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我為什麽說 隻有美國才是中國真正的朋友

來源於:厲害厲害啦

流沙河|文

我比在座各位蠢長得多，我今年已經74歲了（注：此話講於2005年）。我這個人談不上什麽“思想”，但是由於我的年齡比你們大，我親身經曆的事比如抗日戰爭你們沒有經曆過，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訴大家：我的經曆告訴我，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的好朋友就是美國人。

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列強中隻有一個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後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

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成都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大學掛了鉤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後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裏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政權更迭後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後跟美國交惡，這個錢就沒有了，一直斷了數十年。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夥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政府問他有什麽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大家告訴他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後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山西工學院和山西農學院。然後這個小夥子就去找，找到裏麵一些老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麽話。

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麵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今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你想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圓來，那個積極性之高啊，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黨委書記、院長都找來。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美國人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學院的人。怎麽辦？最後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教授是原來銘賢學院的，於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麵。結果從此以後每年20萬美圓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

這樣大家才知道，盡管中斷了幾十年，但這筆錢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了。

八國聯軍中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其中最惡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日本把我們賠的錢都拿去製造武器再來打我們；第二個就是俄國，極其無恥貪婪。而不久前我讀一個清朝派到美國去的人寫的筆記，當時的美國總統接見這名外交官時曾表示：有兩個國家想要侵略你們，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貴國受列強欺負，我們美利堅合眾國是同情你們的；我們希望你們要強大起來，一個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剛進小學，到我進初中的時候抗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也是最艱難的時期。我13歲那年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去修美軍機場，跟所有大人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吃的是糙米飯，米湯是紅顏色有氣味的；一樣是八個人一桌，隻有一小碗不見油花的鹽拌蘿卜絲。就這樣修了一個星期機場。

我們這些娃兒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因為從小我們的老師就跟我們講：一定不能當亡國奴！當了亡國奴就要像朝鮮人那樣，見到日本人來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騎馬還要墊背讓日本人踩著上馬。這就是亡國奴！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愛自己的國家。

後來這個機場修起了，我親眼看見這些美國飛行員從我家院子上空飛過，去轟炸東京，轟炸日本的鋼鐵城市八幡，有B-29、P-51、還有一種叫“黑寡婦”的戰鬥機。往往是早上看見一架架B-29編隊飛走，下午回來時都已經是打散的了。我親自見過有些回來的轟炸機，四個螺旋槳有三個都不轉了，就靠一個螺旋槳飛回來；還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麽大，透過洞看得見藍天。小時候看見這些飛行員隻覺得他們很英勇，卻不知道他們中還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魚腹之中了。

另外我還要講講美國人的善良。

那時候很多中國人都去偷機場裏麵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在我的家鄉，每天黃昏後地下擺的攤子賣的全是軍用品，賊貨。偷來的美軍皮靴、腰帶、衣裳、罐頭，最後就是美軍衛生紙，一捆一捆的偷出來在那裏賣。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過。美國兵的營房，晚上睡覺他們要空氣流通，不關門，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哇啦哇啦說鞋子沒有了，於是再去領一雙。

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才搞到這個程度。當時中國人連美國人的槍都要偷，流落出許多卡賓槍，美國空軍戰士用的那種短卡賓。是由於這些美國兵，他們自由散漫慣了，他們進食堂吃飯有個規定：不允許帶武器進入。所有卡賓槍都在食堂外的牆邊排成一排，結果吃了飯出來發現槍被偷了。偷槍了美國人也還是就算了，說沒關係他又去領。

美國地勤人員還因為中國人偷東西被炸死過。是怎麽回事呢？因為美軍把炸彈堆放成金字塔樣，有一麵靠牆，沒有任何防備，什麽人都可以進去。那些賊就要去偷炸彈——炸彈是沒有用的，但炸彈裏麵有一樣東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針卸下來有一圈用最好的錫製作的保護圈，這些中國賊看中的正是它。他們把撞針卸下撬走保護圈，然後再一切恢複原樣，那炸彈一樣可以炸。結果有一次美軍用吉普車運炸彈，有一顆炸彈爆炸就炸死四名美軍。就是這樣都沒有說要把中國賊抓出來槍斃。後來都沒有追查，美國人算了。

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我所在的農場，靠近鳳凰山飛機場。那裏的農民對美軍也很熟悉。當時有個姓黃的老大爺是“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是黨很信任的那種人。他跟我說：“美國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說：“咋個喃？”他說：“嗨呀，我們淨整他們！”說是美國空軍因為要有營養，就在天回鎮那邊買了許多雞，委托他們去熬雞湯。“我們隻要燉的雞湯一煮開，就把整雞撈起來丟在潲水桶裏，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時美國人又不檢查，結果挑了幾十隻雞出來每天晚上在天回鎮賣白斬雞。”

另外還有我親自見到的一件事。在廣漢機場那裏有一個小娃兒——那個機場雖然是軍用的，但小孩進去美國人根本不管，我就進去很近的看過飛機——有一個小娃兒突然就丟失了，於是那些農民就鬧，說美國人把娃兒偷了。結果過了一個月那個美軍休假回來把娃兒帶了回來，給他換了一身新衣服，包包裏還塞了美圓，送他回家。

50年代初我們國家編了一套連環畫，是中國那些最有名的畫家集體創作的，叫《美帝百年侵華史》，拿來在全國宣傳，連每個村莊都貼得有。那美國人簡直是青麵獠牙啊，美國人壞得不得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鳳凰山機場挖地，因為那裏過去是美軍機場，有個“左派同誌”就說：“不曉得他們在這裏強奸了我們多少中國婦女！”我當時忍不住冒了一句“還要調查了才曉得。”嗬，這下報告上去，說我是“堅持反動立場”。但是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人的記憶無法抹殺。

到了80年代我年紀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國了，這種記憶依然在起作用。我兩次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一次作為團員、一次是團長。作為團長那次是到菲律賓。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賓馬尼拉南郊有個美軍墓園，在太平洋戰爭中美軍犧牲的七萬人，有二萬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這裏。

當年本人研究台灣詩，有四位台灣著名詩人都到過這個墓園並寫過詩，其中寫得最好的是羅門（大意）：“……太平洋的海底沒有門，史密斯、威廉斯你們已經去不成了，就在太平洋的海底吧；哦，等待你們的煙花肯定會放的……”（注：原詩較長，相應部分應為“……史密斯威廉斯，煙花節光榮，伸不出手來接你們回家……史密斯威廉斯，當落日燒紅，滿野芒果林於昏暮，神都將急急離去，星也落盡，你們是那裏也不去了，太平洋陰森的海底是沒有門的”）看了很難過。

所以我就立下誓言：隻要我到菲律賓就一定要去那裏。結果到菲律賓後，那邊參觀的日程裏沒有這個，沒有這個叫“麥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戰美軍墓園。我就很失望，就琢磨要想個什麽辦法。在那裏一切都要服從大使館，而到菲律賓的作家代表團我們已經是第三個了，以前兩個都沒有去美軍墓園的安排。因為菲律賓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國大使館商量，80年代中國大使館絕對不會允許去參觀那裏。

到後來，第二天我們就要走了，每個人包包裏都還揣得有幾百個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說“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誌你們要采購什麽的趕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個人找到當地一個寫詩的華僑叫李雲鶴（音），請他帶我去。

那個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大的墓園，更讓我驚奇的是下麵的情況。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隻有四項內容：一、姓名；二、籍貫；三、部隊番號；四、犧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納悶：這裏埋葬的軍人中既有將軍，又有其下不同軍銜的和普通士兵，怎麽一點沒有區別？後來一想才恍然大悟——別人認為將軍也好、元帥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著時候的一個身份，死了在上帝麵前就都是一樣的了。

我們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分14個等級，好多老幹部臨到要死的時候，千方百計都要爭取到“八寶山”；有些家屬還要去鬧該享受哪一級待遇，包括我們這裏寫訃告——人都死了它下麵還要加個括弧“相當於副廳級待遇”！真是見鬼了——他都變了鬼了還有啥子待遇！隻有一個醜陋的民族才去搞這些事情。

麥金利堡的墓碑，不分軍階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樣，占的麵積就那麽一點——他們那個不能叫“墳”，中國式的墳是要鼓起來的，而它是平的，上麵是一個十字架墓碑。別人的政府花的是什麽錢？絕對是我們這些腦筋想象不出來的。80年代我的全部財產加起來還抵不上這個小小的十字架！為什麽呢？那是意大利西西裏島產的“雪花大理石”，刻製好了再繞半個地球運到這裏來，每個都是一樣的。

墓碑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順序區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麵，在A區；叫Zemota就在最後，查找起來很方便。墓園前麵刻了一些標語，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譯出來就是：“主啊，在我們和強大敵人搏鬥最艱難的時候，是禰鼓舞我們勇往直前”，“上帝啊，禰從太平洋海底把他們的靈魂帶回去吧”，“主啊，原諒我們的軟弱，多虧禰的支持我們才堅持到最後英勇犧牲”等等——裏麵沒有一個字提到美國總統羅斯福，雖然羅斯福那麽偉大。

到了整個墓園的中心區，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麵都是光的，隻有一麵刻有浮雕，沒有任何文字。這浮雕也令當時的我十分驚詫。因為按照我們的想法，它的內容應該是歌頌這些犧牲了的美國將士，如果要我來為我們的革命墓園設計的話，那就是一幅戰士端槍衝鋒、領袖在後麵揮手之類的圖景；但我一看卻完全不是這樣，很讓我感到驚奇。它刻的是一個半裸的小夥子雙手持劍，這樣握著，邊上有一些樹林。

這個小夥子是聖喬治。所有歐洲人都知道的民間傳說裏斬惡龍、救愛人的聖喬治。這是用聖喬治這個形象代表全體犧牲的美國將士。而且聖喬治臉上沒有一點勝利的喜悅，完全是麵臨大搏鬥的緊張，兩手緊握寶劍、雙目凝視著遠方正在撲來的惡龍。這形象一下打動了我。再一看，還有：聖喬治上麵兩邊各有一個少女，穿著古希臘長裙——是自由女神（一個叫Freedom，一個叫Liberty），意思是說他這樣英勇戰鬥是為了自由。

還沒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麵，還有一個婦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權杖，這個女子是Virgin，正義女神。哦，戰鬥是為了自由，自由又是為了什麽呢？為了正義。她這個正義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著權杖——要有民權、人權。正義女神上麵還有沒有？還有。還有就不是神啦，是一個普通美國婦女懷抱一個嬰兒：那個美國婦女是“祖國”，那個嬰兒就是“祖國的未來”。一個婦女護著嬰兒就是整個立意，沒有任何文字說明，但社會、立國的基本價值取向，都在這裏麵了。

後來我又看見有個墓碑，上麵既無姓名籍貫又無部隊番號，隻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譯出來就是：“這裏躺著一個武裝的同誌……OhGod——隻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誰”——這是一個無名戰士的墓。按照我們這邊，任何革命墓園，都要審查曆史。如果你連姓名都沒有，就沒有資格進革命陵園，因為萬一你是叛徒呢？而別人就是沒有姓名的也一樣給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見一個墓使我心頭非常快活。這個墓是一個華裔的，因為他姓名的寫法是：N一個省略點；M一個省略點；後麵K、I、N——他姓“金”。我在這個墓碑前照了一張相，為此感到些許欣慰。

我的菲律賓華僑朋友對我說：“有幾個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們搞不懂是什麽東西，是不是你去給我們認一下？”

於是我們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個六邊形的墓碑，上麵還是刻著姓名、籍貫、部隊番號、犧牲年月日。我說：“他是猶太人。”凡是讀過《舊約》“出埃及記”的都知道，摩西帶著以色列人（猶太人）在沙漠裏走了幾十年都沒能回到故鄉，摩西死後由大衛王繼續，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顆星指引方向，這就是“大衛星”。我說這表明別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後他又說“還有個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

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見有個東西在夕陽的餘輝裏閃著金光，到了那塊碑前上麵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驚：“這裏躺著我們十八個戰友，由於他們身體的部位已難以互相區別，因此讓他們在這裏一起長眠”——這是那些身體被炸成碎塊、難以區別這塊是張三的、那塊是李四的，隻曉得是這十八個人。就是說人死了都不要欺騙他，不能欺騙死者，要讓他死後都能夠真實。這些都使我感動。

離開時，偌大一個墓園隻有我和我的菲律賓朋友，在黃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後我去看它那個紀念窗、紀念圖，比這個牆還高。其中有一張圖，地圖上畫的是從中國內陸、從四川畫了一個紅色箭頭，越過整個中國、越過黃海直插東京——這就是畫的我修過的廣漢機場，從那裏500架B-29去轟炸日本東京的示意圖！看到這張圖我一下子淚灑衣襟，因為我修過它的跑道！

所以在10年前，二戰勝利50周年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二戰我修飛機場》。這篇文章是台灣《中央日報》的約稿，後來占了一個整版。《中央日報》還加了個編者按，說是這篇文章讓我們又回複到當時中國的艱難情景中，連小小13歲一個學童都要去修飛機場，可見國家、民族的危機之嚴重。文章發表後就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個名叫“林達”的美國女士，到成都後通過各種關係找我，最後由一個考古隊的朋友帶到我家裏。她問我：“你是不是寫過一篇文章《二戰我修飛機場》？”

我說：“是的。”

她說：“你這篇文章是不是發表在台灣《中央日報》某年某月？”

我說是。

然後她出示一張照片，一言不發盯著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級空中堡壘B-29。我就告訴她這是B-29，但是你們已經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還有一個炮塔，像鍋一樣凸出來的也沒有了。

她說：“是的，是我們拆掉的。”

我說：“還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線一直拉到頭部，你們這架飛機沒有了。”

她說：“對，你說得完全正確！”

於是她才告訴我，“我來找你是因為我父親曾經從廣漢機場駕駛B-29去轟炸東京，他讀了你的文章後要我采訪你。”我連說那時我還是一個13歲的孩童，也隻是修了一個星期的機場。她說你把當時關於美國飛行員的各種所見所聞都講講吧。我說好，我來講講。

於是我就把當時所見美國飛行員是什麽樣子給她描述了一下，還有他們指著幾個在河邊洗衣服的中國婦女說的一句話，雖然我學過一點英語，但他們的口語還是聽不懂：Thereare微敏，這“微敏”是什麽？結果原來是我讀英語時讀的那個“窩門”，women。

這些事情她都一一記錄下來。我又告訴她修機場是怎樣鋪石子，我們小孩怎樣做、怎樣補，美國軍人又是怎樣對我們豎大拇指“頂好，頂好”……所有這些她都記了下來。

林達回去一年後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美國有一個B-29協會，美國全國還有400多個B-29飛行員在，他們要建立一個B-29紀念館，美國政府給了他們一架飛機，相片上那架就是。這個紀念館中心砌了一個台子安放這架B-29，周圍砌牆用的每一塊磚上都刻著一個名字，凡是跟B-29有關的人員——飛行員、地勤人員等等全都有份。她父親說“那個13歲的年輕人為B-29修過跑道，我出錢！”她父親出錢訂了一塊磚，上麵用英文拚的是“流沙河”的名字。

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國人的認真。比較起來，有位誌願軍戰士對我說他們到朝鮮去，看到戰友的墓已經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鮮人挖了，這就是“鮮血凝成的友誼”；而那邊的帝國主義還記得起太平洋這邊一個13歲的娃娃，修過7天飛機場！

這就是我的親身經曆，這些經曆告訴我，美國人是我們的朋友。我講得拖遝占了大家時間，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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