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央行一篇名為《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工作論文，再次將人口話題置於聚光燈下。
上述論文指出，我國從人口膨脹到人口趨少、從就業壓力到勞動短缺，時間更短、轉變更快。這意味著我國遠沒有發達國家那麽長的時間來做準備。
數據顯示，1950-2019年，我國迅速從高生育率國家轉變為低生育率國家，總和生育率從 6.71下降至
1.70，減少5.01，
同期美、日、英、法則分別減少 1.28、2.08、0.33 和 1.00。
到2020年，出生率下滑的態勢仍在繼續。寧波、亳州、銀川等東中西部地區公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出生人口降幅均在10%以上。公安部日前發布的戶籍數據也顯示，2020年出生並已經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較上年下降了15%。
說好的疫情期間迎來一波“嬰兒潮”呢？預期似乎非但沒有來臨，反而呈現不升反降的態勢。事實上，不止是中國，2020年日韓等發達經濟體的出生率同樣創下了新低，全球甚至有一半的國家和地區去年總人口增量較上年出現下降。
“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給經濟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困擾。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轉型更快，過渡期更短，老齡化和少子化更嚴重。這意味著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我國極有可能麵臨比發達國家更嚴峻挑戰。”上述工作論文呼籲，應抓住當前生育政策對部分居民還是硬約束的時機，全麵放開生育，及時釋放其較高的生育意願。
2020年多地出生人口降幅超上年 山東濰坊、棗莊降幅近三成
按照計劃，2020年我國人口數據將於4月發布。但從多地陸續公布的數據看，出生人口下降是主基調，且降幅明顯高於上年。
先來看東部發達省份的數據。根據近日發布的《2020年寧波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0年寧波全市出生43521人，較上年下降12%，相當於去年每百人中就少出生1.2個人。
在浙江溫州，據溫州市健康婦幼指導中心數據顯示，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溫州58家助產機構出生73230人，比2019年同期減少19.01%。這是自2016年以來，溫州連續第四年出生人口下降。
就連一線城市廣州，2020年活產數也迅速回落至19.55萬，較2017年下降了近10萬，達到近10年來最低水平。
在中部地區，人口下降趨勢依然沒有改變。安徽亳州市政府剛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本地醫療機構出生數4.67萬人，比2019年減少0.78萬人，同比下降14.29%，首次跌破5萬人大關。
官方預估，若與2016年全麵實施二孩首年的出生人口高峰期（7.9萬）相比，2020年亳州出生人口驟降40.78%，減少了3.2萬人。
而在湖南常德，2020年人口出生率更是直接擊穿10‰的“底線”。據常德日報消息，2020
年全市出生人口43417人，較上年大幅下降17.2%。
即使是在西部地區，諸如寧夏、銀川等地的數據也顯示，2020年出生人口下降是大概率事件。據銀川發布消息，去年銀川新生兒數量為24452人，相較前兩年明顯下降，降幅達到11.9%。
值得注意的是，曾用五個月時間，就生出了中國四分之一二胎的山東，出生人口回落態勢似乎來得更加洶湧。據當地媒體報道，2020年棗莊全市新生兒“四種”遺傳代謝性疾病篩查35765人，篩查率99.00%。按此，棗莊2020年新生兒約36125人，較2019年大幅下降28.7%。
濰坊也不例外，據本地媒體報道，2021年上半年全市二孩生育人數同比減少8955人，減幅超過三成。
東中西部城市陸續披露的數據表明，2020年全國範圍內多個城市均出現了出生人口大幅下滑的跡象，降幅普遍在10%以上，有一些城市甚至接近三成。
這表明，此前外界預期的疫情期間一波“生育潮”似乎並沒有來臨，而且出生人口回落幅度明顯高於上年。畢竟，2019年全國出生人口降幅隻有3.81%。
疫情影響生育決策？全球一半國家和地區去年總人口增量下降
出生人口低迷現象並非中國一家獨有。
根據MF剛公布的2020年全球人口數據，在全世界195個國家和地區中，包括中國、印度、越南在內的98個國家和地區，去年總人口增量都較上年出現下滑。
也就是說，2020年全球一半的國家和地區，雖然總人口仍在緩慢攀升，但卻長不動了。
更為洶湧的是，新出生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存量總人口銳減。IMF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有30個國家和地區總人口出現了負增長或停滯。
其中，日本總人口下降規模最大，去年一年減少了43萬；意大利、中國香港的總人口也分別減少了11.5萬、4.7萬。同期，每位韓國婦女預期生育子女數降至0.84個，比2019年所創0.92個的曆史紀錄還要低。
為什麽在2020年全球出生人口普遍出現下滑，且降幅明顯深於往年？雖然隨著經濟發展，生育率逐漸走低是客觀規律。但人們普遍認為新冠疫情會使大家減少外出居家辦公，從而帶來一小波生育小高潮，但結果卻事與願違。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翠玲等人近期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大量研究已證實，饑荒、地震、熱浪和疾病等導致大量死亡的災難性事件往往導致9個月後的出生人數大幅減少，高死亡率事件對9個月後的出生減少有非常穩定的預測作用。
據報告預計，災難性事件將平均導致9個月後出生率下降10%—15%左右。
比如，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導致美國1918-1919年的出生人口下降了13%；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9個月後，中國香港出生率較平時下跌約18%；2015年巴西寨卡疫情爆發9個月後，出生率相較季度平均值下降約25%。
這背後的原因在於，雖說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變動，歸根結底是每個微觀家庭生育決策結果的累加。但當新冠疫情來襲時，由於疫情導致的經濟及就業不確定，人們的婚姻、避孕和生育行為會更加謹慎。比如，美國34%接受調查的女性表示會因疫情推遲懷孕或少生孩子。
貴陽衛健委的數據印證了這一結論。在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1-2月，貴陽人口出生率降至冰點，徘徊在1‰上下，連往年出生人口的零頭都不到。雖然此後數月出生人口數開始緩慢爬升，但始終沒有恢複到往年同期水平。
直到2020年10月，貴陽出生人口數開始反超上年，並在去年12月達到年內出生率的高點，為10.735‰。
上述報告亦認為，無論事件死亡率高低，災難發生10-11個月後生育率開始複蘇，這種回升常被稱為“死亡替代生育”或“恢複性生育”，常由對失去生命的恐懼和死亡創傷所驅動。
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為例，瑞典、挪威、日本、台灣等國家/地區在流感疫情爆發後生育率下降，此後1-5年開始上升，迎來了“嬰兒潮”。
中國人口下降難扭轉 8年育齡婦女減少4500萬人
接下來的問題來了，如果2020年全國多地出生人口下降與疫情的短期擾動有關，那麽後疫情時代出生人口會否迎來一波“補漲”？
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同樣以貴陽衛健委統計的數據為例，2021年1月，當地出生人口出生率為0.506‰，雖較上年提高了千分之一左右，但依舊隻相當於往年的一半水平。
上述報告解釋道，曆史上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饑荒、流感、大蕭條、戰爭等災難性事件後1-5年內反彈至期初水平，在於當時結婚率高、避孕未普及、非婚比例和初婚年齡都較低，災難性事件對生育率是短期抑製，當社會經濟穩定後就可以回升。
但在全球生育率持續走低的大背景下，新冠病毒大流行大概率不會帶來“嬰兒潮”，還將進一步導致全球生育率下降，並進一步加深生育水平的國家和區域分化。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支撐中國高生育率的育齡婦女規模、生育觀念等條件都已發生根本性轉變。
眾所周知，出生人口數=育齡婦女數*生育率，這兩個因子是決定出生人口規模的關鍵。但從2011年起，中國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開始步入下行通道。至2019年，中國育齡婦女人數已降至3.38億人，相較2011年累計減少了4500萬人。
另一邊，隨著“晚婚晚育”觀念的盛行，中國育齡婦女初婚年齡在逐步推遲，從而縮短了婚後生育的時長。統計局生育狀況抽樣調查顯示，我國生育率最高的育齡婦女年齡已從
2003-2008年間的24歲延後至2017年的27歲。
央行工作論文預計，以總撫養比小於50%作為人口紅利的判定界限，我國的人口紅利期隻有35年，這與日、
韓、加等發達國家相比，都要更短。
據其測算，我國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大規模實施計劃生育，九十年代開始總和生育率就低於更替水平，但我國勞動力數量在 2010
年才開始轉升為降，人口數量預計2030年左右開始下降。這顯示，即使我國從現在就大力鼓勵生育，要逆轉人口趨勢，也是三四十年後的事情。
針對令全球都頭疼的人口轉型難題，央行工作論文建議，要深刻吸取發達國家的前車之鑒，牢牢抓住寶貴的時間窗口，轉變觀念、綜合施策、有效應對。一是全麵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二是重視儲蓄和投資；三是推進養老改革；四是促進教育和科技進步。
“有人擔心全麵放開會導致生育率大幅反彈，因此不急於調整人口政策，這是沒有真正了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下降的根本原因不是計劃生育，計劃生育隻是加速了生育率的下滑，而是收入上升帶來的婦女生育機會成本上升。另外從實踐來看，我國放開單獨和雙獨政策的效果也不如預期。還有人擔心，放開生育會導致低收入人口多生，事實上中國最缺的就是普通勞動者。”上述論文如是說。
好看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中國央行呼籲放開生育背後：全國多城新生人口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