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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當家教一暑假掙兩三萬,教奧數、編程,還有人教跳繩

“都能排進去”

做家教的第一天,於嶺隻覺得“受到了震撼”。

那時,她在北京一所985大學的中文係讀大二,學院的微信群裏有人在找語文和英語家教,她想抓住機會賺點外快,打了電話過去,聯係到的是海澱一所頂級中學的老師。按照對方的要求,於嶺在晚上7點到達了學校附近的快餐店,在桌邊等待她的,是那位老師和一名高三學生的母親。

家長在詢問完於嶺的高考成績和教學計劃後,字句緊湊地說起自家孩子一模考試的慘淡成績,這位“看起來很急迫”的短發女士聲音裏急出哭腔:“還有兩個月就要高考,再不弄就完蛋了。”談話進行了不到一小時,於嶺耳朵裏回蕩著家長來回重複的“不行”,“不能這個成績”,“考不上211”。談話結束時,於嶺準備返校,家長卻在這時突然說:時間差不多,我們現在去上課。

一輛奔馳停在門口,於嶺硬著頭皮坐了進去,帶著一個沒裝任何資料的帆布包。十分鍾後,她見到了自己窩在課桌邊的學生——一個一米八左右的強壯男孩——他身邊另一位家教的數學課已經講到了尾聲。於嶺迅速調動起腦中的語文做題技巧,等數學課結束後,她“無縫銜接坐過去”,略去自我介紹,一口氣講到快11點。離開時,學生家長給了於嶺兩百元,這是2018年,從初次見麵到課後付費,一共花了不到4個小時。

大學生當家教一暑假掙兩三萬,教奧數、編程,還有人教跳繩北京一家培訓機構外,來不及吃早餐的家長隻好買了早點到培訓班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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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人能準確計數像於嶺這樣的大學生家教有多少。打開某家教網站,僅北京地區的大學生家教數量就在58000名以上,輔導的內容十分龐雜,和升學相關的類型可以從“幼兒陪讀”跨越到“高考心理輔導”,除了常規的考試科目外,還有奧數、編程、跳繩、耐力跑……在網站之外,線下教育機構、學校BBS論壇、兼職家教微信群中,同樣滾動播出著數不清的家教需求信息。

需求因人而異,有的時候情況很簡單,一則消息裏隻寫著“XX年級、XX科目、XX元/小時”;有的時候情況卻很複雜,家長希望找來一個“生活助理”,於嶺上一次做家教時就被詢問:能不能早起帶著孩子去爬山?還有一些更誇張的情況,有家長為自己剛上初中的孩子找家教,編輯出一段上千字的文案,除了列明對孩子單科成績、綜合排名的期望,還希望家教老師能幫助孩子發表國際頂刊,創立學校社團,再教一段現代舞。

但無論什麽要求,當家教們順著那些電話號碼打過去,一些新的故事隨即展開。他們靠攏並走進一個個陌生的家庭,成為家長教育的輔助者、孩子成長的參與者,也成為整個家庭的觀察員。他們目睹著那些父母和孩子共處的時間,還有一個家庭在大環境中需要邁過的種種難關。

節奏總是熱烈而緊張的。呂薩在給家長打電話請病假時,對方拒絕了她,並答複:你放心來,我們都是軍醫。呂薩在高考結束後進入了國內最好的曆史係,在大學開始前的暑假,她做起家教,來找她的家長永遠比她的空餘時間更多,幾乎每個暑假,呂薩都能賺兩三萬。為了提高效率,呂薩把大部分課程搬到線上,除非對方要求,她一般不開攝像頭,省去化妝和收拾桌子的時間,隻是一道題接著一道題講。

效率永遠是最重要的。有的家教曾看著六年級的孩子在編程課開始前十分鍾內接過並吞下了一杯豆漿、兩個包子、一顆雞蛋;有人帶著初一的學生在小區廣場上跑圈、蛙跳時,也曾聽學生說,每周要抽出8個小時練體育,作業也不能鬆懈,每晚都要寫過12點。在海澱,一名二年級小學生的課外班習題繁重,包括劍橋英語和兩種不同難度的數學,而他的家教也不知道孩子的時間表究竟是怎樣排的,“但感覺都能排進去”。

長期以來保持著跳繩愛好的許易在疫情期間考取了初級跳繩教練資格證。“跳繩家教”的需求很大,在過去的3個月,有超過20名學生來找許易上課,大多數都是小學低年級的孩子。家長們的時間表總是很緊張,很多時候不是許易要下課,而是“他們著急上下一堂課”。

隻有電路連通,燈亮起來,他們才能在係統裏被看見

選拔的大旗揮向哪裏,哪裏就是家長帶領孩子衝鋒的方向。

許易和另一位體育家教告訴我,如果現在的小學生想要參評北京市三好學生,體測成績需要達到《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的優秀等級,具體的測試項目隨年級有所不同,但從一年級到六年級都會考50米跑、坐位體前屈和一分鍾跳繩,其中跳繩作為一項可以加分的項目,尤其受到關注。根據《北京小學生1分鍾跳繩評分標準》,得到優秀意味著一年級的女生需要至少跳103下,男生至少跳99下,但許易接觸到的一年級家長的標準卻經常是160個以上,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的孩子提前達到了小學六年級的滿分標準,並且超過了現在的滿分線40下,能夠得到20分的附加分,提升綜合考評的排名。

許易曾教過一個成績剛過及格線的二年級男孩,大風天氣裏,男孩裹著棉服、戴著手套,攥緊粉白相間的竹節繩,一下又一下地搖。家長和許易都站在男孩對麵,三個人緊盯孩子的一舉一動,但孩子始終無法把跳繩搖到和身體平行的角度。起初,孩子的母親認為橡膠場地陽光不充足,帶著孩子來到了小區廣場;跳了兩下,許易覺得周圍人多影響注意力,又換到了小區樹池旁邊。但過了10分鍾,孩子還不見進步,父親急了,忍不住上前大喝一聲:怎麽就做不對?孩子低下頭去,幾秒鍾後,突然哇地一聲大哭起來。母親趕快上前抱住孩子,父親見狀,隻能拿起跳繩,自己跟許易學了起來。

大學生當家教一暑假掙兩三萬,教奧數、編程,還有人教跳繩跳繩作為一項體育運動,被寫進體測加分項目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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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媛去做一名高二女生的英語家教時,感到孩子的母親圍繞著製度的細枝末節湧起了巨大的焦慮。在第一節課,孩子的母親提醒她,最近想讓孩子調到優班,分班主要看數學成績,所以英語課的時間可能會隨時調整。但隨即,李媛又被要求連著講了4個小時英語題(包括20套語法填空和5套完形填空),因為馬上就有英語考試。李媛聽說,有一些科目母親準備讓女兒高三再突擊——到那時,她打算讓女兒在家裏上課,不再去學校了。

在這個家庭,女兒每天放學後的時間全部由母親支配,首先去補習,一直上到九點半,回家之後才可以開始寫學校的作業。寫不完的時候,母親會幫她一起抄,偶爾要抄到一點多。在母親看來,課內作業遠不如輔導班重要,因為她要求輔導班的老師給女兒講最難的題,即便女兒的成績還夠不到中遊。但成績為什麽差呢?李媛猜想:一直被那麽難的題目打擊,誰都很難擁有信心吧。

母親偶爾會在李媛麵前念叨起一句源自輔導機構的話,那似乎成了她信奉的箴言:“孩子小學要學初中的知識,初中要學高中的知識,高中就要學大學的知識。”

劇場效應廣泛地侵蝕著家長的耐心,誰都想讓自己的孩子更高、更快、更強。一名海澱區的家教在帶著二年級的孩子做奧數班作業時就納悶起來:為什麽連去括號都不會的孩子,一定要知道能被13整除的數有什麽特征?她試著在微信上向家長說明課程安排不合理,但過了幾十分鍾,隻收到了一筆家長轉來的課時費。

事情在競賽活動麵前變得愈發誇張。根據教育部對競賽活動的規定,共有35項中小學生可以參與的全國性競賽,一些中學據此針對競賽獲獎的學生製定了特殊的入學優惠政策,這也給了家長們培養孩子的新思路。

在理想的情況下,孩子們確實表現出對某些學科強烈的興趣,家長們很自然地為他們尋找盡可能多的資源,並將這種興趣和政策的優惠結合在一起。張羽曾經在天文學競賽中獲獎,大學也就讀於天文係,有家長找他輔導一名六年級的小學生準備天文學知識競賽,這是一項主要麵向中學生的競賽,隻有很少的小學生會加入低年級組。張羽用十次課幫孩子搭完了競賽框架,驚訝地發現孩子居然可以全部出色地理解。在一次講解微積分時,孩子對大學教授的數學內容十分好奇,張羽帶著他去買了一套高數課本。他猜想,按照這樣的進度,孩子也許真的能走好天文學競賽這條路。

另一位小學生家長找到他,希望他在一年的時間內輔導孩子做出一篇天文學課題論文,用於參加一些相關的學科競賽。張羽幫忙設計了論文的操作方案,給孩子和家長講授了論文的原理,並帶著他們進行了一些拍攝練習,實際的拍攝操作則由家長帶著孩子前往京郊的觀測站完成。但盡管孩子表現出強烈的學習興趣,家長也付出了努力,起初拍攝到的數據總是不滿足處理要求。麵對越來越接近的截止日期,張羽隻能換了一個選題,找南半球的同學一起幫忙拍攝,才最終完成了論文。

丁檬曾經拿過信息學競賽銀牌,在她看來,由於競賽選拔往往在升學考試前舉行,一些家長更聚焦於自家孩子能早點被“撈走”,以便他們早日從不安全感中得到解脫。這種心願有時迫使他們忽視了孩子的真實能力,轉而篤信孩子一定在某方麵擁有過人的天賦。

大學生當家教一暑假掙兩三萬,教奧數、編程,還有人教跳繩2019世界機器人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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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有家長找到丁檬,稱自己六年級的孩子有著出色的Python編程水平,能和中學生一起上課,希望丁檬幫他在五個月後的NOIP(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中拿到獎,走特招進入“海澱六小強”(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華附中、首師大附中、101中學、十一學校)中的任意一所。但當丁檬在第一節課上看著小孩麵對題庫中最簡單的兩道題一臉茫然時,她意識到孩子母親所說的可能隻是一種幻想,甚至懷疑她被上一個老師騙了。

學生的母親在寫字樓裏開辦著一家輔導班,專門針對競賽活動開課,丁檬的一對一編程課也在這裏進行,母親幾乎每節課都陪在孩子身邊。教室裏沒有電腦,丁檬不得不每次都背著電腦和兩個外接鍵盤去上課,她看著男孩一言不發地在A4紙上壘邏輯圖,然後在鍵盤上“按幾下、刪掉、再按幾下、再刪掉”,“一節課能做出一道題就謝天謝地”。她數次提醒家長,競賽拿獎隻有微弱的可能性,家長卻覺得孩子“多少能寫出了一點東西”,不想放棄。

但最終,丁檬的家教工作戛然而止了。2019年夏天,競賽圈傳出大學不再進行信息競賽夏令營招生的消息,半個月後,丁檬突然收到家長發來的微信:新學期重新安排時間,之後再聯係。在那以後,丁檬所有的詢問都石沉大海。

丁檬記得,在編程課教室的對麵,經常有十幾個孩子在上課,台上的老師講一些和人工智能相關的知識。有一天下課的時候,她瞥見教室裏的孩子們在焊電路,沙盤裏擺著紅綠燈,猜到這是孩子們在練習一個經典的創新大賽項目:人工智能控製紅綠燈。盡管她覺得這些項目對於這個年齡的孩子來說並不適用,但好像隻有電路連通,燈亮起來,他們才能在係統裏被看見。

沉默的,激烈的

在家教們眼中,隻要家長在場,孩子們大多默不作聲。丁檬記得,男孩上課時,即使做不出來題,也從來沒說過不想學了。他很擅長觀察,每次丁檬還沒吭聲,他就能從她的表情和眼神中判斷出自己答案的正誤。上廁所是他寶貴的放鬆時間,每次出去總要帶上手機,有時候實在學不下去,他不會直說,但卻會在一個小時內上五六次廁所。

是現在的孩子天生就更聽話嗎?張湄顯然不能同意。她在南方一所師範類院校讀大三,有家長在今年秋天找到她和另外兩個同學,希望她們來給自己兩個兒子補一補語文和英語。兩個孩子一個上三年級,另一個剛上小學。

孩子們的父母大多不在家,保姆阿姨看管著他們。去上課的第一天,這家的大兒子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喊張湄“傻老師”,威脅她,如果太凶,就會被打。課間,大兒子打開院門,把家裏的小狗放了進來,追著張湄滿屋子跑;臨走時,大兒子又挽留她幫忙寫作業,問她能拿多少工資,表示自己可以給她發紅包。

第一節課後,張湄有點鬱悶,但在第二次課前,她在小區門口偶遇了大兒子放學回家,接孩子放學的保姆和奶奶讓她把孩子先領回去,路上有點黑,孩子緊緊抱著她慢慢穿行,好像很快,他們的關係就在沉默裏貼近了一點。

整個家中對孩子們學習最了解的似乎是保姆阿姨,她時常會在上課時過來抽查孩子們的學習成果。但大兒子有時會直接和保姆吵架,大喊:“你閉嘴!”不過當麵對爸爸媽媽時,無論是哥哥還是弟弟,都顯得有些畏縮。父母不在家時,張湄需要通過錄像把孩子們的表現發送給家長,麵對張湄的鏡頭,兩個小孩一定會坐得端端正正,背課文時自覺不夠通順,還會要求張湄再錄一遍,直到四五次之後達到滿意的效果才會發給爸爸媽媽。

孩子們已經盡可能表現得乖巧,偶爾還是會遭到斥責。張湄回憶,某天大兒子嘟囔了一句“不想寫作業”,母親聽到後馬上從門外衝了進來,還沒說話,大兒子就哭了起來,“臉都皺在了一起”。另一次,小兒子不斷重複背不會的四句課文時,一旁打電話的父親在兒子磕磕絆絆的英文中突然大吼了一聲,聲音穿過張湄的身體讓她抖了一下,小兒子的眼淚也“啪”一下掉了出來。

好像隨著孩子慢慢長大,身體裏的沉默也在成長,表麵上看,一些中學時代的孩子隻剩下統一的“乖”。在李媛去上高二女生的英語課時,總覺得自己在唱獨角戲,四個小時的時間裏,她按照家長的要求接連不斷地講最難的題目,對麵的女孩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有一次,李媛背著家長問女孩:為什麽要做這麽難的題?女孩回答說,她也不知道媽媽怎麽想的。

女孩的母親是全職媽媽,女兒出生後她辭掉了文字工作。她自覺和孩子的長久相處以來的關係不錯,所以堅信自己的方法一定最適合孩子。李媛從來沒有見到過學生的父親——見到就糟糕了——那時父親不同意請家教,希望隨著孩子的興趣發展,所有的老師都是母親偷偷找來的,隻有學生父親出差時,李媛才能去學生家裏。母親告訴她,自己需要照顧丈夫的情緒,但又不敢不管孩子的學習,有時候丈夫給的錢不夠請家教,她還得揀起老本行,去接幾個零工。

孩子的父親是學術引進人才,和妻子一樣,都來自外地,女兒屬於“新北京”一代。在他們的規劃裏,孩子本該在高中出國讀書,為此,他們自孩子年幼起就帶她在全球各地旅行。但在去美國參觀過幾個學校之後,上中學的女兒向爸爸媽媽坦白,自己感覺沒辦法在異國獨自生活,實在不想出國了。戰線被迫轉移,國內升學的壓力陡然擺在麵前,那位母親告訴李媛,她覺得自己患上了抑鬱症。

大學生當家教一暑假掙兩三萬,教奧數、編程,還有人教跳繩視覺中國(圖中人物與本文無關)

自打於嶺在與家長見麵第一天就被帶去上課開始,她給那個孩子做了幾個月的家教。最讓她難忘的還是那輛“擦得鋥亮的豪車”,載著她往返於學生的家和她的學校,有一次,後座上堆滿了奢侈品購物袋,於嶺覺得自己就像“車裏的垃圾”。

同樣在這輛車裏的母親卻總帶著憂愁。她常在車裏反複問於嶺:我到底該怎麽辦?距離高考還有一個月的夜晚,她照常說起孩子的學習,一模過去了一個月,孩子的成績還是沒有起色,母親越說越急,一邊開著車,眼淚就突然流了出來。她把車停在路邊,和於嶺講:為了兒子學英語,我已經花了六十多萬,一點兒用也沒有,就算一直當寶貝養,如果不能留在北京,那也都要完蛋了。

於嶺嘴上安慰她別急,手裏攥著一張麵巾紙,遲遲沒有遞出去。於嶺心裏想:自己當年高考的時候每天放學回家都已經11點,累得隻想睡覺,但她教的北京小孩放學比她早,家裏條件也比她好得多,究竟為什麽學不會呢?有時候她也覺得學生辛苦,但始終無法共情,“因為沒有共情的經濟基礎”。

學生的家被於嶺稱作“豪宅”,但在那間高級公寓裏,於嶺看到,母親謹小慎微,因為自己被戀愛耽誤了高考而不許兒子談戀愛,也因為怕吵到兒子而不敢在家做飯,總要領著他出門吃;兒子被照顧得很好,但也被看管得很嚴,擁有一櫃子昂貴的球鞋,卻被禁止出去打籃球,也不快樂。

臨近高考的一天,母親剛把於嶺帶到家裏,看見兒子心不在焉地轉筆,突然就起了火,質問兒子: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又去打了籃球?見兒子沒有反駁,一連串的說教冒了出來,兒子也突然站起來,夾著粗話反擊。於嶺第一次聽到平時溫和的兩個人扯出這麽大的嗓門,一片混亂中,她好像看到母親先流了淚,然後兒子也哭了。

她站在原地,不太敢動,等了一會兒說:阿姨,消消氣。

在台灣作家吳曉樂的作品《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中,楊翠在書的序言中寫:“一個自覺與自省的家庭教師,必然會陷入‘局外人/局內人’的困境,她會不斷自問,我是要參與其間,還是要保持距離?”

於嶺的想法是:做家教,關鍵就是不要插手別人的家事。

她問對方:要不要下次再上?

母親沒說話。沉默了一會兒,男孩卻轉向她說:姐姐,你講吧。

賽道的盡頭

大概是高考前兩周,於嶺看著男生一天比一天疲憊,家長的焦慮也到了頂點,她終於和家長提出不再繼續上課。那之後,她再也沒有聯係過家長,直到當年高考結束,家長請她吃了頓飯。

飯桌上,於嶺聽說,學生的高考分數和一模分數絲毫無差。於嶺感到很諷刺,家長折騰了一大圈,隻是把孩子毫無改變地送到了新的係統裏。家長卻看起來很放鬆,她告訴於嶺:“沒關係,我們已經盡力了,這個分數足夠在北京上一個一本”。

呂薩回憶起自己教過的所有高三學生,雖然高考成績都有所提高,但好像沒有誰真正獲得了學習的興趣,而且“從高三的課要能培養出什麽興趣,才真的離譜”,“給高三學生帶家教,都可能得兼職心理谘詢”。

大學生當家教一暑假掙兩三萬,教奧數、編程,還有人教跳繩高考前一周,考生們在學校上晚自習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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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新的家長找她給孩子補課,一次她因為手機沒電,有一個小時沒回家長消息,對方給她發來大段的留言,開頭是“我理解你,你壓力不要太大……”呂薩不知道家長理解出了什麽,好像一年又一年,隻是家長自己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但這種壓力的來源是什麽?賽道的起點究竟在哪裏?李媛記得,孩子母親告訴她,最初她也是沒有壓力的,隻想讓孩子全麵發展,帶著她學跳舞、學音樂。當孩子問她:“你讓我學這些是不是為了炫耀?”她還會馬上進行自我反思,考慮女兒的感受,並最終取消了這些課程。可是,就在別人不斷告訴她這樣考不上“海澱六小強”時,就在高考終於擺在眼前時,就在她害怕孩子考不上好大學時,一切都被改變了。

其實,對於一些家庭來說,即使考不上好大學,結果也稱不上壞。那個曾經喊張湄“傻老師”的男孩在一個學期的輔導之後成績還是沒有進步,家長決定下學期把他們送進輔導機構去上課,張湄覺得孩子們並沒有知識和成績的意識,隻是想讓爸爸媽媽開心。她記得有一天,難得孩子的父母都在家,問起大兒子以後想做什麽,大兒子回答說,想做一個雕塑家。張湄想到他告訴自己在美術比賽上獲獎的事情,覺得這或許真的能成為他擅長的領域。但媽媽卻不屑地評價:搞美術的人是最沒出息的。爸爸也馬上接上:你以後打算靠什麽過活呢?難道靠收房租嗎?

在所有家教的故事裏,隻有王青沒有提到壓力,或許因為她教法語,遠離了選拔的陰影,兩個六年級的孩子本身也對學習很感興趣。在王青上課的間隙,她偶爾會聽男孩和女孩聊起學校的課程,聽起來哪門課的成績都不錯,孩子的家長也表現出一種“不驕傲也不著急”的狀態,從不給她規定學習任務。

讓王青印象深刻的是,在某節課快要結束的時候,兩個孩子突然緊張起來,互相推托著:“你說吧”,“還是你說吧。”

王青問他們怎麽了,男孩有點害羞地告訴她:我們在寫小說,也把你寫進了故事裏,但我們想讓故事的背景更準確,你可不可以和我們講講巴黎聖母院呢?

王青答應他們下節課講,回去的路上感到自己的心情又因為兩個孩子變好了一些。她完全不擔心孩子們的法語成績,雖然他們平時的課程也被排得很緊,法語課接在數學課和語文課之後才上,但王青能夠感受到,在她的課上,兩個孩子是在“無憂無慮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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