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的謝幕哀歌與習近平的文革複辟

2012年3月溫家寶在全國人大例會閉幕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暗示了中央已經決定對薄熙來進行處理,並非自作主張,更不是擅自涉密,而應該是事先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授權

至少是得到了胡錦濤的默許。在必須嚴肅處理薄煕來的問題上,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內,胡與溫的態度一樣堅決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但是,正所謂“出頭的椽子先爛”,從那以後的薄煕來餘黨及中國大陸黨內黨外的“毛派”勢力,把他們的政治仇恨全部集中到溫家寶的身上,大潑髒水,一點都不奇怪。特別是,他直接利用向全世界發話的場合,否定整個文革複辟勢力。自從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過後,共產黨政權內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做過,包括胡錦濤。中共黨內的薄派勢力也好,毛派勢力也好,左派勢力也好,肯定都對他溫家寶恨之入骨。互聯網時代,薄熙來背後的支持者可以不是共產黨傳統觀念上的那種“反動組織”

有綱領、有口號、有成員、有組織名單,不需要。他們利用現代網絡輕而易舉地聚合在一起,甚至互相不見麵,互相不知道姓名,就把他們需要的倒溫材料聚集到一起。

當年,就在那個長達182分鍾的溫家寶任內最後一次,也是最長一次的中外記者會上,溫家寶不但回答了中共自己的幾家主要媒體的記者提問,對來自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美國《華盛頓郵報》、阿拉伯半島電視台,以及法新社和路透社的記者也是有問必答,直言他自己一談再談,尤其關注政治體製改革是出於責任感。因為粉碎”四人幫”以後,
中國共產黨雖然做出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而且還以警示後人的口吻強調: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汙腐敗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製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他並強烈警告,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記者會後,美國之音發表了《世界媒體看中國:溫家寶哀歌》一文,說是“在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今年的年會結束之際,總理溫家寶星期三舉行記者會。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言談被美聯社形容為‘swan
song’,即西方傳說中天鵝臨死時發出的美妙歌聲。”

該報道文章介紹說:美聯社星期三發表駐中國記者韓村樂(Charles
Hutzler)有關溫家寶記者會的長篇報道,向英語世界的讀者介紹中國總理溫家寶為時三個小時的記者會。在報道溫家寶高調提出中國迫切需要政治改革,以及溫家寶對中國共產黨重慶市委書記、一度被認為很有可能晉升到下屆中共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提出不點名的強烈批評之餘,韓村樂以顯然是憐憫甚至是同情的筆調,描寫了溫家寶的個人情況: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反複提起過去,他的那種愁悶和反省的語氣語調,使這位總理的記者會變得像是天鵝臨死時發出的歌聲(turned the
premier’s news conference into something of a swan
song)。他是通常對民眾漠不關心的中國領導層當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成員,有時他被稱作‘溫爺爺’,給人的感覺是和藹可親。人們看到他跟煤礦工人一起吃包子,安慰四川地震或其他災難的幸存者。”

“溫家寶雖然沒有提及薄熙來的名字,但他再次提到了過去。他說,有關(王立軍)醜聞的調查應當‘經受住法律和曆史的檢驗’。他回憶了中國過去政治運動頻繁,使中國不能脫離貧困躋身世界強國。溫家寶的這些話,似乎是指桑罵槐抨擊薄熙來。薄熙來推動群眾唱共產黨歌曲,張揚‘紅色’文化,因而被一些人認為是偏好過去那種極端的政治,令人擔憂。”

美聯社記者韓村樂在報道中用“swan
song”來形容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會的言論,顯然是跟中國古人所說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意思大致相同。溫家寶在記者會上有關中國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說法,更是受到中國國內外的普遍注意。

美國之音九年前的這則報道文章中還說:然而,溫家寶總理有關改革的那些亦哀亦善、美妙歌曲一樣的言辭,顯然沒有打動法國主要報紙《費加羅報》駐北京記者阿爾諾·德拉格朗日。德拉格朗日星期三發出的報道說:“許多個月來,甚至是許多年來,溫家寶都在談需要取得政治改革方麵的進步。不過,在中國領導層正在進行莊嚴的政治權力交接、在他最後一次舉行這樣的記者會之際,他的這種說法平添了份量。然而,這位總理這次所說的話跟先前所說的話相比,也沒有具體到哪裏去。他過去有關這個話題的說法,也沒有什麽實踐”,“亦哀亦善、美妙無用”。德拉格朗日的這種看法,顯然在西方主流媒體當中廣泛流行……。

不錯,一點沒錯!溫家寶九年前的那番答記者問雖然“美妙”,但卻一點作用未起。但一點作用未起並不是因為溫家寶本人“隻說不做”,而是在當時已經是十分惡劣的黨內政治環境中,他唯一能做的就隻剩下了趁自己的最後一次中外記者會,鬥膽把自己的心聲表露出來,也是在把自己對於推動政治體製改革的無能為力暗示給外界。他說:“我擔任總理期間,確實謠諑不斷,我雖然不為所動,但是心裏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這種痛苦不是‘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痛苦,而是我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因而我對社會感到有點憂慮。我將堅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繼續奮鬥。”

請特別注意溫家寶在此強調的是自己的“獨立人格”。

至於當時溫家寶所處的黨內,特別是黨內高層的政治環境,已經是多麽的惡劣,當年一篇題目為《回歸毛澤東,是人心所向,黨心所向,大勢所趨,時代潮流》的“毛左”網文總結說:由薄熙來創立的、以“唱紅打黑”、“共同富裕”為特點的重慶模式,在2011年日臻完善,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肯定、廣大中國人民的支持和世界的關注。(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和周永康,以及(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李源潮、劉雲山,還有(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等等中央領導人紛紛到重慶視察,表示支持薄熙來在重慶的創新和實踐。《人民日報》多次宣傳重慶經驗;中央黨校、全國黨建研究會等權威機構支持重慶模式;社會科學院出版專輯,宣傳重慶經驗。

敬請讀者和聽眾們注意,當時的那屆中央政治局九常委中,隻有胡錦濤和溫家寶從未去過薄煕來主政的重慶市。所以當年周永康倒台後,筆者即在在本專欄撰文《“支持‘唱紅打黑’最力”的屎盆子不能隻扣到周永康一個人頭上》,詳細介紹了習近平對薄熙來和王立軍在重慶展開“打黑除專項行動”的鼎力支持。
文中說:
沒有疑問,薄熙來除了他所謂“黨內蛀蟲”的“封號”,用“人渣”形容他似乎更為貼切。至於周永康,無論是站在共產黨政權的角度,還是從普世價值出發,貼給他多少惡名都不嫌過分。但是,正如筆者過去一再強調過的,“周永康背後的大老虎根本就不是人,是製度”。出於同理,當年薄熙來“唱紅打黑”,在中共中央領導層獲得的是齊聲稱讚,而不是隻有周永康一個人支持。如果一定要用“支持最力”四個字來區別程度的話,習近平的支持就隻能用“更力”二字來形容了。

當年《重慶日報》刊登的《習近平調研重慶側記》中的內容,把個習近平與薄熙來及王立軍之間的默契和互動,描述得十分生動:習近平一行還參觀了打黑除惡資料匯集處,並看望了政法戰線幹警和英模家屬。他說:“當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還麵臨各種威脅,社會上還有壞人!壞人在有些領域、在某些時候活動還很囂張,給人民群眾帶來的災難還很大。重慶市委把握住這一點,真正從以民為本出發,開展了‘打黑除惡’鬥爭,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重大勝利,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是深得民心、大快人心的。重慶的‘打黑除惡’做得好!希望認真總結經驗,圍繞改善民生、維護民意、便利群眾等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平安重慶’,‘打黑除惡’還要再接再厲地向縱深推進。”

在重慶市幹部大會上,習近平力挺薄熙來,發表訓示說:“重慶近年來以‘唱讀講傳”活動為載體,弘揚主旋律,幹部群眾的精神麵貌發生了新變化;開展“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打掉了一批黑惡勢力團夥,增強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這些成績是……以熙來同誌為班長的一班人,帶領全市幹部群眾開拓進取、艱苦奮鬥的結果。”

正如前麵引用的那篇“毛左”網文中所歡呼的那樣:
在習近平給予重慶的掌聲當中,可以預見的是重慶的某些好做法或將作為“樣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國廣泛推行。

比照習近平當年在重慶對薄煕來和王立軍不遺餘力的吹捧,和把他們兩人在重慶的作法作為“樣板”推向全國的許諾,就應該明白溫家寶九年前的最一次中外記者會上,關於文革隨時可能在中國大地上複辟的示警。表麵上針對的是薄煕來和王立軍所代表的當時重慶當局,話裏話外更暗含了對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強烈擔憂。

溫家寶日前在澳門發表的憶母文章的最後一段是:“我心目中的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那裏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永遠有青春、自由、奮鬥的氣質。我為此呐喊過、奮鬥過。這是生活讓我懂得的真理,也是媽媽給予的。”

有外部媒體據此發表評論文章《溫家寶祭母文章遭和諧
隻因提到4個字》,說是“中國前總理溫家寶悼念已故母親的長篇文章被中國的互聯網平台禁止轉發、分享引發關注。溫家寶文章被限製的原因,據稱隻是因為文中提到的4個字:‘公平正義’。”

而有眼尖的內地網友則從溫家寶這段表述中的“應該”兩個字,看出了他的良苦用心。網名“
恒美”者評論說:“在我的心目中,中國應該是……”溫家寶用詞不當!把“應該”改為“已經”,就對了!“應該”的含義說明,中國現在不是溫家寶心目中的中國!

沒錯,溫家寶這裏特別使用了“應該”二字,恰恰就是要說明
他本人強烈認為,如今的中國因為習近平複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已經不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為了“那裏永遠有對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質的尊重”,溫家寶特別強調了“我為此呐喊過,奮鬥過”,令筆者馬上聯想起了他九年前的答中外記者問。他九年前的那番對文革苦難將在中國大地上重新上演的強烈示警,和他對自己的獨立人格不被外界所理解的內心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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