團錦簇，“但這樣的全國有幾個？十個手指頭都數不到！”

混跡底層多年，組織“草根賽”的周思禹能看到的是：在行業璀璨的塔尖下，數以萬計拿著微薄工資，甚至毫無收入的年輕孩子，正懷揣夢想、向上艱苦攀爬，但卻可能永遠到不了想去的地方。

“電競職業選手成才幾率很低，條件也非常苛刻，可能一萬個人裏就隻能出一個。”資深電競媒體人皮傑給我算了筆賬。

這幾年，中國戰隊在世界電競舞台上頻頻奪冠，以Uzi為代表的明星選手，也被媒體渲染成傳奇人物。作為從業十年的老電競人，皮傑開始被不斷問到：我（我孩子）能不能打職業？

提問的多是管不了孩子的家長，或是和家裏有矛盾的孩子，來人覺得，“Uzi原來也是個問題少年，愛打遊戲，結果成了世界冠軍，好像一年能賺幾個億，那我也可以。”皮傑無奈道：“但我真想跟這些小孩說，你們沒有這樣的天賦。”

周思禹同樣認可“打遊戲是天賦”，這不是教練或老師能教出來的能力，自己和其他俱樂部真正能提供給這些年輕選手的，隻是一個平台，一個機會，“就是拿出無數比賽讓這些選手練手，就跟當兵一樣，部隊拿無數發子彈讓你去練槍，你才能成為一個神槍手。”

成為職業選手，並最終抵達榮耀，需要通過一道窄門，而開門的鑰匙，隻掌握在少數“命運寵兒”手裏——這一為電競圈內多數人認可的定律，也把北海所在的電競教育機構，擺在了尷尬的位置上。

2016年9月2日，教育部把“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列為13個新增補專業之一，加之大量資本入局，電競行業在中國高歌猛進，人才需求不斷加大，以培養電子競技職業選手為主的電競教育產業，隨之變得火熱。

剛被朋友拉來磁維時，北海和圈內大多數人觀點一致：“電競學校教不出來東西。”他不能理解學校的各種規定，比如打一場比賽時間不固定，為什麽設置五十分鍾一節課？培養電競選手主要靠訓練，為什麽還要搭配傳統理論教育？

“我當時一直跟這邊負責人吵，應該做電競，不該做教育。”然而真帶過一批學生後，北海才意識到，電競學校最重要的責任，還是教育，“你再不按教育這個體係走，這些孩子真就無法無天了。”

磁維曾向蘇寧電子競技俱樂部英雄聯盟分部輸送過一個選手，他也在幾個國內賽事中，首發出戰。但男孩剛來學校時，“性格各方麵特別暴躁，動不動就砸鍵盤、砸鼠標。”北海告訴我，班主任和教練先花費了很多心思，“慢慢把他性格扳過來”，再正常受訓，最後他才能成為職業選手。

但這樣的成功案例隻是少數，北海仔細盤算過，國內現有的電競俱樂部多采取席位製，單就PUBG這一項目來說，正規俱樂部沒幾家，一支戰隊四個人，哪怕算上青訓名額，能踏進俱樂部門檻的選手，數量也相當有限。

此外，大型俱樂部“需要短期內出成績”“又要穩定性”，更常采用成熟選手轉會的方式來更新戰隊。如此一來，電競學校這些來自圈外、對電競一知半解、被傳統教育係統排異的“問題孩子”，想踏入職業圈，難度更大。

（看到學生偷懶不用功、打不出成績，北海時常“恨鐵不成鋼”，“每天就練這麽點時間，周末還休息，你覺得你真能打職業嗎？”）

北海之前有個學生，初中肄業，整天窩在家玩遊戲。父母實在找不到肯收他讀書的學校，就把孩子送來磁維。男孩在這學習了兩年，畢業時還沒成年，打不了職業，北海操心他日後去處，他自己想得卻清楚，“他說，我讀書讀不了，回去當主播、學剪視頻。”家長回訪時，男孩父親很感謝磁維，“能讓他在這待兩年，因為孩子從這之後，就沒地方去了。”

“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去打職業。”北海現在很明確這一點，他不否認來到磁維的少年們大多抱有“職業選手夢”，但“我們隻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盡可能規範他們的一些行為，讓他們身心上健康點，走一條正確通往夢想的道路。”

夢想，也是支撐周思禹走下去的關鍵力量。去年10月4日，Unite第三次在PDL發展聯賽預選賽中落敗，周思禹新找的投資也同時沒了消息。他心裏忐忑，把隊長老三和其他幾個隊員叫到一塊。

“當時我是不想做了，一是想正好投資沒談成，算了，別讓自己這麽難了。第二想著，這幾個月他們一直跟著我吃苦，挺揪心的。”結果，周思禹話已經滾到嘴邊，幾個孩子誰也沒說“撤”。再然後，他又做了決定：“做唄，隻要他們不走，我就得想辦法堅持。”

已經成為周思禹副手的老三，是兩年前他隻一通電話就拍板簽回來的孩子，彼時，剛成年的老三找不到隊伍，正在北京多個俱樂部間“遊蕩”。

“他有夢。”周思禹解釋“撿”回老三的原因。這個不夠機靈，初來時總被隊友“忽悠”的男孩，胸口紋了一整個“冥王”，這是他拒絕家中的“當兵”安排，隻身跑來北京“打電競”的反抗痕跡。

來京兩年，老三至今分不清北京有哪幾個區，也沒怎麽進五環內逛過，生活被他簡單地一分為二，最重要的那一半是“電競”，另一半是“沒意思的外麵世界”。他是當年那場集體出走鬧劇中，唯一留下來的選手，在周思禹情緒崩潰、Unite發不出工資時，默默擔起了運維俱樂部和訓練賽的責任，就連幾個新隊員，也都是他招來的。

“誰都沒扛過來，我的親人、我認為會一輩子跟著我的人，都沒扛過來。”周思禹坦言，在他最難的時候，是老三這群孩子陪著自己一路撐下來，現在為了這群孩子的夢想，自己“還是願意為他們去付出”，賣房賣車“好像也不後悔”。

但他不再把自己擺在老板，或教練的位置上。“現在這隊四個人，老三、贏、小白、香檳，不算止水，”提到這個他覺得“心思多”的十七歲男孩，周思禹語帶遲疑，但最終還是肯定道：“止水也算進來吧。我覺得，他們就是我的親人。”

當老師的時間越長，北海越覺得自己肩上壓的擔子重——不被圈內看好的電競學校，正扮演著日趨複雜化的角色。有家長把這當托兒所；也有家長明為支持孩子的電競夢，實則指望高強度的訓練能讓孩子“戒網癮”，“讓他打六個月，打廢了，再別打遊戲了。”有次，一個家長帶著孩子過來，教練先讓孩子打局遊戲測試水準，還沒來得及點評，家長已經拽著孩子要走：行了，你就打成這樣了，走吧！

北海不久前還接到一個學生家長投訴，“當時和平精英新賽季剛出，那孩子請了一星期假回家”，為規範學員作息，磁維學校晚上十一點宿舍拉閘斷電，加之校區偏遠，信號也差，孩子就找借口回家，“通宵衝排行榜。”家長發現後，砸了孩子手機，接著給北海打來電話，“說孩子要是再通宵，就要到學校來鬧了。”

“我說，這都行？”北海一攤手，微胖的臉上表情無奈。

學生不服管，家長難溝通，做教育其實並不輕鬆。北海手機裏加了數不清的行業微信群，原來害怕錯過圈裏任何消息，他會時時盯著群裏新動靜，“所有電競圈的人都有這個毛病”。但現在，他腦子裏塞滿了課程研發、教學計劃，學生和家長回訪，微信群不怎麽看了，就連晚上下班後和朋友聊天的精力都沒了。

雖然能從“疲累”的教育工作中感受樂趣，但北海卻堅持不讓任何一個學生叫自己“老師”，他覺得這一稱呼意義重大，“所以叫聲‘海哥’就挺好。”

教育的論題同樣困擾周思禹多時。今年年初，“電競勸退服務”在圈子裏火了起來，但早在2019年，周思禹就開始了“義務勸退”業務——對那些找上門來、和家裏不對付的十五六歲孩子，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回去好好上學”，要是勸不走，留下來免費按最苦的標準訓練幾個月，孩子們撐不住了，就會主動回家。

日子困頓時，看到“割韭菜”的電競學校收費水漲船高，周思禹也會眼紅，“我要開個電競班，一個人收幾千塊錢，學生嘩嘩的。”但轉頭又唾棄自己：教育是老師的事，你學曆低，就是個流氓，憑什麽教人家孩子？

對俱樂部裏的年輕隊員，周思禹選擇用從父親那學來的方式，去管束他們——他不在宿舍裝wi-fi，晚上12點準點拉電閘，讓隊員們健康作息；請來的阿姨隻負責做飯，隊員必須自己料理個人衛生，孩子們犯懶抱怨，他就每天帶頭打掃房間。他把“做人”掛在嘴邊，強調“在我這待著，別的不敢保證，但回家你不能當大爺，得是個爺們。”

這樣的方式成效似乎有限，就在我探訪Unite後第二個月，為擺脫合同約束、轉去做“更賺錢”的專職主播，被周思禹劃為家人的止水，在深夜報警叫來了警察，“說我揍他了。”

警察檢查孩子身上沒傷，兩方問詢幾句後，“和稀泥一樣把事調和了。”這次，周思禹的情緒相對平淡，但不管止水如何鬧騰，他還是多壓了一天，才把合同退給這個孩子。

“他們不會去想自己的對錯，我隻是不想讓他們覺得，隻要用一些惡劣的方式，就能達到效果。”攥緊手裏的水杯，周思禹再次開口，卻更像是在反問自己：“這些孩子不上學，大多數家長也已經放棄管理了，又有誰能來教他們這些事？”

（周思禹承認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不過，他不覺得自己是個好人，而是商人，但“商人也不該隻有奸商吧。”）

和北海希冀電競最終能被傳統教育體係收編不同，擺脫情緒低穀的周思禹正計劃主動去做些事。去年年末，他飛去西安聊了新一輪投資，這次的重點是“孵化”，他試圖在被大資本和頭部俱樂部們忽略的底層地帶，建立一個新的聯賽生態，讓想進入這個行業的孩子“動起來”，“真正知道什麽是比賽”。

他同時希望，“能讓更多的人，至少讓更多家長知道，你的孩子來這不是光學會打遊戲，而是要學會如何去步入這個社會，如何去接觸人、交朋友，去真正理解和認識自我，看自己適不適合打職業。”周思禹語氣堅定，消沉已久的鬥誌，正在他身上重新燃燒起來。

不到二十歲的劉震，卻選擇與自己短暫的職業選手生涯告別——去年，一心想打中單的他被主教練要求轉輔助，他不想換，也不願再和隊友競爭，就此失去了上場機會，之後幾次轉會也不順，心煩意亂下，他決定離開。

以千萬身價轉會的明星隊友，卻陷入了身負巨債的泥淖——他因原戰隊的直播合同被平台索賠2000萬，老東家Hero不願替他買單，至於新東家，“現在首發不是他，他也沒拿到冠軍，所以人家不給他出這份錢，讓他自己去負債。”

“俱樂部就是這麽殘酷。”劉震平靜總結道。

殘酷的現實並不能嚇退所有後來者，想進入俱樂部的“醫生”，正計劃把訓練時間快速積累到一萬小時，“職業選手都打了幾萬小時。”他對前路的艱險並非一無所知，“全國那麽多職業選手，能拿冠軍的隻有四個人。”剛玩PUBG時，他就覺得這個遊戲“很殘酷”，但那又怎麽樣呢？“這個社會也挺殘酷的。”

“你得熬下去，成為強者，成為一匹狼，而不是兔子。”十七歲的少年舔了舔幹裂的嘴唇，沉聲說道。對這個從小喜歡躲在被子裏玩手機遊戲的男孩來說，電競至少給了他傳統成功路徑之外，變為強者“出人頭地”的可能。

直至采訪最後，“醫生”才告訴我自己遊戲ID的由來——如果沒有電競，他的夢想職業是醫生，“治病救人多偉大，哇，那比打電競厲害多了！”坐在四合的暮色裏，一直端著大人模樣的男孩語氣變得輕快，終於露出了幾許天真氣。

但這一刻，我和他都明白，在傳統教育體係中落敗、拿不到足夠學曆，就幾乎不可能成為現實世界裏救死扶傷的醫生。現在，他隻能把這個職業夢藏在自己的遊戲世界裏，繼續走下去。

攝影：Nina Liu、Dage（劉震）

采訪、撰文：加禾

好看新聞|時事與歷史：電競百億財富的最底層，是夢碎的“網癮少年”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