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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對民意壓力和現實製約 北京應該如何抉擇?

香港抗爭對北京無疑是很大的刺痛。時政評論家鄧聿文認為,目前的香港局勢讓北京處於兩難處境,無論是向示威者做出大讓步還是武力幹預,北京要付出的代價都很大。但如果事情進一步發展、暴力抗議擴大化,北京在仔細權衡後,會選擇後者。

由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抗議風潮迄今已超120天,就參與人數和抗議激烈而言,可稱為香港針對中國大陸的”全民起義”。八月之前,抗議的訴求主要是港府撤銷修例,抗議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形式出現,輿論多以”反送中”來概括;八月之後,抗議轉向要求北京兌現”一國兩製”的”雙普選”承諾,在香港實行民主,抗議形式則以勇武者的街頭激進行為為主,近期更發展到暴力。但在前後兩輪抗議中,也零星出現要求香港脫離中國大陸的獨立聲音和主張,而且得到部分香港市民的理解和認同,正是這一點,使得香港的抗議複雜化。

香港抗爭無疑對北京是一次很大的刺痛。後者對香港抗議的處理也分兩個階段,在六月下旬的

第二次百萬大遊行之前,基本處於”內緊外鬆”的觀望狀態,對國內封鎖信息。但在香港的”和理非”遊行示威讓位於激進派的街頭暴力行為,香港被勇武者們癱瘓後,北京轉變對民眾封鎖信息的辦法,開動宣傳機器,大幅報道激進派的破壞行為,汙名化抗議活動,以讓大陸民眾對此不滿和厭惡;與此同時,官方將香港抗議定性為亂港反中的”顏色革命”,並稱”幕後黑手”來自英美和台灣。

北京也在比鄰香港的深圳部署武警和公安,這讓外界深為擔憂,一旦香港暴力抗議升級,出現北京不願見到的情況,大陸會出動武力或動用駐港部隊對香港抗議者進行鎮壓。10月5日港府出台的《禁蒙麵規例》預示了這種趨勢。

十一後北京是否武力鎮壓?

外界普遍認為10月1日會是北京處理香港抗議的一個關鍵時間點。鑒於中國政府當日要在天安廣場舉行建政70周年的盛大閱兵式,習近平不希望因為在這之前的抗議活動遭鎮壓而破壞北京刻意營造的大慶氣氛,所以他會在此之前盡可能容忍激進派有限的暴力舉動,這也是港府在9月初宣布撤回修例的主因。但十一過後,如果激進派還不收手,香港繼續被抗議癱瘓,北京很可能不會讓香港的無序狀態持續下去,動用強力手段彈壓抗議運動不可避免。

然而,《禁蒙麵規例》的實施並未讓暴力抗議降溫,激進者為表反抗”惡法”的決心,反而讓抗爭行動愈演愈烈。港府除了出動警力加強鎮壓外,並未采取進一步的舉措。對此,有觀點認為,顧忌中美關係、貿易談判以及香港獨特的國際金融地位,北京不敢對抗議者下狠手,如果北京要武力鎮壓抗議,早就做了,十一大慶不是讓習近平忌憚的因素,中美目前糟糕的關係,美國對香港抗議的支持,把它納入整個美中關係的大局,才是北京最擔憂的。習近平會為了中美關係這盤大棋,最後不得不在香港持續的抗議中退讓,雙普選是可以實現的。它的建議是,香港抗爭要再接再厲,勇武者的暴力抗議遍地開花,真正在香港形成”全民起義”的局麵,北京就會”乖乖”投降。

但是,不是人人都認同此看法。不同觀點認為,事情果真到這一步,北京毫無疑問會進行鎮壓,不要覺得北京不敢在香港製造另一場”六四”。十一後北京未對暴力抗議下重手,不等於不會這麽做,北京隻是還在觀察和評估。《禁蒙麵法》事實上表明香港已經開啟了緊急狀態,隨著事態惡化,當港府無法控製局麵後,北京會用武力介入。這裏的深層原因在於,極權政權雖然也在意外界對鎮壓的反應,但維持政權的生存和極權統治在他們的邏輯中永遠是第一位的,當香港無休無止的抗議在北京看來威脅到政權,會毫不猶豫地采取鎮壓手段,不要對此抱任何幻想。故勇武者們應該見好就收,保持已有的抗爭成果,積小勝為大勝。

無法預測北京接下來會如何出手對付香港抗議,這隻有時間來證明,同時也部分取決於香港暴力抗議的規模、激烈程度及造成破壞的狀況。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無論香港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北京都已經在做兩手準備,因為它已經變成了習近平年初在高級幹部會議上警告的”灰犀牛”事件。

北京如動武會得到大陸民意支持

客觀地說,盡管香港反對派、輿論指責警方對和平抗議者過度使用警力,但麵對勇武者的街頭暴力以及阻擾和癱瘓機場、地鐵和衝擊立法會及中央駐港機構等行為,假如它們發生在西方,抗議運動恐早已遭到政府強力驅散。港府及其背後的北京當局至今未宣布采取如宵禁、局部戒嚴等措施,雖有各種具體因素的考量,然道德短板讓其對是否用強力鎮壓也瞻前顧後、舉棋不定。香港反對派正抓住這點,讓抗議運動不斷升級和激進化,迫使北京進退失據、左支右絀。

很可能對激進派中的大部分人而言,他們的意圖就是將北京逼到懸崖,要北京攤牌:要麽答應抗議運動的五項全部訴求,甚至在此之後提出如半獨立的更高要價;要麽北京開槍造成流血。如是後者,北京不但會再次被貼上暴虐政權的名聲,遭到西方國家的製裁,且反對派能以此為號召,俘獲香港民心,加速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切割步伐,爭取香港獨立早日到來。香港民陣和勇武者的不割席,後者的破壞”死物”和”攬炒”及近期嚴重的暴力行為,都有基於這個目的采取的策略和行動。它確實讓北京處於兩難處境,選擇哪一個代價都太大,但若事情真到如此地步,北京在仔細權衡後,會選擇後者。

為什麽北京寧願冒被西方製裁、被香港民意拋棄以及香港失去國際自由港的風險而不答應反動派的五項訴求?一個關鍵要素,就是北京迄今對香港的態度,得到大陸多數民眾的支持。如果因反對派的暴力升級行為導致大陸不得不武力鎮壓,北京當局判斷大陸民眾會繼續支持它以恢複法律和秩序。雖然香港的民意對北京也很重要,但即使北京開槍導致港民的分離意識空前加強,北京認為香港最終也是無法獨立的。因為50年的過渡期限使得北京到時廢除”一國兩製”實行一國一製並無法律障礙,甚至如果在這一過程中港民的獨立運動形成洪流,北京也完全有可能以維護國家統一為由而提前終止”一國兩製”,隻要羅湖關口一拆,大陸民眾湧入香港,香港事實上就獨立不了。何況,北京也有可能認為,在鎮壓之後,北京再對香港市民采取懷柔政策,當大多數香港市民意識到無法改變事實,隻能認命時,時間會慢慢融合兩地的心理距離。

然而,失去大陸民意的支持,北京政權就真的會風雨飄搖了。因為北京政權是建立在對大陸的統治基礎上的。有人會反駁,北京政權早就失去大陸人心了,它現在的統治,是民眾害怕其暴力而非支持它。不錯,有大陸民眾希望北京政權明天就垮台,然而,也有很多民眾雖然不喜歡或不滿北京的統治方式,但認為現階段它還不能崩潰,否則,中國就會分裂,民眾就會在國家分裂中受難,已經獲得的穩定和小康生活就會不複存在。不論這種對中國分裂後的想象和恐懼是否真實,但許多民眾相信它會成為事實(就這一點來看,目前海外反對派鼓吹肢解中國的主張,隻會加重民眾對國家分裂的擔憂,從而將他們推到北京的懷抱)。持此種看法的民眾人數如果不比前者一樣多,也不會少。對北京政權來說,這股民意是可以利用作為加強統治的力量。假如這個分析是正確的,香港是大陸民意非常在乎的考驗國家一統的標識。

自香港回歸中國後,由於兩製差異,香港市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便利,導致一些大陸民眾認為中國並未真正統一香港,在他們看來,香港給予大陸民眾的便利,遠不如對外國公民。比如大陸居民持旅遊簽證去香港,一次最多隻能呆一個禮拜,而外國人通常幾個月。再加上兩地因生活習性和文化差異而導致的衝突,常常讓大陸民眾在香港有二等公民的感覺。因此,他們早就對北京對香港的管治方式不滿,這種不滿和香港市民因為北京對香港事務的過度幹預而產生的不滿是一樣的,隻不過前者的不滿是認為北京幹預的還太少。

在香港”反送中”之初,北京當局對相關信息進行封鎖,一個目的是擔憂港民聲勢浩大的抗議效應波及內地,觸發大陸民眾早已積累起來的對習近平高壓統治的憎惡,效仿香港,在內地大搞遊行。而在那些能夠獲取外部信息的大陸民眾看來,”反送中”後麵所體現的港民對大陸司法體係腐敗的不信任也切合他們的日常經驗,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對香港的抗議活動持同情、理解和支持態度,甚至希望延伸到內地。還有一些人,雖則不讚同,但采取旁觀者的態度看熱鬧,真正反對”反送中”抗議的大陸民眾在香港抗議的第一階段不多。

然而,當香港的抗議運動打出”光複香港,時代革命”旗號,在現場出現揮舞英美國旗,並將中國國旗扯下扔海、塗汙國徽的舉動後,人群開始改變對香港抗議的看法和態度,尤其是隨後抗議運動由”和理非”轉向局部暴力,衝擊立法會和中聯辦,讓大陸民眾也逐步對抗議保持警覺,待到抗議運動完全由激進派的暴力抗議主導,幾次癱瘓機場和港鐵,並使用激光筆和汽油彈同警方對峙,放火縱燒一些場所,特別是在特首9月初宣布撤回修例,勇武者的暴力抗議反有增無減,包括一些主張港獨的人物呼籲和邀請英美介入,製裁港府和北京,盡管反對派聲稱事情的惡化是由港府和特首的傲慢,不回應抗議運動的訴求,以及香港警察濫用武力所致,可在大陸民眾看來,香港反動派的抗議,早已和”反送中”無關,而變成自甘充當美英幹涉中國的棋子,妄圖將香港分離出去。《禁蒙麵法》出台後香港暴力抗議由此前的針對”死物”到市民,暴力程度的空前加劇,進一步強化了大陸民眾的上述觀感。他們認同北京對香港抗議實質是一場”顏色革命”的定性,支持北京的強硬立場。在此過程中,官方宣傳機器極力汙名化抗議運動,使他們中的多數人喚醒心中隱藏的中國被西方列強殖民的屈辱曆史。而這個屈辱曆史,正是由香港被割讓給英國開啟的。事情至此,對大陸民眾乃至海外華人中的很多人而言,他們不再對香港抗議抱有同情和理解,相反,希望港府和北京拿出決斷,早日將抗議運動壓製下去。這使得北京獲得了民意的強大後援。

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大陸對香港抗議運動的民意轉變,背後有深刻的民族主義因素,而中國的崛起恰好讓民眾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情緒有了實質支撐。

中國的一些自由派人士簡單地把民族主義說成是北京當局操縱的結果,並進而認為在中國不存在真正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誠然,北京當局操縱民意和曆史,長期向他們灌輸民族主義,但不操縱不等於就不存在民族主義乃至國家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實比中共的曆史更長。自晚清遭受西方侵略,帝製解體中國被迫成為一個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和國族意識就開始形成。國民黨當政後,更是有意識在國民中培育民族主義。共產黨在這方麵繼承國民黨的衣缽。

盡管在毛澤東時期中共用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支柱,民族主義也並未退席,隻是退居意識形態的第二位。中國改革開放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破產,以為民眾謀幸福,為民族謀富強的民族主義再次走向前台,充當中共執政合法性的主要支柱。習近平上台後,幹脆將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包裝成”中國夢”。雖然習也重新提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要中共不忘初心,但不忘初心隻是手段,目的還是實現民族複興的”中國夢”。所以,不管北京當局如何在具體的事件中精巧操縱民眾的民族情感,在需要的時候催生和放縱這種民族情緒,在不需要的時候打壓它,但作為意識形態和話語體係,中共絕不可能拋棄民族主義,尤其由經濟增長支撐的合法性日益削弱之時。

換言之,民族主義對中共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必須有的。事實上,北京當局非常清楚,民眾和黨的幹部對共產主義並不關心,更不信奉,而希望中國重振漢唐雄風,成為東亞甚至全球霸主卻是多數中國人的夢想。中共的曆史敘事把自己塑造成百年屈辱的終結者和民族複興的帶領者,是維護國家主權和實現國家一統的堅強力量,它怎麽可能在意識形態上拋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隻會在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更深地擁抱民族主義。

香港事態正刺痛了大多數中國民眾內心脆弱的民族情感,把它上升到國家統一的嚴重程度,他們並不怎麽關心香港市民的民主和自由訴求,認為那是香港內部的事情,隻要反對派不衝撞國家統一的紅線,香港愛怎麽折騰就怎麽折騰。也就是說,對多數中國民眾而言,他們看待香港抗議運動是有一個邊界的,這個邊界是香港不能脫離大陸的統治。在邊界之內,港民爭自由要民主,是香港自己的事情,他們對此理解甚至也支持,但若香港的抗議越出邊界,變成亂港反中追求獨立,則是不允許、要反對的。

很多人說,港獨隻是香港少數人的訴求,多數人追求的是自治和自主,將港獨放大是大陸官方的歪曲宣傳,是對民眾的洗腦。不錯,是這樣,但北京當局能夠這樣操作,正是看到了民眾情緒的這一轉變,而將香港的抗爭汙名化為統獨問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不可能答應抗議者的雙普選訴求,它壓根不相信香港反對派在滿足雙普選後接下來不會有進一步的其他要求,就像反對派不相信北京會讓香港雙普選一樣。香港反對派越堅持五項訴求不退讓,北京越認為反對派是居心叵測,要在香港搞”顏色革命”,從而也就堅決不會同意反對派的要求。這樣,衝突隻能升級,最後用一場流血來解決。

可以說,《禁蒙麵法》實施後,如果香港的暴力抗議擴大化,港府現有的警力無法維持香港基本的社會秩序,北京武力鎮壓是大概率事件。假如因武力鎮壓而被西方製裁,北京會把這說成是和14億中國人民的對抗。和八九六四鎮壓不同,那時人民是站在學生一邊的,中共空前陷入孤立,但如果因香港的暴力反抗引發北京鎮壓,中國大陸的民眾多半選擇會站在當局一邊,支持中國政府。再加上中國當下的國力和八九不可同日而語,西方的製裁不可能嚇唬住北京。

相反,北京當局在香港的暴力抗議下選擇退讓,答應反對派的雙普選以平息事態,暫且不論這是否導向香港獨立的開始,對中國大陸希望北京對香港采取強硬態度的民眾來說,將會非常失望,認為北京政權一心隻考慮自己的統治,不顧民族利益,不是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維護者,他們會撤回對中共的支持(當然這是一個過程)。在中共已失一半人心的情形下,若再失去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另一半的支持,它在大陸的統治也就真正走入黃昏階段。

因此,孰輕孰重,北京當局是不難計算的。

作者:鄧聿文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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