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工資是西方國家陰謀？不肯加班是給他們遞刀子？

中國官媒稱提高勞工待遇是西方國家的陰謀。時評人長平回顧了中國政府剝奪工人權利的曆史。

（德國之聲中文網）近幾天在Clubhouse 聊天，多次被西方人問道：中共靠工人運動起家，為什麽會打壓勞工權利？

仿佛跟我搶答似的，本周中國官媒連續發出驚人之語。

周一，共青團官方微博賬號發文稱，提高勞工待遇，改善勞工工作條件的標準，是西方發達國家限製發展中國家的、“不允許別人勤勞致富”的陰謀。

周二，人民日報官方微信賬號發文稱，“當然，加班不好，但也不能總抱怨。可以想想，在世上誰不辛苦呢？有誰輕輕鬆鬆就能養家糊口？不要苦哈哈地矯情了。其實，淩晨三點的迪你也不是沒蹦過，對吧？”

疫情當前，各業凋敝，各國停擺。顯然，中國不僅希望提振經濟，而且借機一馬當先。僅有習近平“自力更生”的正麵號召還不夠，官方輿論還要發起對勞工階層的威脅和羞辱。工人當了“主人”，所以不準罷工

中共黨史中的光輝篇章之一，就是發動工人運動。罷工和上街遊行是兩種最主要形式。罷工者最難應付的還不是資本家，而是其實是政府。劉少奇在1932年寫下的《罷工策略》中，列舉了“敵人”對付罷工的17條辦法，其中若幹條就是政府濫用公權力。比如“宣布罷工是違法，布告禁止罷工，命令工人複工，頒布各種限製和禁止罷工的法令”，“逮捕工人領袖，槍殺罷工工人，宣布軍事戒嚴，直接用武裝壓迫罷工”。

這些工運領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阻止罷工，根本就不允許罷工，甚至不準說出罷工。

在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中，罷工自由被視為公民的應然權利，各國政府都應當予以保障。在中國1975年和1978年修訂的憲法中，罷工自由都被列入公民權利。但是在1982年修訂憲法時，這一條被刪掉了。當時的理由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工人是國家的主人。用停止生產的辦法來解決社會矛盾，既不符合全體人民的願望和根本利益，也會直接影響和危害罷工者的利益”。

我還清楚地記得，2008年11月，重慶出租車司機罷工時，新華社報道中，於“六四”屠殺之後首次在官方媒體中出現“罷工”二字。我趕緊動手寫評論。評論還沒有寫完，這則報道就已經被刪除。再次出現的報道中，重慶出租車司機並沒有“罷工”，而是“停運”或“部分停運”。

無論如何，
2015年前後，濟南、沈陽、浙江東陽、南京等多個城市，出租車司機先後罷工。隨後，廣州、深圳等地出現罷工風潮。《中國勞工通訊》稱，截至2018年8月為止的過去12個月內，全中國發生超過1860次罷工或工人抗議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夏天的深圳佳士工潮，即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員工爭取組織工會的努力。這些員工遭公司解聘，並在衝突中被當地警方抓捕。有些組織者和參與者遭到綁架和失蹤。從下崗之恥到外國勢力的陰謀

輿論羞辱也一直是中共對付工人的手腕之一，例如評選“先進分子”和“落後分子”。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媒體對下崗工人進行了各種貶低。1999年春節前夕，我去西安采訪一位下崗女工。我的報道開頭寫道：

“已經四五年了，郭喜愛沒有買過一件衣服，甚至一雙襪子。她目前還穿著８年前買的一條褲子。她用１元一袋的珍珠霜；1.20元一斤的洗發膏，一斤可用數月；１０元５塊的三笑牌香皂。”

比物質貧困更加嚴重的尊嚴的喪失。在媒體的描述中，她們因為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而被淘汰。我仍然看到她們臉上有一種堅韌，也就是一種對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媒體常批評的“依賴心理”——這種心理在多年前是被稱讚為“釘子精神”的，其實就是一種絕對信任、終身相許的心理。

在計劃體製內，實行的就是低工資高福利（高未必在於數量，也在於終身保障的信諾）。他們拿了一輩子低工資，現在保障卻一夜之間沒了，還要責怪他們沒有另起爐灶的本事。

習近平時代，官方輿論對“低端人口”的羞辱和恐嚇變本加厲。半夜想去蹦迪，而不是去辦公室“996”？你太矯情了！不肯拿著低薪埋頭苦幹？那麽你可能中了境外勢力的陰謀，簡直就是給他們“遞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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