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蘋果(Apple)依托中國建起了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如今，該公司幾乎所有產品都在中國組裝，五分之一的銷售額來自中國。反過來，中國政府也向蘋果的高管施壓，要求他們做出妥協，無視他們所信奉的價值觀。
《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揭露了蘋果公司如何危及中國客戶的數據，並協助中國政府的審查。以下是五個要點：
蘋果將客戶數據存儲在中國政府的服務器上。
為了響應2017年中國的一項法律，蘋果同意將其中國客戶的數據轉移到中國，並轉移到由中國國有公司擁有和經營的計算機上。
中國政府工作人員實際控製和操作數據中心。蘋果同意將解鎖中國客戶信息的數字密鑰存儲在這些數據中心。由於中國不允許，蘋果放棄了在其他數據中心使用的加密技術。
獨立安全專家和蘋果工程師表示，蘋果的讓步使得該公司幾乎不可能阻止中國當局獲取蘋果中國客戶的電子郵件、照片、聯係人、日曆和位置數據。
蘋果表示，它保留了對數據密鑰的控製權，並在中國使用比其他國家更先進的加密技術。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從未在中國或我們運營的任何地方損害用戶或他們數據的安全。”
蘋果現在與中國政府共享用戶數據。
美國法律長期以來一直禁止蘋果公司向中國當局提供數據。但在將數據轉移到中國的過程中，蘋果公司與中國政府達成了一項法律上安排，繞過了美國法律。
蘋果讓貴州省政府擁有的雲上貴州大數據公司成為其中國客戶雲數據的合法所有者。蘋果和雲上貴州還在中文iCloud的條款和條件中加入了新的措辭，允許它們“訪問您在此服務中存儲的所有數據”，並允許兩家公司彼此共享數據。中國當局現在要求雲上貴州提供蘋果客戶數據，而不是蘋果。
在這項安排之前，蘋果表示從未向中國當局提供過客戶iCloud帳號的內容。該公司表示，自從這項安排以來，它已在九個彼此不相關的案例中提供了數量不詳的帳號內容。
蘋果主動刪除應用以安撫中國官員。
蘋果已建立了一個內部官僚係統，拒絕或刪除該公司認為可能違反中國規定的應用。蘋果對其應用審查人員進行培訓，並使用特殊軟件，檢查應用中是否提及蘋果認為在中國被禁止提及的話題，包括天安門廣場、中國精神運動法輪功、達賴喇嘛，以及西藏和台灣獨立。
蘋果表示，它在中國下架應用是為了遵守當地法律。
蘋果禁止了一名共產黨批評者的應用。
2018年，中國互聯網監管機構命令蘋果公司拒絕郭文貴的一款應用，郭文貴是中國億萬富翁，曾經廣泛傳播對中共內部的腐敗指控。法庭文件顯示，蘋果高管隨後決定將郭文貴添加到蘋果的“中國敏感問題清單”中，這意味著該公司的軟件將掃描應用中是否提到他，應用評審人員會接受培訓，拒絕他的應用。
後來，郭文貴的一個應用躲過了蘋果的防線，被發布到應用商店上，中國官員聯係蘋果詢問此事。蘋果的應用審核主管隨後在淩晨2點32分向同事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稱“這個應用和郭文貴的任何應用都不能在中國商店中出現”。蘋果調查了這一事件，隨後解雇了批準該應用的應用評審員。
蘋果表示，解雇這名應用評審員的原因是表現不佳，在中國下架郭文貴的應用，是因為它認定該應用在中國是非法的。
數以萬計的iPhone應用在中國消失了。
根據時報分析，自2017年以來，約有5.5萬款活躍應用從蘋果在中國的應用商店中消失了，大多數仍可在其他國家使用。
其中超過3.5萬款應用是遊戲，在中國，遊戲必須獲得監管機構的批準。剩下的兩萬個應用涉及各種各樣的領域，包括外國新聞機構、同性戀約會服務和加密短信應用。蘋果還屏蔽了一些組織民主抗議和規避互聯網限製的工具，以及有關達賴喇嘛的應用。
蘋果對時報的數據提出異議，稱一些在中國的應用是開發者自己撤下的。
審查、監控與利潤：為做生意，蘋果向中國政府妥協
中國貴陽——這座城市位於一個貧窮多山的中國西南省份，在它的郊外，頭戴安全帽的工人最近完成了一座白色建築的最後施工。這座建築長400米，幾乎沒有窗戶，周圍是一堵高牆。除了前麵並排飄揚的蘋果公司(Apple)旗幟和中國國旗外，幾乎沒有任何表明其目的的標誌。
在裏麵，蘋果公司正準備將中國客戶的個人數據存儲在一家中國國有企業運作的服務器上。
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曾表示，這些數據是安全的。但在貴陽數據中心（蘋果希望下月能完工）以及建在內蒙古地區的另一個數據中心，蘋果已在很大程度上把控製權交給了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的雇員實際上管理著這些服務器。蘋果放棄了它在其他地方使用的加密技術，因為中國不允許使用。而解鎖這些計算機上信息的數碼密鑰則存放在其需要保護的數據中心裏。
《紐約時報》通過查閱蘋果內部文件，采訪17名現任和前任蘋果員工及四名安全專家，以及從上周為美國一樁法庭案件提交的新文件中，為了解庫克為在中國做生意所做的妥協提供了罕見的一瞥。這些文件和采訪提供的廣泛內部情況——其中許多方麵以前從未見諸報道——讓人們看到了蘋果是如何向中國當局不斷升級的要求讓步的。
20年前，庫克作為蘋果的首席運營官，帶領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此舉幫助蘋果成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企業，也讓他成為了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的接班人。蘋果現在的幾乎所有產品都是在大中華地區組裝的，公司收入的五分之一也是來自這裏。但就在庫克想辦法讓中國為蘋果工作的同時，中國也在讓蘋果為中國政府工作。
庫克經常談到蘋果對公民自由和隱私的承諾。但為了討得中國監管者的歡心，他的公司讓中國客戶的數據處於風險之中，並在中國版的App
Store裏協助政府的審查。在中國員工抱怨之後，蘋果甚至去掉了iPhone背麵“蘋果在加州設計”的口號。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在提高對西方公司的要求，庫克曾在幾個場合抵製過這些要求。但據對蘋果現任和前任員工的采訪，庫克最終批準了在中國服務器上存儲客戶數據、大力審查應用程序的計劃。
“蘋果已成為把政府控製的互聯網版本呈現給人們的審查機器的一部分，”人權機構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東亞分部主任林偉(Nicholas
Bequelin)說。“如果你看看中國政府的做法，你看不到任何來自蘋果公司的抵製——看不到公司對它所謂如何堅守的原則進行維護的曆史。”
盡管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對中國采取了更強硬的立場，但蘋果向中國政府獻殷勤的表現，顯示出華盛頓政界人士與美國最富有的公司之間的脫節。
庫克一直在中國開展魅力攻勢，頻繁進行政治家式的訪問，與高層領導人會麵。在2019年的一次訪問中，他參觀了故宮，並見了初創企業家。庫克在中國的社交平台微博上發了有關這次旅行的帖子。
在幕後，蘋果構建了一個官僚機構，它已成為中國龐大審查運作的強大工具。據采訪者和法庭文件，蘋果主動審查自己的中國區App
Store，依靠軟件和員工來標示和屏蔽蘋果管理人員擔心可能與中國官員有衝突的應用程序。
時報的分析發現，在過去幾年裏，數以萬計的應用程序從蘋果的中國App
Store中消失，這個數量比以前知道的要多，其中包括外國新聞機構、同性戀約會服務，以及加密即時通訊應用。蘋果還屏蔽了組織民主抗議和繞過互聯網限製的工具，以及有關達賴喇嘛的應用程序。
安全專家和蘋果工程師表示，蘋果在數據中心方麵的妥協，讓公司幾乎不可能阻止中國政府獲取數百萬中國居民的電子郵件、照片、文件、聯係方式和位置信息。
蘋果在一份聲明中說，公司遵守中國的法律，並盡其所能保護客戶數據的安全。“我們從未在中國或我們運營的任何地方，在用戶或他們數據的安全上妥協過。”
蘋果公司發言人表示，公司仍控製著保護其中國用戶數據的密鑰，而且蘋果在中國使用了最先進的加密技術，比公司在其他國家使用的技術還先進。
蘋果公司補充說，刪除應用程序隻是為了遵守中國法律。“這些決定並不總是容易的，我們可能不同意影響這些決定形成的法律，”蘋果說。“但我們的首要任務仍是在不違反我們必須遵守的規則的情況下，打造最佳的用戶體驗。”
庫克拒絕就本文接受采訪。他曾在公開場合表示，雖然他經常不同意中國的法律，但蘋果留在中國對世界更好。
“你的選擇是：你參加嗎？還是站在場外，對事情應該怎樣大喊大叫？”庫克2017年在中國的一個會議上說。“我一個很強的個人觀點是：你出場，你參加。你進到競技場裏去，因為呆在場外什麽都改變不了。”
沒有第二方案
2014年，蘋果聘請了即將離任的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商學院院長顧道格(Doug
Guthrie)幫助公司尋找在中國運營的正確方法，數十年來，顧道格一直在研究中國。
他最早的研究項目之一是蘋果的中國供應鏈，這個供應鏈涉及數百萬工人、數千家工廠和數百家供應商。中國政府使這個操作成為可能，因為政府花了很多錢鋪設道路、招聘工人、建造工廠、發電廠和員工住房。
顧道格的結論是，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提供蘋果所需的規模、技能、基礎設施和政府支持。中國工人組裝了幾乎每部iPhone、iPad和Mac電腦。大中華區的消費者每年支付給蘋果的錢超過550億美元，遠高於任何在華美國公司從中國得到的收入。
“這種商業模式真的隻適合於中國，隻在中國有效，”顧道格在接受采訪時說。“但之後你就和中國綁定了。”
中國政府當時已開始通過法律，讓中國對蘋果有更大的影響力，而且顧道格說，他認為習近平很快會開始尋求蘋果做出讓步。顧道格意識到，蘋果沒有第二方案。
“對中國當局來說，這已經不再是‘你向中國投入了多少錢’的問題，而是‘你回饋了什麽’的問題，”顧道格說。
顧道格把他的警告告訴了庫克的幾位高級副手，包括長期擔任營銷主管的菲爾·席勒(Phil
Schiller)、互聯網軟件與服務主管埃迪·庫伊(Eddy Cue)、公司的政府事務主管麗莎·傑克遜(Lisa
Jackson)，以及首席運營官傑夫·威廉姆斯(Jeff Williams)，後者被普遍視為庫克的得力助手。
就在顧道格發出警告的同時，蘋果開始做讓中國政府高興的事情。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是在中國建立新的研發中心。但這些研發中心使蘋果作為一家加州公司的形象變得複雜起來。在為其新的中國工程師和設計師舉行的峰會上，蘋果播放了一段視頻，結尾有一個蘋果多年來一直刻在iPhone背麵的口號：“蘋果在加州設計”。
據顧道格和當時在場的另一人說，中國員工們被激怒了。他們大喊道，如果產品是在加州設計的，那他們在中國幹什麽呢？
“這個說法深深地冒犯了他們，”顧道格說。他已在2019年離開了蘋果，回到自己在密歇根州的老家。“他們都很憤怒。”
在下一代的iPhone上，這句話消失了。
“金門”
2016年11月，中國通過了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國收集的“個人信息和重要數據”必須保存在中國。
這對蘋果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它一直把自己的聲譽押在維護客戶數據的安全上。雖然蘋果經常對使用其客戶數據的法庭命令做出回應，但庫克也拒絕過聯邦調查局的要求——後者曾要求蘋果幫助解密在聖貝納迪諾殺死了14個人的恐怖分子擁有的iPhone。現在，中國政府有一個更廣泛的要求。
其他公司在中國也麵臨著類似的困境，但蘋果受到的影響獨一無二，因為其知名度很高，而且嚴重依賴中國。
蘋果的iCloud服務允許客戶將一些最敏感的數據存放在公司的數據中心，比如個人聯係方式、照片和電子郵件。這個服務可用來備份存儲在iPhone或Mac計算機上的所有數據，還能顯示用戶的蘋果設備的當前位置。中國客戶的大部分數據曾存放在中國境外的服務器上。
蘋果的中國團隊警告庫克，如果公司不遵守中國的新網絡安全法，中國可能會關掉中國的iCloud服務。所以，庫克同意了將中國客戶的個人數據轉移到一家中國國有企業的服務器上。因此，就有了蘋果內部被稱為“金門”(Golden
Gate)的項目。
蘋果對其iCloud服務上的用戶私人數據加密。但對於其中的大部分信息，蘋果也有可以解鎖加密的數碼密鑰。
兩名知情人士說，中國客戶數據的數碼密鑰存放在哪裏，是蘋果與中國官員談判的一個分歧點。蘋果想把密鑰留在美國，中國官員則想把它們放在中國。
網絡安全法於2017年6月生效。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蘋果與中國官員最初達成的協議，在密鑰放在哪裏的問題上故意模糊處理。
但八個月後，密鑰被送到中國。這讓至少兩名參與了最初談判的蘋果高管感到驚訝，他們說，這個做法可能會危及客戶數據。目前還不清楚是什麽原因引發了這個變化。
時報查閱的文件並沒有顯示中國政府已獲得了這些數據的使用權。文件隻表明，蘋果已做出的妥協讓政府更容易使用這些數據。
一個不尋常的安排
安全專家說，由於密鑰已在中國，政府有兩種獲取數據的途徑：一種是索要，另一種是不問就拿走。
中國政府經常要求中國企業提供數據，通常用於執法調查。中國的法律要求公司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
美國的法律長期以來一直禁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執法部門提供數據。但蘋果已與中國政府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安排，以規避美國的法律。
在中國，蘋果已將客戶數據的合法所有權轉讓給了雲上貴州大數據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簡稱“雲上貴州”）。雲上貴州隸屬於貴州省政府，貴州的省會是貴陽。蘋果最近要求中國客戶接受新的iCloud服務條款和條件，將雲上貴州列為服務提供商，而蘋果隻是“附加一方”。蘋果告訴用戶，這個改變是為了“提升在中國大陸的iCloud服務，並遵守中國大陸的法規”。
服務條款和條件中包括一項沒有在其他國家出現的新條款：“蘋果公司和雲上貴州將有權訪問您在此服務中存儲的所有數據”，並可“根據適用法律”，“向對方和在彼此之間”共享這些數據。
蘋果表示，在這個新安排下，中國當局向雲上貴州（而不是蘋果）提出提供蘋果客戶數據的要求。據一名幫助達成這一安排的人士稱，蘋果認為，這為公司提供了免受美國法律懲罰的法律保護。雲上貴州拒絕回答有關與蘋果合作的問題。
蘋果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的網絡安全法生效前的三年裏，蘋果從未向中國當局提供過用戶iCloud帳戶的內容，並對中國政府提出的42次這類數據要求進行了挑戰。蘋果說，公司對這些要求進行挑戰，是因為根據美國法律，這些要求不合法。
在網絡安全法生效後的三年中，蘋果表示，公司在九起案件中向中國政府提供了未透露數量的iCloud帳戶內容，隻對政府的三次要求進行了挑戰。
蘋果似乎仍在向美國執法部門提供更多的數據。蘋果說，在2013年至2020年6月的同一時期，公司在10781起不同案件中向美國當局提交了iCloud帳戶的內容。
中國官員表示，他們的網絡安全法目的是保護中國居民的數據不被外國政府使用。與蘋果關係密切的人士暗示，中國當局通常不需要蘋果的數據，因此也就不會那麽頻繁地要求蘋果提供數據，因為中國當局已經通過大量其他方式監視自己的公民。
不過，關於中國的iCloud係統規劃設計和安全的數十頁蘋果內部文件顯示，中國政府得到存放在中國的iCloud數據很容易，因為蘋果為了滿足當局的要求做出了一係列的讓步。一名蘋果工程師和四名獨立的安全研究人員為時報審閱了這些內部文件。
這些文件顯示，雲上貴州的員工將實際上控製服務器，蘋果的員工則主要從國外監控服務器的運轉。安全專家表示，這個安排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沒有任何工程師能解決的威脅。
“中國情報機構已經實際上控製了你的硬件——這基本上是一個你不能讓其發生的威脅級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密碼學教授馬修·D·格林(Matthew D. Green)說。
蘋果表示，iCloud的安全性是按照“隻有蘋果能控製加密密鑰”的方式設計的。
這些內部文件還顯示，蘋果在中國使用的加密技術與在世界其他地方使用的不同，這與庫克在2018年接受采訪時的說法相矛盾。
能夠解密iCloud數據的數碼密鑰通常存放在被稱為硬件安全模塊的專門設備上，這種模塊是法國科技公司泰利斯(Thales)製造的。但據兩名員工稱，中國不批準使用泰利斯的設備。因此，蘋果開發了在中國存放密鑰的新設備。
這些2020年初的內部文件顯示，蘋果曾計劃在新設備上使用一個舊版本的iOS。iOS是iPhone的基礎軟件，也是黑客最經常攻擊的係統之一。蘋果還計劃使用最初為Apple
TV設計的低成本硬件。這引起了安全研究人員的擔心。
但蘋果說，這些文件中包括了過時的信息，公司的中國數據中心“采用了我們最新、最先進的保護措施”，這些措施最終也將用在其他國家的數據保護上。
據蘋果的兩名現任員工稱，蘋果在中國使用的任何加密技術都必須得到中國政府的批準。
“中國政府是iPhone的連環打入者，”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網絡安全研究員羅斯·J·安德森(Ross J.
Anderson)看了這些文件後說。“我相信他們將有打入這些服務器的能力。”
據這些文件顯示，蘋果曾試圖將中國的服務器與其iCloud網絡的其他部分隔離開。中國的服務網將“以獨立於其他所有網絡的方式建立、管理和監控，讓其不能以任何方式穿過國外的其他網絡”。兩名蘋果工程師說，這個措施是為了防止中國的安全漏洞蔓延到蘋果的其他數據中心。
蘋果說，公司對中國的數據中心進行了隔離，因為那些服務器實際上歸中國政府所有，而蘋果不讓任何第三方與公司的內部網絡有連接。
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庫比蒂諾，蘋果的工程師們一直在加緊完成新的中國iCloud服務的設計。據時報看到的幻燈片，在去年為一些工程師做的演示中，經理們明確表示，這項工作的厲害關係重大。
“完成這項工作的壓力將是巨大的。我們在三年前就同意了這個時間表，”一張幻燈片上寫道。“重要人物已用自己的名譽打了保票。iCloud在中國需要有影響力的朋友。”
文件顯示，蘋果開始在新的中國數據中心存儲數據的最後期限是2021年6月。
“中國隱蔽步驟”
2018年初的時候，流亡的中國億萬富翁郭文貴把他在曼哈頓的大部時間花在努力宣傳對共產黨內部腐敗的指控上。他的最新努力是向中國傳播這些說法的一款iPhone應用程序。
甚至在他的應用程序可供iPhone使用之前，中國政府就已試圖將其屏蔽。郭文貴向App
Store提交了上架申請後不久，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監管機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就告訴蘋果，它希望蘋果拒絕該應用上架。尚不清楚官員們是如何知道郭文貴的申請的。
這些事件以及它們在蘋果內部引發的連鎖反應，在上周針對該公司的一起非法解雇案向法庭提交的文件中有詳細描述。這些文件和采訪揭示了蘋果內部的一個為審查和屏蔽應用程序而設立的官僚部門，該部門為了讓中國政府高興，經常主動采取行動。
2018年2月4日，也就是中國政府要求拒絕郭文貴的應用後不久，蘋果的一名經理用電子郵件向同事發了一個問題：郭文貴跟“法輪功”（中國的一個精神運動）和達賴喇嘛一樣，在蘋果的“中國敏感名單”上嗎？
這名同事回答，郭文貴也許應該在名單上，因為他一直在傳播無法證實的有毀中國官員名聲的故事。她建議將這個問題提交給蘋果的“執行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一批包括庫克的高級副手在內的高管組成，負責決定App
Store麵臨的最棘手問題。
兩周後，該委員會說，郭文貴屬於蘋果的中國黑名單。文件顯示，蘋果員工將他的名字加到了公司內部的“中國App
Store刪除維基頁”，同時還在一個軟件程序中添加了自動標記任何提到他的應用程序的功能。
六個月後，郭文貴再次提交了他的應用程序申請，並做了一些避開蘋果軟件的修改。這款應用程序的評審分配給了庫比蒂諾的應用程序評審員範昭（Trieu
Pham，音）。他沒有發現任何違反蘋果規定的內容。8月2日，他批準了應用上架。
三周後，蘋果的應用審核主管特裏斯坦·科斯米安卡(Trystan
Kosmynka)在淩晨2點32分向幾名經理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郵件的主題是“燙手：郭”。中國政府已經看到了郭文貴的新應用程序，科斯米安卡想知道它是怎樣上架的。
“這個應用程序和任何郭文貴的應用程序都不能在中國應用商店上架，”他寫道，根據向法院提交的電子郵件。“我們能盡快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嗎？”
蘋果撤下了這款應用，並開始調查。法庭文件顯示，調查結果的報告稱，這款應用得以上架是因為沒有遵循“中國隱蔽步驟”。報告說，審核該應用程序的範昭應該把其發給蘋果的中文專家，這些專家都接受過有關在中國App
Store屏蔽哪些主題的培訓，包括郭文貴。
當蘋果的管理人員詢問範昭時，他對他們說，這款應用程序沒有違反公司的任何政策。範昭在法庭文件中說，這些管理人員回答說，這款應用批評了中國政府，這足以拒絕其上架。
六個月後，蘋果解雇了範昭。作為回應，他起訴了這家公司，指控其為了安撫中國政府把他趕出了門。
蘋果說，公司在中國撤下郭文貴的應用，因為已認定其在中國非法。蘋果說，解雇範昭是因為他業績不佳。
郭文貴的媒體機構有散布虛假信息的曆史。2018年這起案件中的應用程序的確切性質尚不清楚，但法庭文件稱它們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腐敗。
菲利普·舒梅克(Phillip Shoemaker)曾在2009年至2016年間負責蘋果的App
Store。他在接受采訪時說，蘋果在中國的律師給了他的團隊一個名單，開列了不能在中國上架的應用程序的話題，包括天安門事件、西藏獨立和台灣獨立。他說，蘋果的政策是就事論事：如果公司律師認為某個話題在中國被禁，那蘋果就會將其在中國刪除。
在中國的iPhone上，蘋果禁止了有關達賴喇嘛的應用程序，同時允許那些來自被指控拘禁和虐待中國少數民族維吾爾族的中國準軍事組織的應用程序。
蘋果還幫助中國向世界傳播其觀點。中國的iPhone審查台灣國旗的表情符號，中國iPhone上的地圖顯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據曾在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當黑客的帕特裏克·沃爾德(Patrick
Wardle)說，有段時間，隻要輸入“台灣”這個詞，就能讓iPhone死機。
舒梅克說，有時他會因中國政府刪除應用程序的要求半夜被叫醒。如果應用看來提到了禁止的話題，他會將其刪除，但他會在更複雜的情況下提交給高管處理，包括庫伊和席勒。
2012年，蘋果曾拒絕了中國政府要求下架時報應用程序的命令，但五年後最終那樣做了。據兩名要求不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庫克批準了下架時報應用的決定。
蘋果最近開始披露政府要求其刪除應用的頻率。在截止於2020年6月的有最新數據的兩年時間裏，蘋果說，它批準了中國政府91%的要求應用程序下架的申請，刪除了1217個應用程序。
在同一時間段裏，蘋果在其他國家總共批準了40%的申請，刪除了253個應用程序。蘋果說，公司按中國政府要求刪除的大多數應用程序都與賭博或色情有關，或是沒得到政府許可的經營，比如貸款服務和直播應用。
然而，時報對中國應用程序數據的分析顯示，蘋果披露的應用程序隻占公司在中國屏蔽的應用程序的一小部分。據時報對數據公司Sensor
Tower收集的數據的分析，自2017年以來，已有約5.5萬個有活躍用戶的應用程序從蘋果的中國App
Store消失。其中大多數在其他國家仍可使用。
這些消失的應用程序中逾3.5萬個是遊戲，在中國，遊戲應用必須獲得監管機構的批準。其餘的2萬個涉及的類別很廣。繪製用戶跑步軌跡圖、編輯自拍照或傳授性交姿勢的應用程序被刪除。允許用戶以私密方式發送信息、共享文件和瀏覽被中國政府屏蔽的網站的應用程序也被屏蔽。600多個新聞應用程序也消失了。
蘋果對這些數據進行了反駁，稱一些開發者從中國下架了自己的應用。蘋果說，自2017年以來，公司應中國政府的要求下架了70個新聞應用程序。
蘋果的披露數據與時報的分析之間存在差異，部分原因是蘋果在中國互聯網審查機構投訴之前就下架了一些應用程序。蘋果並未在其統計數據中披露這類下架應用。
舒梅克說，他和他的團隊曾對刪除應用程序進行合理化解釋，認為那是在執行一個國家的法律。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等國也有類似的措施，他說。“與此同時，我們不想被拽到參議院麵前，解釋我們為什麽幹所謂的‘在中國審查應用’的事情，”他說。“我們不得不在這兩者之間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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