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悠久的文明歷史中，「和」一向是我們中華民族推崇的傳統道德，是涵蓋自然、社會、內心等層面與各領域的基本原則，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質，是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一種高尚的民族精神。
孔子在論「和」時，提出以「親仁善仁」為基礎。《大學》曾提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就是人們要重視修身養性，「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孔子認為，一個人只有修德之後，才能成為有別於「小人」的君子，才可進入「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境界。《論語》中說「禮之用，和為貴」，指出「和為貴」的前提是要「以禮節之」，也就是說要做到制禮守禮，只有「克己復禮」才能「天下歸和」。歷史上作為社會規範與制度安排的「禮」，它的特性有兩個：其一是「別」，「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以此來避免因無別而造成的利益衝突和社會無序。其二是「和」，「禮」以「和」為貴，是「和」的體現，關鍵要看它是否體現了道德和正義原則。
古人有「中和」一詞，《中庸》中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儒家的誠意正心、修齊治平是由內及外、由吾及彼、由人及物、由近及遠的進路，強調的是由個人修己，終至天下太平。如果人人都能夠不斷提高道德水準和完善人格修養，做到「文質彬彬」、「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舉止有節，行為有度，進退有矩，那麼整個社會必將出現和諧、祥和的局面。
古人所謂「和」，是「異」中之「和」，無「異」就無「和」，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同與否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一個標準。「和而不同」追求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和」的精神是以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多樣性為前提的，是對多樣性的堅守，不同事物或因素之間的並存與交融，相成相濟，互動互補，使萬物生生不已。反之「同而不和」則不然，它旨在排斥異己，消滅差別，這種單一性傾向，最終必然導致事物的發展停滯直至滅亡。
例如春秋時的齊景公聽信梁丘據諂媚之言，對眾臣說梁丘據和他最為和諧，晏子說：「臣不是這樣看。梁丘據無端誇獎主公，你們之間只是『同』，而不是『和』。和諧就像做羹湯一般，用各種調料，經攪拌糅合使味道適中，淡則加料，濃則加水，如此方能食之味佳。君臣之道也該如此，君主正確的，臣子應極力維護。君主不對的地方，臣子也應指出來，以正過失。這樣，國家才能安定，政事才沒有失誤。梁丘據為取主公歡心，不問好壞，始終和主公保持一致，這是『相同』怎麼是『和諧』呢？這樣對主公對國家有什麼益處呢？聽他之言，如同在水里加水，談不上什麼味道。又好比琴瑟，只彈一個聲音，沒有人會去聽它啊。」晏子從國家政治的角度，論證了「和」與「同」的本質區別。君臣應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各自充分發表意見的基礎上達成「和」，才是國家政治的應有狀態和理想境界。
「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君子相交，有容人的雅量與堅持己見的操守，互相取長補短，不趨炎附勢，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故和而不同。小人相交，必為共同謀利，依附強權，各懷損他利己之鬼胎，故同而不和，壓抑不同意見，排斥異己。孔子將事事苟同、不講道德原則的人稱之為「鄉願」，他批評說「鄉願，德之賊也」，指出小人、偽君子定然是眾人所唾棄的。他講判斷一個人的德行「不以眾人的好惡為依據，應以善惡道德標準為依據」。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能妥協的。
千百年來，「和為貴」、「與人為善」、「仁者愛人」等理念，滲透於歷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為人們普遍接受和認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原則。而當今中共卻閉塞言路，謊言欺眾，強迫人民洗腦來「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倡導「鬥爭哲學」，使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扭曲成「整人」和鬥爭；破壞傳統信仰、道德和文化，破壞人們對天、地、自然的敬畏與珍惜，迫害人們的正信，逆歷史潮流而動，妄想把人們帶入罪惡的深淵。在這關鍵的歷史時刻，人們只有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屬組織，復興偉大的神傳文化，敬天意，尊重人性並建立人與人之間普遍的關愛，才能擁有光明的未來，才能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
來源：明慧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