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個“零生育率”國家誕生了 不禁擔心它會滅亡(圖)

2018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0.98，全球最低，成為世界上首個、也是唯一一個生育率進入“零時代”的國家，

平均一名適育年齡女性生產不足一名子女。“韓國的孩子不夠了！”CNN如此驚呼。

韓國年輕人當中，不結婚運動成為潮流，戀愛大國逐漸向單身大國轉變，催生了新的“三不一代”（Sampo
Generation）——不生子、不結婚，甚至不戀愛。

我們想聽聽這是韓國年輕人的主動選擇，還是社會壓力的產物。

若生育率按照這個趨勢發展，預計在2031年後，韓國的總人口會開始下降。有人大膽地問：這個國家，會消失嗎？

韓國單身時代已來臨

近幾年，韓國男女青年中流行著這樣一個抗議運動，他們抵製的是一個詞——未婚。因為在做人口調查時，人們常常會被問到婚姻狀況，“請問你是已婚還是未婚？”這引發了韓國年輕人的強烈不滿。

他們認為，“未婚”暗示著一種過渡狀態，意味著雖然還沒有結婚，但這一天遲早要來，“結婚”才是必須達到的終極目標，而人生並非隻有這兩種選項。

就這樣，一個新造詞橫空出世——非婚（
bihun，類似中文裏的不婚）。“非婚”隻意味著沒有結婚的狀態，這對於時間上的可能性毫不討論，與“未婚”有明顯的差異。

韓國博主、“非婚生活”倡導者鄭世英和貝克哈娜

韓國女孩鄭世英（Jung Se-young）和貝克哈娜（Baeck
Ha-na）在今年初開通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通過視頻講述自己的“非婚生活”，帶頭呼籲韓國婦女不再結婚，三個月內擁有了兩萬八千名訂閱者。

韓國曾經流行一句話：“25歲以上的女人就像聖誕節後打半折的蛋糕，”鄭世英和貝克哈娜大聲反駁，因為年齡或其他因素而急著把自己嫁出去，這種想法早該被淘汰了。

英國品牌Lush在韓國的分公司從2017年6月開始，為非婚主義職員每年舉行一次非婚典禮。工齡滿年以上的高層職員中誰想宣布非婚都可以申請，公司會以禮金、花環、紀念品等形式向他們表示祝賀。民主和平黨議員黃柱弘在今年4月也提議在《健康家庭基本法》裏添加對“非婚”的注解。

僅僅一個詞，就讓人看到水麵之下韓國社會在發生著波濤洶湧的變化。韓國年輕人逐漸遠離人生三大裏程碑，成為了“三不一代”（Sampo
Generation，字麵意思是“放棄三件事”）——放棄約會、結婚、生子。

今年9月3日，《朝鮮日報》發布了一份委托首爾國立大學開展的人口研究，報告表明2018
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再創新低，為0.98，成為了全球總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也是世界首個且唯一一個生育率進入”零時代”的國家。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是指人口中的女性在適育年齡內（一般指15-49歲）會生下孩子的平均數，0.98說明韓國一名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不到1人。

而女性生育的年齡也越來越晚，2017年，韓國女性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平均年齡推遲到了31.6歲，為全世界最高齡，沒有之一。

今年35歲的首爾男青年樸正浩（化名），在摩根斯坦利擁有一份高薪工作，父親是鐵路公司的二把手，他半年前與女友分手，“因為她想結婚，但我還沒準備好”。他說並不是自己眼光太高，反而是因為社會給他的壓力，覺得自己還沒有達到能結婚的水平。

《朝鮮日報》稱，就業、房子、教育是韓國年輕人的三大壓力源。據統計，2018年4月，20歲至29歲的韓國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1.2%，高失業率引發一係列連鎖效應——

找不到工作，意味著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就沒錢買房結婚；

不結婚又談何生子。

青年就業買房難

五萬人搶10個職位

“我在一個需要結婚的年齡邊緣線上了，但我想再等五年。”崔炫容（化名）2016年從美國大學留學回來後，花了近兩年找到他口中“還算滿意”的工作，今年28歲，說到結婚，他說還沒來得及想。他178的個子，厚劉海，有著典型“韓國歐巴”的溫暖形象。

現在他是韓國現代集團旗下物流公司的項目副經理，月薪400萬韓元（約2.5萬人民幣），“這個工資水平算得上前10%了”。

能得到這份看起來還算體麵的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畢業回國後，他一年半內投了90家公司，不算多，韓國應屆畢業生平均會海投200家。男大學生會花一至兩年找工作，女大學生的時間可能更長。他們似乎很願意承擔畢業後“間隔年”的時間成本，去找一個更滿意的工作，從更高的起點開始。

“在韓國，‘從底層做起’是一件很難的事。”

一畢業就想進大公司，幾乎是每個應屆畢業生的願望。“因為對你之後的職業發展有幫助，比如下一個公司看你上一份工作在LG，就認定你是個聰明人。”

知名的大公司像是LG、三星、現代等等，都有嚴格且繁瑣的招聘流程，麵試前有一項“人格測試”，考察兩方麵——個性和才能。隻有成績達標了，才踏入了兩輪麵試環節的門檻。

第一輪麵試再刷下一半的人。麵試課題在現場公布，應聘者有20-30分鍾準備，然後帶著幻燈片，直接進行掐表10分鍾的演講。

大公司每年開放兩次招聘，但每個崗位隻提供10個名額。2018年現代汽車集團旗下的現代鋼鐵，隻開放了10個銷售崗位，而求職者有五萬名。“我各大公司都試過，做過幾場測試都不太記得清了，可能是我不走運吧。”

租房先交一半房價的定金

找工作的這一年半裏，崔炫容寄住在首爾的姨母家，最近才剛剛搬出來，住進了一室戶的出租屋。

韓國有一種獨有的租房方式——“全租式”。房客先繳一筆占房屋總價50%-70%的金額給房東，讓房東去投資，賺取銀行利息或是炒股等。租約期間（通常是兩年）房客不用再繳納除了水電煤、管理費之外的費用。期滿退房時，房客可以拿回當初交給房東的全部金額。

但年輕人哪裏能一下拿出這麽多錢？這也就導致了多數韓國年輕人在工作後仍無法獨立，選擇當繼續住在父母家裏的“袋鼠一族”，沒法走上結婚生子的道路，而崔炫容的選擇是找銀行貸款。

“我算了一筆賬，15年後可能出得起一間兩室戶的首付。”他現在每個月存下月薪的50%，留著買房用。

至於談戀愛，他說上一個女朋友談了一個月就崩了，因為對方年紀太小。一部分原因是韓國社會不再像以前那樣覺得買房子都是男人的事，也希望女方有經濟能力能共同承擔，導致自己對結婚對象的標準提高了，“這就是個死循環啊，等我32歲可能才能碰到合適的人吧，”他悻悻地說。

韓國健康與社會事務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18年，在韓國20歲至44歲的人群中，大多數人“單著”。在那些沒有約會對象的人中，51%的男性和64%的女性表示他們自願選擇單身。

由此，韓國家庭也在逐漸向“一人獨居”模式邁進，占總數的26%。也就是說，每四個家庭裏就有一個家庭存在隻有一個人的現象。除了獨居老人的情況，74%的“一人家庭”都是單身的、沒有結婚的韓國年輕人。

青年中近一半“貧困”

崔炫容已經是韓國年輕人裏的精英分子，更慘的或許是以安貞愛為典型的“貧困青年”，一批最容易被科技替代的底層勞動力。

每晚九點，都是貞愛父母賣炒年糕的路邊小攤最忙碌的時候，她下了班後一定會過來幫忙。

28歲的安貞愛已經工作八年，卻依然隻有月薪130萬韓元（約人民幣7700元），幾乎與最低工資標準持平。

從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的一份報告書來看，收入低於中間收入50%水平的人口定義為“勞動貧困層”，而韓國19~34歲青年中推測約有47.4%屬於“勞動貧困危機階層”，隨時會淪為貧困階層。貞愛的收入雖然沒有低於中位收入的50%，但一旦出現失業或生病等預料之外的情況，隨時都可能淪為貧困階層。

八年裏她先後換了四份工作，分別是課後輔導老師（月薪4200元人民幣）、百貨商店辦卡員（月薪7700元人民幣）、公共機關谘詢台員工（月薪7200元人民幣）、蟑螂藥生產工廠工人（時薪33元人民幣）。

在百貨公司做辦卡的工作人員時她最開心了，不僅工資在幾份工作裏最高，“而且還會發5萬韓元夏季休假費，過節也會發禮物，不像現在的公司，中秋節連一份紫菜或金槍魚套裝都不發。”

但以不穩定的勞動作為第一份工作踏入社會後，從此便難以擺脫這一身份。貞愛也發現，在韓國，工資並不一定會隨著時間逐漸增長。

問到為什麽不把百貨公司那份工作做下去呢？因為根據法律規定，百貨商店必須雇傭工作滿兩年的勞務派遣員工為正式職工。但從未有人做滿過兩年時間，因為這是百貨商店的“潛規則”，工作期間她從未聽說有誰做滿過兩年成為正式工的先例。一年零八個月後，貞愛辭去了工作。

貞愛說：“真希望一個月能賺到170萬韓元（約一萬元人民幣）”。她的夢想是出國旅行，但至今連護照都沒辦過。

而那些或穩定或不穩定工作著的人，還被韓國盛行的“加班文化”所困。在經合組織追蹤的37個國家中，韓國的工作時長排名第三。

經合組織各國每年最長工作時間

2017
年韓國人均工作時間為每年2024小時，即每周38.9小時（墨西哥43.4小時排名第一，哥斯達黎加每周41.9小時排名第二）。德國和丹麥的工作時間最少，為每周工作26和27小時。

2018年7月，韓國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將每周最長工作時間從68小時減少到52小時，希望韓國人下班後還能有一些私人時間。該法律首先要求超過300名雇員的公司執行，中小企業必須在2021年內達到這一標準。

工作、房子壓得韓國年輕人喘不過氣，而“先立業，再成家”逐漸變成這一代年輕人願意遵循的模式，沒有了經濟基礎，他們不得不暫緩結婚和生子。

韓國女性意識的崛起

婚姻

——不想再當奴隸的韓國女人

經濟壓力等客觀因素之外，低生育率的另一重要原因，來自人們內心觀念的改變。畢竟生育能力是一項女性獨享的權利，韓國女性希望能“自己說了算”。

對於她們來說，婚姻不再是一個那麽有吸引力的選擇了，或者起碼不是個必選項。

1994年的鄭藝琳（化名）現在是電影行業的藝術指導，她把自己歸為“三不一代”的一員，從拒絕長期戀愛開始。

“我談過四段戀愛，每段都不超過5個月，我不明白為什麽每個人都想擁有一個長期的戀愛對象。不是每段關係都要以婚姻結尾，這明顯就是一個老掉牙的製度。”

顯然韓國社會還無法把婚姻隻看做簡單的個人選擇。傳統的亞洲家庭中，許多內部的角色是捆綁在一起的，

特別是對女性而言。

一般來說，婚姻、生育、育兒和照顧老人需要一步步打通關，你的遊戲人生才算完整。然而，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正日漸影響著韓國的年輕女性，她們不想再背負這些沉重的“包袱”。

“我並不想在婚後被歸屬在另一個家庭裏，做別人家的媳婦，我隻愛我的愛人，並不愛他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啊。”鄭藝琳對於生孩子，也是同樣的態度，她不願意舍棄掉自身的一些價值，去成為“xxx的妻子”或“xxx的媽媽”，做別人人生裏的後綴詞。

她是個古靈精怪的女生，喜歡戶外活動，喜歡曬太陽，一次她和幾個朋友跑到漢江邊的草坪換上泳衣做日光浴，遭受了不少眼光。“在歐美女生身上再正常不過的事，怎麽亞洲女生一做就成了蕩婦？”

但是“男尊女卑”思想已經是滲透到韓國社會血管裏的毒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錢嶽的研究顯示，2006年，韓國25歲至54歲的已婚女性中，46%是全職家庭主婦。而已婚婦女(其中許多人擁有工作)承擔了80%以上的家務，但她們的丈夫隻承擔不到20%
。

家庭暴力問題更是遲遲不能解決，韓國犯罪學研究所去年公布了一項調查的結果，其中80%的韓國男性承認曾言語或身體侵犯過親密關係中的伴侶。

24歲的漫畫家張雲華（化名）在對BBC的采訪中說：“在這個國家，女人被期待成為男人的啦啦隊長”，當問到韓國男人是如何看待女人的，她的回答隻有一個詞：“奴隸。”

對韓國婦女來說，婚姻是生存的問題，與人結婚“縮小了女性的地位”，懷孕和生育則是“女性的巨大風險”。”她從未想過結婚和生子，“我的父親家暴了我的母親，這在韓國比我想象中還要普遍——我很高興我和媽媽沒有死”。

因此，對許多女性來說，結婚不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尤其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來說，她們擁有相較以前更多的工作機會，家庭外的價值被一步步體現出來，而在性別不平等的婚姻中能獲得的收益越來越少。

“女性已經走出家庭了，但男性還沒能走進家庭。”錢嶽教授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她們選擇攥緊主動權，推遲或放棄婚姻。

講述30多歲的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挑戰

生子

——高壓是最有效的避孕藥

崔文貞（化名）住在首爾西郊，當她告訴老板她懷孕了，她被他的反應震驚了。“我老板說，‘一旦你有了孩子，你的孩子將是你的首選，公司會排在第二位，所以你還能工作嗎？’”
文貞說。“他一直在重複這個問題。”

當時文貞是稅務會計師。一年中最忙的時候，她的老板給她布置了更多的工作。當她抱怨時，他說她缺乏奉獻精神。“他對我大喊大叫。我的身體開始抽搐，眼睛睜不開。”她那張長滿雀斑的臉皺了皺眉頭說。

她被送進了醫院，在醫院，醫生告訴她壓力帶來了流產跡象。住院一個星期後，文貞回來上班，她的孩子保住了，但老板正在盡一切可能迫使她辭職。

她說這種經曆並不少見。韓國在過去50年中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其文化是努力工作、長時間和專心致誌地工作。

韓國的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低工資的工廠工人，這些工人大多是女性。

首爾市市長樸元淳在發言中說：“‘低出生率社會’這個名詞，代表的是一種現象，其本質卻是女性一有孩子就要犧牲未來人生的問題。首爾必須要開始改變她們的人生。”

而養孩子的觀念也有變化，以前認為數量很重要，現在是質量，投入的教育成本也更高。特別在東亞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很大，增加了家長和社會對養孩子的期待。

當被問到如果她和她同時代的人沒有孩子，她的國家的文化將會死去，她說，是時候讓男性主導的文化滅亡了。“Must
die”，她突然用英語說，“must die!”

“一人經濟”下的韓國社會

單身是門好生意

“歡迎一個人來獨自小酌。”首爾弘大區的一間酒吧，門口燈牌這麽寫著。近幾年，首爾的一人餐廳、一人酒吧、一人KTV越來越多。

Honjok（獨身族）是一個韓國年輕人中時髦的詞匯，指那些樂意獨自活動的人。這是一個結合了“hon”（獨身）和“jok”（族群）兩個詞的新造詞。它在2017
年流行開來，Honjok的生活方式被認為是韓國傳統群體社會的重大改變。

Honjok可以被分為Hon-bap、Hon-sul和Hon-nol，可簡單粗暴地翻譯成獨食、獨飲和獨耍。年輕人在這些行為中不感到孤獨，不在意他人眼光，享受隻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

單身變成了一門好生意。商場裏賣的電器越來越小，“一人煮”電飯煲、半身高的一人冰箱、迷你洗衣機。便利店裏上架很多一人份包裝的食物、水果。單身香蕉上寫著“一天一根小香蕉”，按照成熟度的順序吃，從黃色到綠色。

一條記者在三年前初次去韓國旅遊時，最強烈的感受是：“年輕人都很享受談戀愛！”街上的情侶明顯比落單的多。但今年四月再去首爾，竟然真實地感受到情侶數量變少了。

在親密議題上，韓國從來都是一個“很喜歡談戀愛”的國家，甜到發膩的韓劇領域不缺題材，永不劇慌。但近幾年能看出變化，電視劇開始不少拍“女強男弱”的組合，告訴觀眾，輕熟女也要勇敢追愛，也能找到春天。

若以綜藝節目為例，《心動的信號》把三對陌生男女放進一間小屋，期待他們擦出火花；《曖昧生存戰》甚至讓素人和藝人組CP，不求有什麽實際的結果，你們隻要搞搞曖昧也好，讓我們看看愛情最初心動的感覺。

這多多少少都是韓國社會現象的映射，你們不願意主動談戀愛了，那我們就把戀愛最美的一麵拍出來，把不同戀愛方式的可能性擺到你麵前，讓你重新相信愛情。

韓國總和生育率60年發展趨勢

政府很努力，國民不買賬

從2000年到2015年，韓國總和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2左右，2017年降至1.05，如今又成世界上唯一一個總和生育率低於1的國家。

相比之下，中國在2016年的生育率約為1.7，日本約為1.4，與韓國同樣處在1左右的有新加坡、中國香港等，非洲很多國家則可以超過4。

一般來說，為保持人口長期穩定，總生育率需要達到2.1的更替水平，就是一對夫妻要生至少兩個孩子。若是長期低於2.1的水平，將會麵臨總人口數持續下降的危險。按照這個趨勢，韓國將以比日本更快的速度老齡化，總人數將在2031年後開始下降。

實際上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就曾撰文，將韓國列為頭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麵對這情況，韓國政府可沒少想辦法，在過去10年，他們為解決低生育率問題已經投入超過100萬億韓元資金（約6000億人民幣），卻始終看不到任何好轉的跡象。

樸槿惠政府曾經積極鼓勵生育，為此發布過一份“生育地圖”，標出生育率高的“模範地區”，希望激勵其他地區效仿，結果招來強烈反感，因為人們認為這是把人當作牲口。

比如開頭提到的網紅短視頻博主鄭世英，她在視頻裏討論政府幹預，想引發人們對婚姻的期望的轉變，對政府政策不買單，“隻想讓婦女結婚生子，把婦女當作生殖機器的政策不會走得太遠。”

“我的地區背景決定了我的決定，”鄭世英說。“我出生在慶尚道，這是韓國最保守的地區。我親眼看到已婚婦女如何受到殘忍對待和歧視，因此我認為婚姻和生小孩對婦女毫無益處。”

盡管政府應該擔心韓國的低出生率，但他們更需要考慮為什麽有更多男女青年拒絕結婚。

文在寅政府改變了方式，試圖走一條溫柔體恤的道路，來增進大家的生育意願：

1. 增加81萬個公共部門職位，為了降低目前高達11.2％的年輕人失業率；

2. 縮短每周最長工作時間至52小時；

3. 允許撫養8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每天少工作一小時，以便騰出時間來照顧孩子；

4. 提供看護兒童的補貼，比如首爾每月為養育5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提供約88美元的補貼；

5. 針對單身人士開展各種職業培訓；

6. 增加帶薪“父親假”（陪產假）等等。

有部分政策略顯成效，比如現在有更多的韓國男性開始休“父親假”了：2018 上半年韓國有8000
名男性休了父親假，比上年增加了66%。而2010 年全年，也隻有800人使用過這個假期。

但是有壓製就有反抗，有政策就有對策，韓國年輕人在生育率上的“叛逆”火種還暫時滅不掉。

這條下降的曲線想要把它拎回來，任重道遠。

華客網:世界首個“零生育率”國家誕生了 不禁擔心它會滅亡(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