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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危機比日本更嚴重 如何渡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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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談論中國的人口時,總是感歎“太多”。沒錯,這個全球人口數量第一的大國,長期以來也為此苦惱。在過去三四十年間,中國政府實施了嚴格的人口控製政策,原則上隻允許一個家庭擁有一個孩子。但是,社會形勢總在變化,如今已有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擔憂其人口減少的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今年1月發布的《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指出,中國人口將在2029年達到峰值14.42億,並從2030年開始進入持續的負增長;2065年,中國人口預計將減少到12.48億,相當於1996年的規模。如果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沒有提升,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

報告指出,中國的人口負增長已經勢不可擋,從現在開始亟須開展研究和進行政策儲備。

該報告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一個原因是它斷言中國人口拐點出現的時間比人們預期的更早。它讓人們感到震驚的同時,也引發了憂慮:人口拐點的出現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麽?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的“人口峭壁”

人口負增長是指生育率少於死亡率,總人口不斷萎縮的現象。通常情況下,它是人口結構長期演變的結果,而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則是生育率持續下滑。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也就是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在1990年時達到2.1的世代更替的基本線,隨後開始逐漸下降。從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至1.6 之間,屬於嚴重少子化。

2015年,中國政府改變限製人口的政策,全麵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短期來看,這一政策確實有效。2016年、2017年中國二孩出生數量大幅上升,2017年二孩數量上升至883萬人,占總出生人口的51.2%。

但是,學界對這一政策的長期效應多數持保守看法,認為在最初幾年生育二孩的需求被釋放後,生育率總體下降的趨勢仍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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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將這種下滑的趨勢比喻為“峭壁”。據《人口創新力:大國崛起的機會與陷阱》一書的作者梁建章、黃文政推算,即使中國全麵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可以使總和生育率提高25%,到2050年前後,年均出生人口也將萎縮至800萬人。而屆時中國的年死亡人數將達到2,300萬,這意味著,中國每年仍將減少約1,500萬人。

這種變化放到世界範圍內比較更讓人觸目驚心。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別為36.6%、25.6%、21.8%、22.1%,總體上在大幅下降,雖然到2015年還占世界人口的18.7%,但每年新生兒不到世界新生兒的12%。如果中國在2050年前後每年僅出生約800萬人,也隻相當於屆時世界人口的5%。

除了數量急劇萎縮,中國人口另一個顯著趨勢是嚴重的少子化和老齡化疊加。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國0歲至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33.6%,降到22.9%,再降到16.5%;而60歲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則從7.63%,升到10.5%,再升到16.1%。一升一降之間,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

難以扭轉的人口衰退,伴隨著不斷加劇的老齡化趨勢,使人力資源豐富的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減少形勢最嚴峻的國家之一。

拐點是如何形成的

那麽,中國的人口拐點是怎麽形成的?

首先,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是現代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它們與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強的相關性。主要是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改善,減少了人口死亡率,並延長了平均壽命。

其次,現代城市人口的生活成本和職業壓力越來越大,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產業形勢和高強度的職場競爭,他們的工作時間被迫延長,用於家庭生活的時間被擠占。

這一原因在女性身上表現得更明顯。隨著現代社會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度的提高,她們有更少的時間照顧家庭。同時,因為更多女性擁有了獨立的經濟基礎,她們對於結婚對象甚至結婚與否都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和決定權。這通常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

另外,城市生活給人們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娛樂生活,尤其是網絡時代,手機等電子設備對人們日常時間的占用,也讓更多人無暇考慮婚姻和家庭的問題。

還有日益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也讓不結婚、不生育的人們少了後顧之憂。像中國傳統家庭裏養兒防老的觀念,也在隨之發生變化。

上麵這些因素都是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帶來的普遍影響,而具體到中國的情形,還有兩方麵特殊的因素。

一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它從1980年代開始實施,一直到2015年才放開,而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代初就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該政策對生育率的長期壓製,是導致中國人口結構急劇變化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說,是這一政策長期掩蓋了中國人口變化的真正情形,同時加劇人口拐點的陡峭形勢。

另一個特殊原因是儒家傳統對子女教育和性觀念的影響。這一點在東亞文化圈,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香港、台灣地區都有表現。

中國家庭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而現代城市中生養一個孩子則意味著巨大的投入,這種高額的成本計算使許多人對生育子女望而卻步,是導致東亞文化圈低生育率尤為顯著的一個原因。

而在性觀念方麵,和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社會中對非婚生子的包容度更低。因此,在中國沒有像西方社會那麽多單親媽媽撫養孩子的情形。而統計顯示,歐洲國家非婚生子女的平均比例在20%以上,北歐國家和法國更高達50%。

以上因素的綜合影響,導致了中國人不能生、不敢生、不想生的情形更為普遍和嚴重,生育率也因此持續走低。

人口銳減的衝擊

人口拐點的出現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麽?它會帶來哪些社會影響?

最直接的後果莫過於,低生育率導致社會勞動人口減少,企業招人困難,產業萎縮。而同時,與之伴隨的老齡化則會增加醫療、養老等公共支出。兩方麵結合,導致政府財政不斷惡化。

為了應對勞動人口減少帶來的稅收不足,一般情況下政府會提高稅率並推遲退休年齡。而這意味著,勞動人口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將倍增。

同時,經濟和社會活力也會隨之下降。研究表明,世界上超過70%的創新理論和專利持有者都集中在20歲至45歲之間,而這個年齡段也是創業成功率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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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發展的經驗顯示,低生育率和老齡化的疊加,將使政府的公共收支失衡,麵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圖源:VCG)

其原因主要有兩方麵:一是老年人對新技術、新知識的掌握效率相對更低;二是老年人主導的企業中年輕人更難獲得晉升機會,也無法掌握決策權,最終導致創新精神的萎縮。

這些問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1970年代開始,日本就落入低生育率陷阱,是全球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最突出的國家。19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後,日本長期處於停滯狀態。而數據顯示,和日本經濟一同步入拐點的還有其勞動年齡人口。

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正是長期低水平的生育率和不斷加重的老齡化問題,限製了日本經濟的複蘇。

曾出版《大國空巢》率先批評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學者易富賢指出,中國勞動力的老齡化與日本的趨勢非常相似。到2025年時,中國勞動力的結構將和1990年代日本勞動力的結構一樣老,而到2040年,中國勞動力將比日本勞動力的年齡更大。

和易富賢持相似觀點的人口學家們認為,如果中國不能挽回生育率下降的趨勢,那麽其經濟將從2025年開始遭受人才缺失和創新不足的危機。

可供選擇的對策

麵對人口變化的結構性壓力,中國有什麽可供參考的對策呢?

按照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首先應該盡早實施鼓勵生育的政策。這主要包括兩方麵:一是政府給予政策支持和經濟補貼,從就業、醫療、教育等方麵加大對生育家庭的獎勵;二是重塑生育文化,通過教育宣傳讓人們認識到人口危機的嚴重性,同時認識到生育對於家庭和個人生命的價值。

其次,適度、適時放開移民政策。移民人口帶來的效益相當於出生人口,這方麵,全球做得最好的國家是美國。因為其長期積極吸納外來人口,為經濟發展提供持續的活力,同時營造了多元創新的氛圍,一定程度中和了低生育率帶來的影響。當然,特朗普上台之後限製移民的政策,或將消弱這一積極效益。

而相反的例子則是日本。其長期嚴格限製外來移民,又無法消除本國民眾低生育率的影響,所以人口問題日益嚴重。不過,2018年安倍政府似乎已在尋求改變,試圖放寬移民和外來務工的條件。

回到中國,由於其一直不承認雙重國籍,且對外來移民的接收率極低,這一問題顯得比較棘手。如果不改變這一現狀,中國可能會喪失緩解人口危機的一個重要機會。一些專家從實際操作層麵建議,可以先放寬華裔回國的條件,這不僅可以為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吸納人才,也可以加強華人的情感聯係和文化認同。

最後,在觀念層麵應該認識到,人口政策的變化,應該與社會發展狀況相適應。這既要求適時適當做出調整,也重視改變過程中問題的預判和解決。人口結構的變化勢不可擋,中國隻有正視這一問題,並積極籌備對策,才能將它的衝擊限製在可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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