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午被捕逾四個月，誰還敢為他發聲？

中國知名農民企業家、河北大午農牧集團創辦人孫大午一家和企業高管等25人自去年11月被中國當局抓捕後，至今已被關押四個多月。他被捕的罪名是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尋釁滋事、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等，但孫大午的律師團表示，不排除當局把他的案子人為拔高到“涉黑涉惡”的可能。

這是孫大午第二次被捕。他2003年曾被以非法集資罪逮捕。當時，在中國一些改革派官員、律師、記者和學者的努力下，他成功獲釋。但今天的中國社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幾乎沒有人敢為孫大午發聲。

孫大午是一位怎樣的人物？他今後的命運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有什麽象征意義？他前後兩次被捕的經曆能折射出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超高壓威權統治下中國社會的怎樣變遷？

“改變中國”(ChinaChange.org)網站創辦人、主編曹雅學認為，孫大午二度被捕與中共對發展迅速的大型民營企業愈發忌憚，以及孫大午本人與中國自由派維權律師的聯係有關。

她說：“我擔心政府對長得非常大、非常快的民營企業心懷不軌，這是我的一個擔心。另外說到孫大午對人權律師、對中國的法治是非常關心的。他自己因為老打官司，學過三年法律。2003年他被抓的時候，是三位公盟的律師為他辯護的，許誌永、朱久虎、張星水，所以他對他們很有感情。2015年發生‘709大抓捕’以後，他寫了一篇文章叫《麵對恐怖你能怎麽樣》，意思就說我們無可奈何。裏麵寫到一段話，我在文章中也引用了，我很難過。他說，我們民營企業家，我去過很多地方見過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不安全感，一個屈辱感。這個不安全感、屈辱感來自哪裏呢？就不管你做多大，不管你的企業運營地多好，多麽健康、多麽正派，你不知道哪天，這個災難就會來臨。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悲的狀態。”

孫大午再度被抓緣起於他的公司因一起長期土地糾紛與河北保定一家國營農場發生公開衝突。目前，當地政府派了29個工作組部分接管了他的企業。孫大午的律師團表示，大午集團的企業自主經營權受到嚴重影響。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表示，從政府的處理手段來看，當局有可能是要對比較成功且有可能對政權構成潛在威脅的民營企業進行整肅。

他說：“如果我們今天看大午集團、吳小暉集團被政府接管的情況，我覺得是有一種嫌疑，是在開始對那些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進行整肅。這種整肅也不完全是說所有的民營企業都要進行這樣類似的整肅，而是對那些對政權可能有威脅的民營企業進行整肅。顯然大午集團目前就處在這個位置。因為大午本人又對公共議題發聲，似乎有挑戰政府意識形態的嫌疑。同時他又跟政府國營企業包括當地政府，據說在發生爭執後，有員工去了當地政府抗議，以致造成跟政府對峙。這樣一些貌似是挑戰政府權威的行為，顯然在目前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下是不被允許的。從這點來看，我覺得這次之所以被接管或被派駐工作組，都是跟他不馴服有關。”

《紐約時報》今年2月份的一篇文章對比了孫大午的兩次被捕經曆，認為從孫大午的經曆可以看出，中國正在從一個努力追求經濟和社會自由化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日益受到意識形態束縛的國家。文章還說，自習近平以來，中國的公民社會已經被摧毀殆盡，以至於孫大午第二次被捕沒有人敢為他發聲。

“改變中國”網站主編曹雅學說，孫大午二次被抓的消息其實仍然在中國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關注，但僅此而已。當年曾經為孫大午辯護過的律師比如許誌永也是再度入獄，其他一些學者都也已經被禁聲。她表示，唯一能對孫大午案起到幫助作用的或許隻有海內外輿論的關注。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表示，孫大午的兩次被抓捕遭遇凸顯了中國大踏步向威權化體製的轉變，未來可能極難再出現像孫大午這樣的民營企業家。

他說：“中國現在跟18年前大午第一次被捕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的政治環境、經濟實力以及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所有這些變化中間最大的一個變化，其實還是中國的政治體製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

虞平認為，回到2003年看，中國當時基本上走在與國際接軌的軌道上，但經過了十八大、十九大以後，中國現在走在了另外一條道路，就是中國自己的所謂製度模式上麵。這個製度模式歸根結底一個核心的原則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的不容置疑性。

這個政策就成在決策層和各個治理層麵沒有不同的聲音出現，沒有人能夠突破現有的框架去做一個對社會本身有利的決策，所以呼聲再大，實際上還需要體製內的決策者來決策，呼應民眾的需求及批評，但現在的問題是這種環境已經不複存在了，這是他感到可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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