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一年來遭遇到的種種心酸，蔡霞落下了眼淚。
下午6點，蔡霞把櫃台裏裏外外打掃幹淨，準備下班。她是武漢一家大型超市的營業員，今天是她最後一天上班。與此同時，韓琪和安迪分別從家中出發，趕往武漢市中心的一家小飯館參加聚會，同桌的人有白領、司機、家庭主婦、自由職業者……
新冠肺炎康複患者，是他們共有的身份。2021年4月8日，武漢解封一年了，而他們的自我“解封”，仍在進行之中。
蔡霞坐電梯前往地鐵站。
蔡霞在一家連鎖超市工作，病愈回來後，同事們對她明顯疏遠了很多。為了“避嫌”，她調到了新的門店工作。
第一次見到蔡霞，是在2020年12月30日，55歲的她，第二天就退休了，那是她最後一天上班。
她離開崗位，工裝還穿在身上，穿過三個居民區、兩個菜市場，一路走回家，“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走這條路了”。麵對即將開啟的下半場人生，她有些期待。
武漢解封過去一年了，蔡霞還沒能完全走出封閉的狀態。
她依然覺得別人看她的眼光不對，她也很想告訴對方，“我已經沒有傳染性了”，但她說不出口。
蔡霞在車站候車。
疫情暴發時，蔡霞還在超市工作，因為大量接觸顧客，包括她在內，很多營業員都被感染了，“但無法確認是上班時感染，還是下班後感染的，不能定為工傷，後來也沒人去追究這個問題”。
是否為“工傷”這個問題，蔡霞已經不去想了，她自認為是個知恩圖報的人，國家化大力氣救了她，已經知足了。
2020年3月，武漢方艙醫院擠滿了患者。
蔡霞是武昌方艙醫院的第二批患者。
病房有兩個臨時開水間，因條件有限沒有地漏，積水越來越多。蔡霞承擔起了打掃的工作，她問護士要了四個桶，每間開水房兩個，每隔幾小時就去倒一次。
直到現在，蔡霞到醫院複查，還有當時接管方艙的護士記得她：“你是31床的對吧？那時你每天都來倒水，一次提兩個桶，男生都提不動……”
蔡霞認為，這都是她應該做的，她不願“欠人人情”。
蔡霞在看自己感染時的肺部x光片。
蔡霞時常懷念在方艙的日子。那是一個封閉的場所，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既開放，又單純，“一群不認識的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顧，結下過命的交情”。
反而是離開方艙後的生活，讓她很不適應。
蔡霞的床頭貼著她和愛人的照片。
蔡霞的家，是武昌區一個小區的水泵房，這是單位分給她的宿舍。
走進房間，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撲麵而來。一年過去了，蔡霞依然保持著每天用消毒水泡衣服的習慣。
宿舍17平方米大，隻有一個臥室，沒有衛生間、浴室、廚房。上廁所要去對麵的辦公大樓，洗澡在保安宿舍的公共浴室，燒飯在門外起一個爐灶……
康複出院前，樓裏和她相熟的保潔大姐給她打電話，問她什麽時候回來。“當時我挺開心，覺得還有人在關心我”。蔡霞回到家後，才發現她上廁所那棟樓，她平時進出的門上，掛了一把大鐵鎖。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進去過了”。
蔡霞到保安宿舍的公共浴室洗澡，每次都帶著酒精，洗澡前後會把自己碰過的地方擦一遍。即便如此，還是有人勸她，“不要再來了，對大家都好”。
蔡霞的臥室中放著一隻洋娃娃，她說好看就買回來了。
丈夫也被蔡霞“連累”，“去年單位說，讓他別去了，換人了”。說起這件事，蔡霞抹抹眼淚，“有時我和老公吵架，我都不敢做聲，確實是我害了他”。
康複以後，蔡霞變得沉默多了，“好多事情我都記在心裏，不說出口，因為就算我說了，也不起作用”。
她從不跟人吵架，遇到對自己“不公平”的事，也不願吭聲。
蔡霞說，病友們也常遭遇這樣的事，大家常相互鼓勵，“不要和他們一般見識，該做什麽做什麽，都會好起來的”。
如他們所言，時隔一年後，隨著恐慌情緒的消失，蔡霞很少再因“新冠康複者”的標簽受到“特殊待遇”，但要徹底走出這種封閉的狀態，仍需要時間。
“希望退休之後，能多學點東西，多幫助點人，重要的是，要為自己而活。”
韓琪、安迪和劉寶昌在KTV聚會唱歌。
和蔡霞告別後，我們來到武漢市解放路的一家KTV。
韓琪、安迪和劉寶昌正在包廂裏唱歌。韓琪是位30多歲的單親媽媽，安迪是20出頭的小夥，劉寶昌是一名40多歲的司機。
因為一場大病，這三個原本不搭的人，成了患難之交。
音樂切換之間，三人沉默不語。
生病前，安迪開了一家旅遊公司。病愈後，公司也開始恢複工作，但他很少去公司，“怕給合夥人和員工造成麻煩，後來幹脆在家辦公，有一年沒去上班了”。
出院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全家人買了保險，“之前覺得自己年輕，身體健康，不會考慮這些問題。沒想到突然得了這個病，要不是國家負擔費用，我們這些人還真的可能會傾家蕩產”。
跟同齡人相比，安迪愛好不多，平時宅在家看劇，在“唱吧”唱歌，有些粉絲互動，也不算寂寞。長期宅家的“後遺症”，是這一年他長胖了很多。
劉寶昌展示病友們給援鄂醫療隊贈送的錦旗。
“父母現在對我也沒什麽期望，隻要我好好活著就行”。
“以前總想著賺多少錢，開什麽車，買多大的房子，每天加班、應酬……”相比起來，安迪覺得現在的生活也不錯。
“但也不能宅一輩子”，他可能結束宅家，嚐試回公司上班，但那至少到明年了。
韓琪和女兒小寧在武昌方艙醫院治療期間留影。
韓琪是安迪在方艙醫院認的幹姐姐。
韓琪剛進方艙時，女兒小寧在其他醫院治療。在女兒轉入方艙前，因為想念女兒，韓琪每天都會哭。安迪時常安慰她，陪她聊天，一來二去成了朋友。
和蔡霞一樣，韓琪仍然懷念方艙的生活，“醫生、護士、病友，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回到現實生活，卻常被人當‘病毒’看待”。
韓琪說，從隔離點回家第一天，車剛開到小區樓下，鄰居們馬上就回屋裏去了，沒人和她打招呼，她的心情一下落到了最低點。
女兒小寧在武昌方艙醫院期間畫的畫。
“大家心裏都清楚，像我們這種康複患者是不會傳染的，但心裏還是對我們有排斥”，韓琪說，現在到學校接送女兒，熟人開始給她打招呼，但不會靠近。
“我也會自然地離他們遠一點，不是怕傳染他們，而是一種條件反射”。
出院前，小寧和一位照顧自己的護士姐姐擁抱在一起。
韓琪是病友群的群主，“說起來挺心酸，我們這個群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康複後，丈母娘不讓老婆回家、鄰居要賣房子、親戚斷絕來往……
安迪說，有和他住同一小區的女病友，“康複出院後，丈夫和孩子都搬到了公婆家，留她一個人獨居”，病友在家中摔倒，撞破了頭，給老公打電話，老公也不敢回去看她，“後來是我送她去的醫院”。
“武漢解封一年了，但我們還沒有完全解封”，安迪說，即使親友恢複了聯係，即使鄰居恢複了來往，但有些隔閡，一旦形成後，就很難再消除了。
小寧寫給醫療隊的感謝信。
剛出院時，病友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聚會，後來大家陸續上班了，一個月也至少要聚兩次。今年春節，許多人都沒回老家，而是和病友們一起過年。
韓琪說，“我現在覺得，親戚朋友都可以不要，隻要我們這些病友能在一起”。我們記得，在和蔡霞交談時，她也曾多次流露出類似的想法。
抱團取暖，或許也是逃離封閉的一條捷徑。
在這次聚會的尾聲，幾個人在KTV包廂裏，相互依偎，合唱起了一首《明天會更好》，邊唱邊哭邊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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