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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正野蠻倒退 是什麽讓21世紀變得如此黑暗和危險?

DAVID BROOKS 2022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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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E MARTI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是《華爾街日報》駐歐洲的一名機動記者。有那麽幾年,我感覺自己報道的全是好消息:蘇聯解體、烏克蘭人投票支持獨立、兩德統一、民主在東歐的展開、曼德拉出獄和種族隔離製度的終結、奧斯陸和平進程似乎給中東帶來了穩定。

我現在很懷念那些年。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好時光沒有持續下來。曆史正在向野蠻倒退。我們看到的是:俄羅斯的威權強人威脅要入侵鄰國;越來越威權主義的中國對人民發起種族滅絕,對台灣發起威脅;網絡攻擊正在破壞世界秩序;民主在全球範圍內節節敗退;西方的暴力民粹主義者正在從內部破壞國家。

究竟發生了什麽?為什麽上世紀90年代的希望沒能實現?究竟是什麽讓21世紀變得如此黑暗、退步和危險?

一般的說法是,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正身陷危機。但僅僅這麽說無法解釋個中原因。為什麽人們會反對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敵人在利用自由主義的什麽弱點?這個黑暗世紀的根源是什麽?讓我來給一個解釋。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自由主義建立在尊重每個人的尊嚴之上。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認為,自由主義秩序是人們可以自由地進行“生活實驗”,所以最終會存在“各種各樣的性格類型”。沒有一種最好的生活方式,所以自由主義者慶祝自由、個人成長和多樣性。

在一定程度上,許多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是自由民主的狂熱信徒。他們極為尊重個人美德,但也非常尊重個體身上的弱點。塞繆爾·亞當斯說過:“對權力的野心和欲望……是大多數男人心中普遍存在的激情。”帕特裏克·亨利承認,當他在思考“人性的墮落”時,會心生恐懼。一名參加製憲會議的代表說,人民“缺乏信息,總是容易被誤導”。

我們的開國元勳們意識到,大多數人很容易被野心勃勃的煽動家所慫恿。

因此,國父們建立起一個尊重民意、采行多數統治原則的體係,同時試圖建造護欄來遏製民眾的激情和偏見。這個憲政秩序的罪行如今已廣為人知。它默許了奴隸製的存在,並讓這一製度延長了近一個世紀。早期的民主製度隻賦予了一小部分美國成年人選舉權。但美國憲法的天才之處在於,它試圖走向民主的同時,也試圖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國父們將權力分配給不同機構。他們建立了一係列的共和製約,使得煽動者和民粹主義的狂熱不會席卷整個國家。

“他們為墮落的人設計了一部憲法,”曆史學家羅伯特·特雷西·麥肯齊《我們是墮落的人民》(We the Fallen
People)一書中寫道。“憲法的天才之處在於,它如何將兩個看似不相容的信念矛盾地統一起來:第一個是,大多數人必須通常占上風;第二個是,大多數人容易將個人利益置於共同利益之上。”

雖然憲法防範了權力濫用,但開國元勳們認識到,是一套更為重要的公民實踐將人民塑造成有自治能力的公民:教會應該傳授美德;領導者要接受古典教育,這樣他們就有可能懂得人類的美德和邪惡,以及民主製度的脆弱;普通公民要像自耕農那樣生活,這樣他們就可能學會簡單生活和努力工作;公民社團和地方政府要逐步培養人們公共服務的習慣;愛國儀式的慶祝會逐步培養人們對國家的共同熱愛;報紙和雜誌的存在(更多在理論上,而非事實上)是為了產生一個有見識的公民群體;采用禮儀規矩和民主行為方式是為了促進社會平等和相互尊重。

民主實踐有點像務農。建立民主製度像是播下種子。但要讓民主製度正常工作,你需要耕作,給土壤施肥,豎起籬笆,拔除雜草,修剪早枝。開國元勳們知道民主製度不是天生的。需要大量耕耘,才能讓民主製度發揮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得到了第二次創建。在我們曆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美國人曾滿足於在大洋保護下的繁榮興旺。但被迫卷入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代美國人意識到,以前的態度不再可行,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裏·杜魯門領導下的美國,如果想保持一個安全環境,就必須幫助建立一個自由的世界秩序。

“二戰”後的一代有點像建國的那代。這代人中的領袖——從杜魯門到喬治·凱南再到賴因霍爾德·尼布爾——為民主而鬥爭,但他們深知人類的墮落。他們讀過人類的曆史,知道上溯幾千年,人類社會的自然狀態是戰爭、專製、剝削、大國製伏小國。

如果美國想有安全的話,美國人就必須在全世界播下民主的種子,但同時也要做所有的耕耘,讓這些種子茁壯成長。在美國人的監督下,德國和日本在軍事獨裁的廢墟上建起了和平的民主製度。美國人為馬歇爾計劃提供了資金。他們幫助建立了北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國機構。美國的軍事力量隨時準備著抵製威脅世界秩序的惡狼,這種做法有時有效,比如在歐洲,但常常不計後果,導致自毀的結局,比如在越南和伊拉克。美國為民主和人權而鬥爭,至少在共產黨人侵犯民主和人權時這樣做(但當我們的獨裁者盟友——比如拉丁美洲的那些——侵犯民主和人權時,就不太管了)。

正如美國的開國元勳們懂得民主不是天生的一樣,戰後的一代也懂得和平不是天生的,和平需要嗬護培育,以免人類激情和貪婪的弱點讓其毀於一旦。

在過去幾代人的時間裏,這種對人性充滿希望但又清醒的認識已經消失。一種被稱為“自我陶醉的文化”開始盛行,認為人類應該不受任何約束力的束縛。你可以相信自己是無私的!民主製度和世界和平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東西。正如羅伯特·卡根在他的《叢林重新長起》(The
Jungle Grows
Back)一書中所言:“我們在自由秩序的泡泡中生活了太久,以至於我們無法想象其他類型的世界。我們認為這是天然的、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人性本善的話,我們就不需再為培養善良的公民進行艱苦的耕耘,或與人類的弱點作鬥爭。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在俄羅斯采訪過的那些西方顧問們對私有化和市場改革有很多想法,卻很少思考如何防止貪婪的惡棍將整個國家的財富偷走的問題。他們對人性有一種幼稚的看法。

就連在美國,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前幾代人認為對塑造民主公民至關重要的製度也已經枯萎或失靈。許多教會和媒體機構已經開始偏向黨派。公民教育已逐漸減弱。社區組織已經萎縮。愛國儀式已經過時。

如果你不去照料民主的苗床,會發生什麽?混亂?戰爭?不是,你會回到常態。15、16、17、18世紀的常態。像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這樣的大國,都由權力巨大的凶殘領導人統治,那是常態。許多國家的小部分貴族占有國家財富的巨大份額,那是常態。許多人開始鄙視文化外來者,比如移民,那是常態。全球事務類似叢林法則,大國威脅小國。這是人類曆史上大部分時間的狀態。

在常態時代,人們渴望秩序,出現像弗拉基米爾·普京這樣的領導人,給予他們秩序。普京和習近平已作為21世紀的範式人物出現。

普京通過恢複俄羅斯強大國家的傳統,通過將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在俄羅斯建立了政治秩序。他通過與寡頭領導的公司大妥協,建立了經濟秩序,當上了有最後決定權的首席執行官。正如菲奧娜·希爾和克利福德·加迪在《普京先生》(Mr.
Putin)一書中所寫的那樣,腐敗是將整個經濟維係起來的粘合劑。故意讓每個人的財富都不幹淨,這就讓普京有指控任何人腐敗、隨時罷免任何人的權力。

他提供文化秩序。他欣然接受俄羅斯東正教會,抨擊西方後現代社會的無神論。他鄙視同性戀和跨性別。

普京重新定義了全球保守主義,並將自己作為其全球領袖。世界各地的許多保守者看到普京強大、陽剛的權威,看到他捍衛傳統價值觀,看到他熱情接受正統信仰,他們看到自己渴望的東西化作了人形。從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到法國的馬琳·勒龐,再到菲律賓的羅德裏戈·杜特爾特,這些右翼領導人都對普京充滿欽佩之情。

21世紀已變成一個黑暗的世紀,因為民主的苗床無人照管,曆史上的威權主義常態正在前進。普京和習近平似乎對自己身後是曆史的潮流充滿信心。希爾幾周前在時報撰文寫道,普京認為,美國處在與俄羅斯上世紀90年代所處的相同困境——“國內力量減弱,國外節節敗退”。

普京、習近平,以及全球的其他保守者,對自由主義和自由社會的失敗展開全麵批判。與過去的獨裁者不同,他們有強大的現代監控技術來控製其公民。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邊境集結,因為普京需要創造一個他這種人賴以生存的混亂世界。“自冷戰結束以來,俄羅斯麵臨的問題是,普京和許多俄羅斯人所追求的那種偉大無法在一個安全穩定的世界中實現,”卡根在《叢林重新長起》一書中寫道。“為了在世界舞台上一個有偉大地位,俄羅斯必須把世界帶回到過去,帶回到無論是俄羅斯人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享有安全的時代。”

全世界自由主義者能夠抵擋住這些惡狼嗎?能夠加強民主製度、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嗎?過去幾周發生的事情已增強了人們的信心。喬·拜登和其他世界領導人在凝聚共同的決心、努力讓普京不越過他的邊界方麵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不能用從上到下的辦法解決民主製度和自由秩序的問題。今天,跨越從左到右政治派別的幾百萬美國人,把美國在海外的努力視為類似帝國主義、“無休止的戰爭”和主宰世界的事情。他們不相信戰後計劃,拒絕為這種計劃提供選民支持。

真正的問題在於民主製度的苗床,在於那些本該塑造公民、讓我們成為合格民主實踐者的製度。要讓這些苗床恢複健康,我們首先要重新學習建國元勳們的智慧:我們不像我們自己認為的那樣有道德。美國人並不好於任何人。民主製度不是天生的;民主製度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人工構建。

再有,我們需要加強本應傳授民主技能的機構:如何慎重考慮證據,堅持事實;如何糾正自己的黨派偏見,學會懷疑自己的觀點;如何尊重與你意見相左的人;如何避免禍患論、陰謀論和末日論思維;如何避免支持蠱惑民心的政客;如何達成複雜的妥協方案。

民主實踐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培養出來的。如果要讓21世紀的未來變得越來越光明的話,我們必須在這方麵做更多的努力。我們不僅要擔心那些要摧毀民主製度的人。我們也必須關心那些將把這個製度變得更強的人。

David Brooks自2003年以來擔任時報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