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流傳腦洞大開的說法，恐怕都混淆了三星堆的時空背景，產生了三星堆文化異常先進的錯覺。
文｜麥笛
時隔三十餘載，聚光燈再度照在了四川廣漢的三星堆遺址。
2020 年 9
月，三星堆祭祀坑重啟發掘，使它再度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過去關於三星堆的種種猜想，也在網絡上不斷發酵。
或以為三星堆文化的創造者是天外來客，或以為三星堆文化便是夏文化，或以為三星堆先民是古埃及或蘇美爾的移民。
之所以有這麽多腦洞大開的說法，主要原因恐怕是新聞傳播混淆了三星堆遺址的時空背景，製造出一種三星堆文化異常先進的錯覺，才讓民間強行想象各種離奇的解釋。
其實，隻要澄清三星堆文物的年代，很多關公戰秦瓊式的想象皆會消散。
三星堆新發現的意義
最近三星堆大熱，既與三星堆本身的神秘色彩有關，也與傳媒深度介入有關。媒體的造勢，容易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三星堆的新發現徹底改寫了中華文明的曆史。
誠然，此次發掘意義重大，但其意義也不宜誇大。目前的探測表明，三星堆的祭祀坑總共有 8 個，其中 1 號和 2 號祭祀坑是在 1986
年發掘的，當時出土了千餘件遺物，包括青銅神樹、青銅神像、青銅麵具、金杖、牙璋、象牙、玉璧、玉琮等。這兩個祭祀坑的發現刷新了人們對成都平原古代文明發展程度的認識。
受限於當時的條件，考古工作者並未發現 1 號和 2 號之外的祭祀坑。近年經過勘探，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另外 6 個祭祀坑，即 3 號至 8
號祭祀坑。
這些新發掘祭祀坑所出土的遺物與三十多年前的發現大同小異。青銅神樹、青銅神像、青銅麵具、象牙、玉琮等器物，在 1 號和 2
號祭祀坑中均已有發現。一些媒體往往將前後兩次的發現混在一起介紹，容易令人誤以為這些遺物都是最近才問世的。
• 新發掘3號祭祀坑所出土青銅尊與象牙
新發現的鳥形金箔飾、完整的青銅方尊、絲綢遺痕等，則是前所未見的。絲綢遺痕的發現很重要，但它並非中國最早的絲綢實物。此前在河南滎陽和浙江錢山漾均發現有距今四五千年的絲綢，要早於三星堆的絲綢殘跡一千多年。由於發掘尚未結束，新發掘的6個祭祀坑可能會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 三星堆祭祀坑新見絲綢遺痕
從目前的發現看，這 8
個祭祀坑的形製、朝向基本一致，應是同一時期、有計劃掩埋的。各坑的埋藏物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種類大體相近，均為祭祀重器。新發掘的 6
個祭祀坑所出土的大量新文物，必將豐富我們對三星堆文化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8
個祭祀坑將最終為我們呈現埋藏物的整體麵貌，並非過去兩個祭祀坑的局部材料所能比擬。
不過，新發現總體來說並未溢出已有的認知範圍，學術界長期以來對三星堆遺址性質、時代、內涵的認識，並未受到大的影響。
三星堆所處的時代
碳十四測年數據表明，新發掘的 4 號祭祀坑距今 3200—3000 年，這意味著，4 號祭祀坑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該數據也與過去學界對
1 號、2 號祭祀坑的時代定位相一致。學者們在討論三星堆的祭祀坑與青銅器時，從來都是將它們置於商代的時間框架之中的。
但有人認為三星堆的青銅器可以追溯到夏代，因此認為三星堆的文化發展程度要超過中原，甚至認為官方刻意隱瞞或推遲三星堆遺址的時代。主張三星堆先民來自西亞的人，也同樣試圖將三星堆青銅器的時代提前。
他們都很可能是受到一種常見的表述——“三星堆遺址是距今 4800 年至 3100
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遺址”的誤導，把遺址和考古學文化混為一談了。
• 2017年02月12日，四川德陽，廣漢三星堆舉行大祭祀活動，再現古代蜀國蜀王祈福儀式
考古學文化指分布於一定區域、存在於一定時間、具有共同特征的人類活動遺存。在一個遺址之內，可能會存在不同時期、不同考古學文化的堆積，正如西安城既會出土唐代的文物，也會有現代人的活動。同一遺址內不同時期的堆積，性質可能會存在很大的差異。
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遺存可以分為若幹期（有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等說法），各期又可對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以下結合新的認識示列三星堆各期文化的大致年代框架：
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距今 4500—4000 年，相當於五帝時代）
三星堆二期文化——魚鳧村文化（距今 4000—3600 年，相當於夏代）
三星堆三、四期文化——三星堆文化（距今 3600—3200 年，相當於商代）
三星堆五期文化——十二橋文化（距今 3200—2900 年，相當於西周前期）
• 成都博物館寶墩人築城場景圖
狹義的三星堆文化，指的是三星堆遺址三、四期文化的文化遺存，大概延續了 400
年，基本可對應中原的商代。出土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便屬於三星堆文化。
具體而言，目前所知的幾個祭祀坑屬於三星堆文化的末期，相當於商代的晚期。我們不能將祭祀坑出土的遺物追溯到更早的寶墩文化或魚鳧村文化，以至於認為三星堆的青銅器比二裏頭、殷墟的還要早。
碳十四測年是目前判定古代遺物絕對年代的主要方法，隨著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加速器質譜儀的使用，誤差已經極小。最近公布的4號祭祀坑測年數據是距今3200—3000年，相當於商代晚期。其他祭祀坑的測年數據，則有待進一步的測定和公布。
通過地層和器物，還可以判斷祭祀坑的相對年代。按照地層學的認識，被疊壓在下的地層，年代更早；疊壓在上的地層，年代相對較遲。不同的地層對應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代存在不同的器物，不同的器物可反映社會的曆時變化。尤其是陶器，變化的速率更快，因而可作為判定相對年代的重要標尺。
從地層和出土器物看，祭祀坑也處於三星堆文化的末期，與碳十四測年所測得的絕對年代相符合。
此外，祭祀坑的遺物還可以同其他考古學文化的遺物相比照。如尊、罍等青銅器，可與殷墟以及長江中遊的同類器形相比較，由此可判定這些銅器的大致年代。過去受限於測年技術，所測得的絕對年代偏早，關於
1 號、2
號祭祀坑的具體年代一度存在爭議，但從沒有嚴肅的學者會認為這兩個祭祀坑可以早於商代中期，這便主要是基於對器物形製的認識。
尤其三星堆遺址在 1986 年出土的龍虎尊，竟與 1957
年在安徽阜陽阜南縣發現的龍虎尊“撞臉”。基於鑄造技術和紋飾的比較，學者們普遍相信，三星堆龍虎尊是阜南龍虎尊的“高仿”。阜南龍虎尊的時代相對更早一些，大約在商代中期，三星堆龍虎尊要在其後。
•
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龍虎尊，出土於安徽阜陽阜南縣（左）；現藏於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青銅龍虎尊，出土於三星堆1號祭祀坑（右）
三星堆祭祀坑的時代在商代晚期，這是學者基於絕對年代和相對年代的係統性認識。新發掘的 6
個祭祀坑進一步驗證了這一點，而未與舊有的認識構成衝突。
三星堆文化的來龍與去脈
三星堆文化從何而來？發展程度究竟多高？最終歸宿又是怎樣？
這需要放在整個東亞的時空背景下予以認識。
成都平原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化遺存，可以追溯到距今 5300—4800
年的桂圓橋文化。相對來說，成都平原的開發起步較遲；在同時期的黃河流域、長江中下遊以及遼河流域，許多區域業已經過三四千年的發展。距今
5300 年，正是“長江尾”的良渚文化崛起之際，而“長江頭”的桂圓橋文化則顯得黯淡得多。
種種跡象表明，桂圓橋文化是甘肅、青海地區的馬家窯文化經岷江上遊南下的結果。從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線索看，操漢藏語係藏緬語族的民族（包括彝族、納西族等），其祖先正是沿“藏彝走廊”南下的。
在桂圓橋文化之後，成都平原進入寶墩文化時期（距今 4500—4000
年）。寶墩文化與同時期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等考古學文化一道，構成了所謂的“龍山時代”。“龍山時代”對應文獻中的堯舜時期與夏代初期。
位於成都新津的寶墩古城是寶墩文化的代表，其麵積約為 270 萬平方米，與 280 萬平方米的陶寺古城、400
萬平方米的石峁古城都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城址。至於 300 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則要早於“龍山時代”，在“前龍山時代”一枝獨秀。
• 寶墩古城城牆的剖麵
除了寶墩古城，周邊尚分布著溫江魚鳧古城、郫縣古城、大邑鹽店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崇州雙河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這 7
座古城，共同組成了成都平原上的城址群。三星堆一期文化與寶墩文化時代和文化麵貌相近，學者多認為三星堆一期文化可歸入寶墩文化。因此，三星堆也是寶墩文化的一個重要遺址。雖然三星堆遺址在寶墩文化時期已有相當大的規模，但考古工作者尚未在三星堆遺址發現寶墩文化時期的城牆。
盡管寶墩古城的規模較之同時期的陶寺古城並不遜色，但無論是寶墩遺址還是三星堆遺址，在寶墩文化時期並未表現出明顯的社會複雜化。與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等考古學文化相比，寶墩文化的遺物乏善可陳。有人試圖將三星堆與夏朝相聯係，但遺憾的是，在夏朝的時間跨度之內，包括三星堆在內的寶墩文化諸遺址都缺乏王朝的氣象。
在社會複雜化方麵，長江下遊是相對早熟的。距今約 5800 年的時候，崧澤文化和淩家灘文化已經出現高度的社會分化，這在 5300
年前橫空出世的良渚文化身上有更明顯的體現。進入“龍山時代”之後，黃河流域也普遍表現出社會複雜化的趨向。相對來說，成都平原在社會複雜化方麵起步較遲，寶墩文化各遺址所發現的墓葬極少發現貴重的隨葬品，社會相對平等。
轉機在三星堆文化出現的前夕發生，具體表現在三星堆遺址的仁勝村墓地，個別墓葬以精美的玉器隨葬，體現出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
耐人尋味的是，在仁勝村墓地的5號墓發現了良渚文化風格的玉錐形器，21號墓則出土二裏頭文化風格的蝸旋狀玉器。良渚文化風格的玉錐形器，一般被認為係通過長江中遊的石家河文化傳入。
• 出土於三星堆遺址仁勝村墓地的玉錐形器（左）；出土於浙江杭州餘杭反山遺址的良渚文化玉錐形器（右）
從寶墩文化到魚鳧三期文化再到三星堆文化，社會發展程度已有大的改觀。這一轉變的導因，學者多認為是受到長江中遊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地區二裏頭文化的強烈影響。在外界的刺激下，成都平原開始進入青銅時代。
青銅冶煉技術是從西亞、中亞逐步進入東亞地區的，先是黃河上遊，繼而是黃河中遊，青銅冶煉技術在東亞地區得到了創造性的轉化，突出體現在塊範法的運用。三星堆的青銅器更在其後，目前所知成都平原的青銅器不早於商代中期，且其青銅冶煉技術和銅料都是東亞本土的產物，而不是從域外直接輸入。
有些人誤解了三星堆青銅器的時代，認為三星堆的青銅文化比二裏頭文化還要早，不免本末倒置。三星堆的青銅器的確獨具特色，但並不意味著它們在同時期一騎絕塵乃至於碾壓中原地區的文化。
可見，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的寶墩文化、魚鳧村文化的基礎上，受到二裏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外界文化的刺激而形成的一種全新文化。它既不是天外來客，也不是古埃及、蘇美爾人萬裏迢迢來拓殖的結果。
至於三星堆文化的去向，同樣沒有那麽神秘。
埋藏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學者多認為是一場盛大燎祭的產物。或許是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轉移和神廟的搬遷，神廟裏的神像以及銅器、玉器等重器被有計劃地焚燒、瘞埋，同時也沉埋了無數的謎團。
燎祭完成之後，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從廣漢的三星堆轉移至成都的金沙。三星堆衰落的時間，正是金沙崛起的時間，二者恰好前後相繼。而且金沙遺址所出土的青銅立人、黃金麵具、玉牙璋、玉琮等器物，簡直是三星堆祭祀坑的翻版，二者顯然存在承繼關係。
在政治中心轉移之後，三星堆遺址仍然有人類活動，隻不過不再如往昔繁盛。因此，將三星堆視作失落的文明，其實並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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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藏於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黃金麵具，出土於金沙遺址（左）；現藏於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青銅麵具，出土於三星堆2號祭祀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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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藏於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的青銅立人，出土於金沙遺址（左）；現藏於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的青銅立人，出土於三星堆2號祭祀坑（右）
三星堆遺址未見水患等自然災害的痕跡，也未見外部入侵的跡象，故政治中心的轉移更可能是源於內部的某個政治事件。徙都或政權更迭之類的事件（如古書有杜宇遷都郫邑和禪位鱉靈的記載），可能便是三星堆文化的統治階層向金沙轉移的導因。
在金沙成為新的政治中心之後，成都平原的考古學文化隨之一變，開啟了十二橋文化的時代。由於三星堆和金沙兩大都邑共享相似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因此也有學者認為所謂十二橋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應合稱為“三星堆—金沙文化”或“三星堆文明”。
三星堆文化的多元性
無可否認，三星堆的器物與傳統的商周器物反差很大。
從二裏頭到殷墟到西周，青銅器以容器為主，其性質為祭祀祖先的禮器，而絕少以青銅表現神祇的形象。三星堆則不同，誇張的青銅麵具給人以強烈的視覺衝擊，與中原傳統異趣。
三星堆文化並非孤立的存在，它與長江中遊的盤龍城青銅文化、贛江流域的吳城文化、湘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時代大致相當，且都在與中原文化存在互動的同時又自成特色。南方青銅文化的地方特色，突出體現在宗教信仰方麵。類似於三星堆的誇張神人麵具，在吳城文化等南方青銅文化中也有發現。
• 三星堆 2 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麵具（左）；江西新幹大洋洲遺址出土的吳城文化青銅麵具（右）
前麵提到，三星堆文化是在土著的寶墩文化、魚鳧村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具有地方色彩並不足為奇。同時，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突變是在外部刺激下完成的。
首先是中原文化的刺激。學者早已意識到，三星堆遺址存在多種與二裏頭遺址“同款”的器物，譬如綠鬆石銅牌飾、玉牙璋、玉戈、蝸旋狀玉器、陶盉等。三星堆文化崛起的時間，正值二裏頭文化的尾聲。在二裏頭文化衰落之後，玉牙璋等具有二裏頭色彩的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區式微，但卻在成都平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續。
• 二裏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鬆石銅牌飾（左）；三星堆遺址東北部倉包包小城出土的鑲嵌綠鬆石銅牌飾（右）
• 二裏頭遺址出土的玉牙璋（左）；三星堆遺址1號祭祀坑出土的玉牙璋（中）；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牙璋（右）
• 二裏頭遺址出土的陶盉（左）；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盉（右）
除了二裏頭文化，殷墟文化也對三星堆文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三星堆遺址所出玉琮、玉璧、玉戈等玉器以及青銅尊、青銅罍、銅鈴等銅器，與同時期的殷墟存在很大的交集。
但三星堆與殷墟的交集，很可能不是直接來自中原，而是通過長江中遊傳遞的，三星堆青銅尊、青銅罍的器形和紋飾與長江中遊的同類器物更為接近。巴蜀與荊楚之間，向來交流密切。據《蜀王本紀》，代杜宇而立的鱉靈，便來自於“荊”。寶墩文化的城址、築城方式近於長江中遊的傳統。三星堆文化的形成，也與石家河文化的影響有一定關聯。
淮河流域和長江下遊的文化因素，也可通過長江中遊進入成都平原。如三星堆祭祀坑發現有與安徽阜陽所出龍虎尊同款的器物，再如三星堆遺址在寶墩文化時期便出現了有與良渚文化玉錐形器“同款”的器物，在三星堆文化時期還出有良渚文化特色的玉琮。良渚文化的因素，應是通過中原地區或長江中遊間接進入成都平原的。
• 采集於三星堆遺址的玉琮（左）；出土於三星堆1號祭祀坑的玉琮（中）；新出土於三星堆4號祭祀坑的玉琮（右）
• 出土於金沙遺址的玉琮
• 良渚文化玉琮
最受世人關注的莫過於來自域外的影響。三星堆遺址地處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地帶”的邊緣，同時也位於人類學意義上的“藏彝走廊”，往北連接西北，向南溝通南亞和東南亞，出現域外的文化因素並不足為奇。尤其是越南北部的馮原文化，明顯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響，如馮原文化出有類似於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玉璧、玉戈、玉瑗、銅瑗、陶豆等器物，可見成都平原與東南亞存在密切的互動。
中國學術界從未諱言三星堆文化與域外的聯係，相反，幾代學者都在努力追尋三星堆中疑似域外因素的來源，相關論述連篇累牘。所謂官方有意隱瞞真相的陰謀論，並不能成立。
• 越南雄仁遺址出土的玉牙璋
但我們也不宜誇大域外文化的影響，尤其將三星堆先民視作古埃及或蘇美爾的移民，認為三星堆的青銅冶煉技術自西亞直接輸入，更是缺乏證據。三星堆的青銅冶煉技術是在中原文化和長江中遊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隻不過中原先民熱衷於用青銅鑄造大型的禮器，三星堆的先民則更多將青銅冶煉技術運用於神像的塑造。
三星堆遺址所出海貝，在二裏頭遺址和殷墟遺址同樣可以見到。三星堆遺址發現大量象牙，殷墟也同樣出有用象牙雕刻的器物。這些遠方殊物，被賦予了全新的文化意義，同時也揭示了當時物產的長距離流通現象。
三星堆遺址所出黃金麵具和金杖，似乎有異域色彩。不過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三星堆的所謂黃金麵具實際上是貼在青銅神人臉上的金箔，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黃金麵具，與西亞的傳統並不相同。
• 三星堆1號祭祀坑出土的金杖
• 三星堆祭祀坑新出土的金箔
東亞先民原本不尚青銅與黃金，金屬冶煉技術係自域外輾轉輸入。金屬冶煉技術進入東亞之後，轉而被用來塑造東亞傳統的神像和容器，實際上是以新的材質容納舊的精神信仰，具體表現為青銅神像取代了玉質神像，青銅容器取代了陶容器。
如三星堆的青銅神像，多與鳥同構。神、鳥同構的神人形象，較早見於良渚文化的神徽，在石家河文化的玉人中也有體現。在古書中，句芒等神祇便是人首鳥身的形象。三星堆文化所見“太陽—神鳥—神人—神樹”的信仰係統，與長江中下遊的傳統更為接近。
如果從三星堆文化先民精神信仰的內核看，以“太陽—神鳥—神人—神樹”為核心的崇拜，以玉琮、玉牙璋、玉戈為核心的玉禮器組合，以及以青銅尊、青銅罍為核心的青銅禮器組合，在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都有深厚的根基，這些文化要素無論在數量還是在重要性上都更能反映三星堆文化的性質。
•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人（左）；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出土的青銅麵具（中）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神人（右）
• 湖北天門肖家屋脊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人（左）；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的金麵銅人頭像（右）
ç總之，三星堆文化的麵貌是多元的，既有土著文化的持續發展，也受到中原、長江中遊、長江下遊乃至域外的影響；既繼承了悠久的玉文化傳統，也吸收了青銅、黃金的新技術。三星堆遺址的多元性，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縮影。
參考文獻：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2] 朱家可、闕顯鳳等編：《三星堆研究》第5輯，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
[3]
高大倫：《三星堆文明：撥開迷霧下的古蜀故都》，載李零等：《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跟著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曆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4]
雷雨：《從青銅至鐵器時代的考古發現看四川與越南的文化交流——越南考察心得》，西安半坡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編：《史前研究（2006）》，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5] 雷雨：《淺析三星堆遺址“新二期”文化遺存——兼談“魚鳧村文化”》，《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6] 冉宏林：《三星堆城址廢棄年代再考》，《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7] 施勁鬆：《論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5期。
[8] 朱乃誠：《茂縣及岷江上遊地區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與地位》，《四川文物》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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