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元老談香港 中美各打五十大板

上周，日益緊張的中美關係似乎變得更糟糕了。

美國國會眾議院全體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並送交參議院審議表決，北京及香港政府對此均予以譴責。同時，美國國務院的新政策要求中國外交官在會晤地方或州官員，以及教育和研究機構前，需事先通知美國國務院；中國駐美大使批評此舉有違《維也納公約》。

在商業領域，NBA風波並未平息，僅管中國似乎主動為爭論降溫。近日，NBA總裁蕭華(Adam
Silver)表示中國政府曾要求他開除此前發表「挺港」推文的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但他拒絕了這一要求；對此，中國表示否認，央視痛批蕭華「信口雌黃」，「遲早會有報應」。本周，央視並未播出NBA新賽季的首場比賽。

傅立民(Chas
Freeman)認為中美雙方都應該保持克製，要有收拾殘局的能力，不可放縱於情緒。他是美國的資深外交官，曾在1972年尼克森訪華時擔任首席翻譯，後來擔任美國國務院主管中國和蒙古國事務辦公室主任、美國駐華公使、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等職位，並且著作等身。多年來，傅立民密切留意美中關係，經常就此發表評論及演講。

傅立民現任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高級研究員。近日，他透過電郵接受紐約時報中文網的訪問。採訪用英文進行，以下內容經過編輯。

問：你認為在這個時間點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美國政府對香港抗議活動採取的正確舉措嗎？如果該法案獲得通過，你認為美是否可以就香港問題對北京施加更大的壓力，或者對北京造成任何正麵或負麵的重大影響？

答：首先，讓我們弄清楚這一法案的作用。（這裡是官方摘要）。

我認為該法案不會給北京帶來巨大的壓力。它的意圖是讓北京和香港當局注意到美國正在關注這裡，並準備取消其在美國法律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如果該地位不再與「一國兩製」原則，以及國際法治標準中自治實體的標準相符。這裡要注意的是，該法案中，簽證發放條件的豁免隻適用於因參與非暴力示威活動而被定罪的人士。現在發生的許多抗議都是暴力的。

該法案還要求總統報告綁架和酷刑的情況，並禁止向犯下此類違法行為的作惡者發放簽證。這麽做的目的是遏止內地警察幹預香港事務的趨勢，這個趨勢與香港在法治原則下作為一個司法獨立區域的地位背道而馳。

北京不應把維護香港法治的顧慮誤判為反華情緒。

問：中國就NBA事件強烈反彈，而且中美雙方為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支持抗議活動的推文爭持不下，這些事讓你總體上對中美關係的現狀有什麽看法？

答：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一段情緒化的艱難時期，雙方都傾向將彼此往最糟的情況想。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的言論反映了這種心態，也反映出美國對香港的普遍誤解。香港一直享有法治，但它從來都隻有有限度的民主。這種民主製度是根據「一國兩製」原則和實行該製度的《基本法》，在1997年主權移交時和之後建立的。過於追求完美，則往往會起反作用。北京2014年提出以符合中國對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的方式推進民主的草案，遭到和平抗議者的反對後，最終撤回。

自那之後，人們對於與北京有關聯的權貴階級統治的不滿日益俱增。香港的和平示威者現在不是在捍衛民主，而是要求更多的民主，要求香港的權貴階級和當局多加考慮普通民眾的問題，並試圖要求香港政府對推出草擬法案負責。雖然該法律立意良好，但在香港的法治之下，會損害對市民的保護。這些都是需要民間討論的問題，但隨著暴亂分子與警察之間的對抗不斷升級，討論已經變得不可能。

暴力示威者不應該受到外國同情。他們沒有捍衛「港人治港」的原則，而是在引致「港人滅港」。

話說回來，大陸對火箭隊總經理言論的反應是一種中國式政治正確的可悲實例，過於敏感、沒習慣中國的新財富和強大的中國人試圖對那些使用「敏感詞」的人下主觀判斷，將之視為「搞小動作」。這種不安全感、不願考慮他人的觀點或不願理性反駁他人觀點的做法，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沉迷此道都令我反感。一方麵是美國無法滿足中國受到尊重與平等對待的需求，另一方麵是中國也很難適應這樣一個事實：作為一個曾經令人敬畏的大國，寬宏大量比敏感多疑給中國的好處更大。在我看來，雙方自以為是，都不討人喜歡。

政治是使事情成為可能的藝術。要求不可能發生的事是錯的，但堅持就如何以支持或增強香港自治權的方式來改善治理展開對話，是完全合理的。

問：那麽，你認為身陷香港危機和貿易戰的美國公司，在應對這樣一場政治風暴時能做些不同的事嗎？

答：你得問它們。許多企業在香港有著長期投入的計劃。但是美國公司不必將其亞洲業務的運營部門建基香港。抗議者似乎正在令這樣做的政治風險越來越大。如果香港社會不能恢複安寧，北京方麵不重申「一國兩製」的話，許多企業會選擇離開——不是現在，就是之後。一旦（企業）失去商業信心，那就很難重建。觸犯法律無法促進法治，不管那些觸犯法律的人訴求有多合理。

問：你認為一個旨在終結貿易戰的廣泛協議是否有助於重啟中美關係？還是木已成舟——我們是否已經進入了經濟、軍事和意識型態對立的新冷戰時代，而這樣一個時代可能會比鷹派領導人和偶發的爭端持續得更久？如何從曆史的角度看當前的中美互動？

答：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的決定反映出了美國長期以來的挫敗感——即中國不願解決外國企業關於知識產權遭到侵犯，以及未能享受「國民待遇」的抱怨。一些企業感覺成了受害者，另一些企業感到被利用了。川普試圖提高中國在貿易問題上的籌碼是有原因的。但是，當他這樣做的時候，等於是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放出了一群非商界人士，他們對中國有著真實的或想像中的不滿，他們不會自己回到盒子裡。目前的中美關係是自尼克森開啟兩國關係以來最糟糕的時期。達成貿易協議將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但無助於解決中美政治、軍事和意識型態關係的惡化問題。這些領域及其涉及的問題必須分開來解決。

問：對於正在應對中美緊張局勢以及國內反應的中國官員和商界領袖，你會提出什麽建議？

答：不要關閉跟美國接觸的大門。如果你創建了新的組織來補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秩序，那麽就應該以一致的方式來運作它們，並讓美國加入。最終，為了兩國和世界的利益，中美需要合作。兩國早晚會意識到這一點，並採取相應的行動。

問：對美國的官員和商界領袖呢，包括總統候選人，你有什麽建議？

答：當美國官員和政治候選人支持香港的抗議活動或支持一部分的街頭騷亂時，這在北京激起了懷疑。對於與美國政府有關聯的美國人來說，重新發現沉默是金的力量符合香港的利益。美國不是香港和北京之間對話的一部分，也不應該假裝如此。香港落實自治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這會影響到貿易與投資。但是美國不能定義香港的政府形式，也不能決定特區政府應如何與香港市民互動、即使其可以但也不應該這麽做。

問：你如何看待美國政府對華採取的對等策略——例如，根據新的規定，中國駐美外交官應在與當地官員或教育及研究機構會麵之前通知國務院，就像美國外交官員在中國經常被要求做的那樣。你認為這樣的對等原則是與中國打交道的一個明智和有效的策略嗎？

答：1980年代，我曾讚揚中國向開放邁出的步伐——包括穩步改善美國外交官和領事官員進入地方政府、大學和智庫的管道。如今，我對中國關閉此類管道的程度感到難過，但美國比之前封閉的回應則使我更加不安。中國的國安機構是使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包括最初對中國和中國人有好感的美國人——與中國對立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國實施新的規定，將會削弱中國人對美國自由的欽佩。除了使美國所反對的中國限製顯得合理之外，它不會起到任何其他的作用。

兩國需要努力增進彼此的了解。收緊對接觸公民社會和下級政府的限製，並不會減少誤解和敵意。美國不能通過採取它認為適得其反的中國式做法，或效法中國對國家安全的偏執態度，來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華客網:美國外交元老談香港 中美各打五十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