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資是西方國家陰謀?不肯加班是給他們遞刀子?

中國官媒稱提高勞工待遇是西方國家的陰謀。時評人長平回顧了中國政府剝奪工人權利的曆史。

(德國之聲中文網)近幾天在Clubhouse 聊天,多次被西方人問道:中共靠工人運動起家,為什麽會打壓勞工權利?

仿佛跟我搶答似的,本周中國官媒連續發出驚人之語。

周一,共青團官方微博賬號發文稱,提高勞工待遇,改善勞工工作條件的標準,是西方發達國家限製發展中國家的、“不允許別人勤勞致富”的陰謀。

周二,人民日報官方微信賬號發文稱,“當然,加班不好,但也不能總抱怨。可以想想,在世上誰不辛苦呢?有誰輕輕鬆鬆就能養家糊口?不要苦哈哈地矯情了。其實,淩晨三點的迪你也不是沒蹦過,對吧?”

疫情當前,各業凋敝,各國停擺。顯然,中國不僅希望提振經濟,而且借機一馬當先。僅有習近平“自力更生”的正麵號召還不夠,官方輿論還要發起對勞工階層的威脅和羞辱。工人當了“主人”,所以不準罷工

中共黨史中的光輝篇章之一,就是發動工人運動。罷工和上街遊行是兩種最主要形式。罷工者最難應付的還不是資本家,而是其實是政府。劉少奇在1932年寫下的《罷工策略》中,列舉了“敵人”對付罷工的17條辦法,其中若幹條就是政府濫用公權力。比如“宣布罷工是違法,布告禁止罷工,命令工人複工,頒布各種限製和禁止罷工的法令”,“逮捕工人領袖,槍殺罷工工人,宣布軍事戒嚴,直接用武裝壓迫罷工”。

這些工運領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阻止罷工,根本就不允許罷工,甚至不準說出罷工。

在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中,罷工自由被視為公民的應然權利,各國政府都應當予以保障。在中國1975年和1978年修訂的憲法中,罷工自由都被列入公民權利。但是在1982年修訂憲法時,這一條被刪掉了。當時的理由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用停止生產的辦法來解決社會矛盾,既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也會直接影響和危害罷工者的利益”。

我還清楚地記得,2008年11月,重慶出租車司機罷工時,新華社報道中,於“六四”屠殺之後首次在官方媒體中出現“罷工”二字。我趕緊動手寫評論。評論還沒有寫完,這則報道就已經被刪除。再次出現的報道中,重慶出租車司機並沒有“罷工”,而是“停運”或“部分停運”。

無論如何,
2015年前後,濟南、沈陽、浙江東陽、南京等多個城市,出租車司機先後罷工。隨後,廣州、深圳等地出現罷工風潮。《中國勞工通訊》稱,截至2018年8月為止的過去12個月內,全中國發生超過1860次罷工或工人抗議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夏天的深圳佳士工潮,即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員工爭取組織工會的努力。這些員工遭公司解聘,並在衝突中被當地警方抓捕。有些組織者和參與者遭到綁架和失蹤。從下崗之恥到外國勢力的陰謀

輿論羞辱也一直是中共對付工人的手腕之一,例如評選“先進分子”和“落後分子”。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媒體對下崗工人進行了各種貶低。1999年春節前夕,我去西安采訪一位下崗女工。我的報道開頭寫道:

“已經四五年了,郭喜愛沒有買過一件衣服,甚至一雙襪子。她目前還穿著8年前買的一條褲子。她用1元一袋的珍珠霜;1.20元一斤的洗發膏,一斤可用數月;10元5塊的三笑牌香皂。”

比物質貧困更加嚴重的尊嚴的喪失。在媒體的描述中,她們因為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而被淘汰。我仍然看到她們臉上有一種堅韌,也就是一種對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媒體常批評的“依賴心理”——這種心理在多年前是被稱讚為“釘子精神”的,其實就是一種絕對信任、終身相許的心理。

在計劃體製內,實行的就是低工資高福利(高未必在於數量,也在於終身保障的信諾)。他們拿了一輩子低工資,現在保障卻一夜之間沒了,還要責怪他們沒有另起爐灶的本事。

習近平時代,官方輿論對“低端人口”的羞辱和恐嚇變本加厲。半夜想去蹦迪,而不是去辦公室“996”?你太矯情了!不肯拿著低薪埋頭苦幹?那麽你可能中了境外勢力的陰謀,簡直就是給他們“遞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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