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遊行9年後，被“愛國”青年用U型鎖砸碎的兩個家庭

醫生握住李建利的右手，另一隻手扶著他的肘部，把他的右臂舉過頭頂劃圈，一下，又一下。

右臂做完，再換右腿，左臂，左腿。無法靠自身牽動的肌肉，需要依賴別人的幫助，讓它保持基本的彈性和力量。

2021年3月，李建利在醫院做康複治療。攝影：羅蘭

這是西安市中心醫院康複中心，李建利在接受每天一次的康複治療。這樣的生活，他已經過了近9年。

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那場聲勢浩大的反日遊行中，開著白色豐田的李建利，被務工青年蔡洋用一把U型鋼鎖砸穿頭頂，導致嚴重的開放性顱腦骨折。半個多月後，蔡洋在南陽老家被警方帶走，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此後9年，兩個家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艱辛與破碎。李建利失去了流利的行動和語言能力，絕大部分時間和妻子住在醫院，隻有周末才能回家。蔡洋的父母離開家鄉，守林為生，幾個月也吃不上一次肉。

時間於別人是如水淌過，到了他們這裏，變成挾帶著碎石和泥沙的濁流，每推進一步，都緩慢而疼痛。

今天，兩個家庭破碎的回響變得微弱，卻又無法抹去。

李建利躺在理療床上，右臂上貼滿連著電極的白色圓片。這是電磁療，康複治療的第一項。

康複中心在醫院門診部五樓，妻子王菊玲扶著李建利走進來時，不少醫生、護士、保潔員都主動和他們打招呼。“住久了，都認識了”。

李建利受傷後，夫妻倆就住進了這裏，每天從後院的住院部到康複中心來治療，已經快9年了。十來天前，醫院通知他們，說病房要裝修，暫時不能住。王菊玲帶著李建利回了家，每早從家裏來醫院。

李建利60歲了，花白的頭發稀疏，外出時總戴一頂帽子，遮住頭上那道6寸來長的傷疤。傷疤上長不出頭發，洗澡時也不能觸碰。大約因為左腦受傷的緣故，他的麵容有一種微妙的不協調感。不說話也不笑的時候，神情有些呆滯。

在妻子的攙扶下，李建利下樓。攝於2017年。攝影：郝文輝

他走路習慣先邁右腿，著好力，左腿再跟上去。受傷後，李建利的右側身體偏癱，隻能勉強行走。原本先邁左腿會穩當一些，但妻子說：“他老感覺害怕，老是先用那個（右腿）”。在平地上還好，遇到稍有坡度的路就容易摔跤。

除了妻子，李建利謝絕他人的攙扶，勉力維持著自尊。他從前愛說笑，多年病痛下仍然保留著幾分詼諧。此時他含著笑注目給自己按摩的醫生，年輕的男醫生有些不好意思，笑著說：“別這麽看著我”。李建利又轉頭說一個長期給自己治療的女醫生：“比我女子（方言，意為女兒）還親”！

王菊玲也忍不住笑了：“你有女子麽”？老兩口有兩個兒子，沒有女兒。

李建利說話還算清晰，但隻限於簡短的句子。王菊玲說，當年那一砸差一點就傷到了他的語言神經，剛做完手術時，李建利不會說話，醫生讓他讀報、說話、跟人交流，一個字一個字說。“現在可以這樣說話，但中間要打絆子（方言，意為磕絆）”；“有時候跟你說話，那那那的，越急他越說不出來”。

按摩完右半側身體，李建利自己挪到理療床的另一邊，準備按摩左側。“你看在（理療床）上邊活動好得很，自如得很，在家起個床都難得很”，王菊玲說。

能維持今天的身體狀態，是多年堅持治療的結果。王菊玲記得，出事後不久，她帶丈夫去過成都華西醫院，那裏的醫生說：“能保持你現在的狀況就已經非常好，隨著年齡增大，以後的發展就是抽風、癲癇、大小便失禁”。

得益於係統的治療、康複訓練和鍛煉，這些年來，李建利的身體情況尚算不錯。右側身體沒有出現嚴重的變形、萎縮，行走的姿態也沒有重度畸形。

李建利、王菊玲夫妻外出就餐。攝於2017年。攝影：郝文輝

但醫生當年的預言正在漸漸開始發生，“抽過一兩次風”。前些天，兒子開車帶李建利夫婦到郊外掃墓、踏青，一家人聚餐。李建利高興，喝了兩瓶飲料，當場就大便失禁了。王菊玲擔心，這樣的情況會越來越頻繁。現在出門做康複，隻要丈夫早上沒有大解，她都要隨身帶上衛生紙、塑料袋等物品。

在醫院長住的氛圍也並非總是康複中心現場的溫暖。王菊玲說，一開始，他們在醫院住的是單人間，她可以在陪床上休息。後來醫院說病人多了，加了一個人，她隻能買簡易折疊床，晚上支起來睡。再後來，病房裏又加了人，變成了三人間，折疊床經常沒地方支，王菊玲隻好擠在李建利的病床上。

每逢變天，李建利的右半身就會酸痛，因為不常活動，右腋下時常會發炎、化膿。最近，醫院把他常用的藥膏等藥品停了。王菊玲去找了院方，“人家說你別管，我給你聯係，到現在也沒有”。

李建利在醫院。攝於2017年。攝影：郝文輝

“（醫院）就是想讓我們走”，王菊玲覺得。

“欠了醫院158萬”，理療床上的李建利說。

王菊玲說，前段時間，中心醫院以欠款為由把他們告上了法院。接到調解電話後，王菊玲去找了政法委，之後事情不了了之。

王菊玲希望，有關方麵除了承擔醫療費，還能賠付一筆“夠他（李建利）這一生用”的錢。“再過幾年得請人護理了，我都護理不了，沒那個力氣了”；“像他這個（情況），一天沒有150到170（的護理費）人家不來。我們這日常開銷，還有日常看病，說我要得多，你們可以算”。當年得到的那筆52萬元的賠付款，難以支撐起李建利的漫長餘生。

李建利做完了理療，從床上坐起來，一屋子的人看著他慢慢伸腳，穿鞋。“我穿的是耐克，耐克品牌，中國製造”，頓了頓，他接著說：“理性愛國”！

從中心醫院回李建利家，有八九站的路程，需要轉一趟公交車。

上車對於李建利來說是麻煩事。車門狹窄，王菊玲沒辦法扶他，他隻能用左臂抓住欄杆，一點點往上掙。通常是王菊玲先上車，看著丈夫進入車廂後就趕快去占座位，等丈夫挪過來坐下，她再去刷卡。

過馬路牙子上下坎是另一重困難，稍有不慎會出意外。前幾天，老兩口在家附近下了車，因為當天家裏要來客人，王菊玲急著去買菜，囑咐李建利自己慢慢走回家。剛買好菜就接到丈夫的電話，說自己摔倒了。“嚇得我把菜一扔趕快去，旁邊站了三個人，我說這裏有人你為啥不叫？他說人家剛才不扶我”。李建利記得，當時他向身旁的兩個女子求助，年輕的那個想扶他，被年老的阻止了，“她說不能扶，打120”。

王菊玲一個人扶不起丈夫，她請旁邊的一個男子幫忙，兩人一起把李建利扶了起來。之前，李建利在家裏摔倒，王菊玲隻能把他拖到櫃子旁邊，讓他頂著櫃子借力，自己同時用勁往上抱，才能讓李建利站起來。

這次在外麵摔倒後，王菊玲就再也不敢讓李建利獨自在外行走了。碰到下雨天，隻能呆著家裏，當天的康複治療就做不了。

2012年，被“愛國”同胞砸的那輛豐田車。攝影：郝文輝

路上駛過一輛漂亮的藍色小車，王菊玲問丈夫：“這車多少錢”？

李建利看了看：“20多萬吧”。

王菊玲咂舌：“這麽貴，我還想著10來萬，那咱也買一輛”。

李建利夫婦年輕時都開過出租車。王菊玲至今保留著上世紀90年代當司機時的一張照片，年輕的她剪著利落的短發，坐在“星光汽車隊”出租車的駕駛座上，臉龐靚麗，眼睛明亮，“那時候上座率高得很”。她回憶起來，神情疲憊的臉上有了光。

後來他們做起了二手車生意，置下了車、房，兒子也準備結婚了。出事那天，他們本是開車帶著兒子和準兒媳去看裝修新房的材料的。

那輛白色豐田後來給了兒子，兩個和車打了半輩子交道的人再也不願意碰車了。

家在六樓，到了門口，李建利伸出左手驗指紋。為了方便他，家裏特地換了指紋鎖。他的右手手指緊緊蜷縮在一起，無法伸張。

客廳光線不夠充足，暗紅色沙發和牆上的掛鍾都有了年頭，角落裏堆放著成箱的康複用具。一個小小的玩具帳篷立在窗邊，是為孫子孫女來玩準備的。

幾年前王菊玲接受采訪，曾說“唯一能讓人高興一點的事情就是每個禮拜能見見孫子”，李建利也同樣如此。但近來孫子孫女大了，周末都被課外輔導班填滿，他很少能見到孩子們。

回到家的李建利很少說話，即使妻子提醒他和來訪者聊聊天，他也不願意開口，隻專注地刷著手機。“看抖音上的康複視頻”，能做的就跟著做一做。他還喜歡刷網絡掙積分，換禮品，“就是小東西，洗發精，洗衣液，衛生紙，成箱成箱給你買”，這是他唯一能幫妻子分擔的家事。

多年操勞下來，王菊玲有了心髒病、高血壓，還有了抑鬱的苗頭。本地媒體人江雪一直和老兩口保持著聯係，前段時間她給王菊玲打電話聊了聊，感覺王菊玲“說話比過去更急切了”。王菊玲去看醫生，“醫生說你有沒有急躁？我說有，急得想殺人，也不由自己，什麽不順心，馬上火就上來了”。

2010年，夫妻二人在香港旅遊。

回到家，王菊玲的情緒慢慢平複了些，取出舊照片給來訪者看。出事前夫妻倆喜歡旅遊，香港、澳門、桂林、成都、海南都去過，還說好以後出國玩。受傷後隻能呆在醫院，“今天這個走了，明天那個不行了，心情能好嗎”。

2019年，為了圓李建利的出國夢，也為了讓王菊玲散散心，老兩口和王菊玲的同事們一起，報團去了趟泰國。

2019年，老兩口在泰國旅遊。

回憶起三年前的這趟旅行，王菊玲至今還神采飛揚。她說兩個導遊特別好，一路照顧李建利：“出海時船員不讓我們上船，說他（李建利）這樣子不行，導遊說有事我負責，叫四個船員抬著他（上船）。”

他們在沙灘上散步，李建利走不穩，右腳外翻得厲害，“我說要不然你歇會兒？他說沒事兒沒事兒，咬著牙走”，“回來後高興得啊”。

王菊玲把旅遊的照片和視頻發到朋友圈，“好多人點讚，跟我說要加油”，她“感動得很”，也“難受得很”。

這難得的奢侈，本該是他們的日常生活。

楊水蘭說不出自己所在的具體位置，隻知道是在河南信陽市息縣，離老家有近三百公裏。

兒子蔡洋被警察帶走後幾年，楊水蘭和丈夫蔡作林離開家鄉南陽市張莊，到120公裏外的淅川給人看林為生。後來又遷到現在所在的地方，還是看林子。

蔡洋父母。攝於2017年。攝影：郝文輝

楊水蘭66歲了，蔡作林71歲，“身體是一天不如一天”。蔡作林的腿從前受過傷，右腿膝蓋處骨質增生，隨年齡增長越來越嚴重，現在經常疼，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他有新農合的醫保，但在異地用麻煩，也“怕花錢”，就自己到小藥店買點常用藥。

但他還得堅持著。除了看護樹林，他們還得在林地邊沿種玉米、蔬菜，老兩口的口糧大半由此而來。不足的，得走上半小時去最近的商店買，至於肉，隻有孩子們偶爾來探望時給他們帶一點。

這幾年楊水蘭的心髒不好，感覺不舒服時就吃點藥。藥多是讓女兒幫忙在網上買，“網上便宜”。醫生讓她不要生氣，她做不到，“生氣的事情多得很，家庭的事，心情就是煩躁，也說不上來（為什麽）”。

蔡洋父母在淅川某林場打工時。攝於2017年。攝影：郝文輝

住的是原先的看林人留下的瓦房，漏雨，“一下大雨就害怕”。蔡作林和楊水蘭在天花板下釘了篷布，雨不大時能兜住水，但還是擔心，“怕瓦房塌了”。跟老板提過想讓把房子修一修，“說了也白說”。雨實在大了，他們就想辦法到附近認識的人家裏借住兩天。楊水蘭說：“我們在這兒時間也長了，都認識，也有好人”。

看了三四年林子，說好每月一千多元，一年一結，這是老兩口唯一的經濟來源。結果隻有第一年給了，後來“樹賣不出去就發不下來（工資）”。但兩人還是選擇在這裏守著，“老了，別的活也幹不動了”；“到時候他總要給，我想他不會不給我的”。

蔡洋還沒有出獄，當年的災難已經過去了9年。

它的陰影仍然籠罩著兩個家庭，也許永遠也無法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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