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評論分析文章：雖然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隻字未提俄烏戰爭，但憂慮卻難以掩藏，如提2022年要“促進工業經濟平穩運行，加強原材料、關鍵零部件等供給保障，實施龍頭企業保鏈穩鏈工程，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俄烏戰爭加劇全球產業鏈重組，規模世界第一的中國製造業麵臨著曆史性衝擊，把製造業當作王牌的中共怎不心焦？
如果說全球產業鏈重組的“去中共化”是長期趨勢，表麵上尚不那麽激烈的話；那麽，俄烏戰爭對國際金融界的衝擊，則是即刻的、直接的，《華爾街日報》稱“外資大量流出中國股市”（
截至3月24日，境外投資者本月已拋售95億美元的中國內地股票），原因是“投資者重新評估地緣政治風險”。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給外國投資者敲響了一記警鍾，許多金融界人士根本沒料到這場戰爭會發生，他們在問“為什麽我們對俄羅斯的預判這麽不準，那我們還可能在其它哪些方麵做出錯誤的判斷？”投資中國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擔憂。這或許使2022成為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之年。下麵先簡單回溯一下曆史。
全球產業鏈重組之於中國的三個階段
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危機結束了全球化的高歌猛進，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增速放緩，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在持續了近30年的擴張後出現收縮。一些人稱之為“逆全球化”，並持續至今。在這個大背景中，全球價值鏈進行著深刻調整。就全球價值鏈重組與中國的關係而言，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8—2016。在全球化收益下降、成本和風險上揚的情勢下，中國卻逆勢而起，價值鏈進一步提升、產業集群進一步形成，使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大幅提升。同時，歐美國家提出“再工業化”；在經濟規律的作用下，一些產業也在移出中國。
第二階段，2017—2019。川普就職美國總統後，美國對華政策進行根本性調整。以中美貿易戰為標誌，中國的國際經濟處境開始逆轉。非關稅成本和關稅成本的雙重成本驅動下，供應鏈重置加速。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的研究顯示，
2015年-2017年，中國總體占美國市場份額是上升的，特別是高科技產品上升明顯（說明海外的產業鏈高端的部分向中國轉移），雖然勞動密集型產品下降（2015年開始是東南亞取代中國）；但貿易戰開打後，中國出口美國15大主要產品有14項比重都下降了，不論是勞動密集型還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這表明貿易戰對中國產品出口美國造成實質性的影響，全球產業鏈開始移出中國，尤其是那些把中國作為出口基地的產業。而美國也在加強區域合作。例如，2019年美國從中國大陸的製造業進口減少17%，從墨西哥的製造業進口量增加130億美元。
第三階段，2020—2021。瘟疫爆發，全球經濟一度“暫停”，疫情一直延燒，未來難以預測。這對全球產業鏈重組產生了複雜的、深刻的影響。
一方麵，疫情最先重創中國，“去中國化”的聲音一度高漲；但疫情隨即肆虐美歐，而中國疫情表麵受控，率先複工複產，全球供應鏈反而更加倚重中國。例如，根據中共官方數據（且不論其真假），這兩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分別高達32.16萬億和39.1萬億（人民幣，下同），分別同比增長1.9%和21.4%，鞏固了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這兩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分別為9,999.8億元和11,493.6億元，同比增長分別為6.2%和14.9%，實現引資總量、增長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2020年還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最大外資流入國。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與眾多跨國企業決策者們交流後認為，疫情其實放慢了中美貿易戰以來產業鏈的搬遷趨勢，而非加快：一是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導致無人願投；二是以TMT（科技、媒體和通信）產業鏈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在複工中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於其它新興市場的製造業優勢。
但另一方麵，從中長期角度看，疫情又分別從企業和國家兩個層麵強化了全球產業鏈重組“去中國化”的趨勢。因為現有的全球分工、基於經濟效率原則的全球采購與運輸物流體係，一旦關鍵環節斷裂，將麵臨巨大風險。具體而言，（一）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回歸本土，尤其是醫療醫藥等產業；（二）供應鏈“縮短”和保持“彈性”，將從離岸生產轉向近岸、在岸生產，深化區域合作；（三）分散化以增強產業鏈的抗風險能力，不再把供應鏈集中在一個國家，但分散化是個較長的過程，一些跨國公司或采取“中國+X”策略；（四）靠近市場、就地生產。
2022年或開啟新階段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俄烏戰爭的影響比“9・11”更大。筆者以為這有可能，但與“9・11”不同的是，俄烏戰爭隻是極大推進了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而非重塑。當然，這是一個大話題，本文隻簡單討論俄烏戰爭對國際經濟界投資中國的影響。
俄烏戰爭對中國經濟影響之大，隻看一個例子即可：中國股市動蕩之激烈。有論者提出，“為什麽戰事發生在歐洲，但中國市場的資產價格調整卻極為劇烈？為什麽中國股市的反應最為突出？”該論者認為，在沒有緊縮性貨幣條件的情況下，在市場流動性和企業資金沒有發生短期異常變動的情況下，這種脆弱性側麵反映了市場信心不足，也傳遞了投資者和企業家對於基本麵的擔憂，市場表現和過去的蓬勃向上時期相比出現了顯著差異（該論者還指出，俄烏戰爭“對於全球供應鏈調整的衝擊或比疫情衝擊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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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是“市場信心不足”。但這不僅是指國內投資者，也包含國際投資者。為什麽國際投資者對中國信心不足呢？
筆者以為，這是因為國際投資者的認知和心理框架被俄烏戰爭嚴重動搖了，開始從新認識俄羅斯和中共。如下四個因素，或使國際投資者與中共漸行漸遠，全球產業鏈重組之於中國進入新階段。
其一，俄羅斯敢悍然發動戰爭，它還是“後共產政權國家”，那麽作為“共產政權”的中共，是不是更敢於發動台海戰爭呢？中共行為的不可預測性，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前景難言樂觀。
其二，且不論中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現在最尖銳的問題是，中共會不會實質性援助陷入泥潭的俄羅斯？如果中共援助，美國的製裁將會如影隨形，這將比川普的貿易戰更嚴峻，誰還敢貿然投資中國？如果俄烏戰爭長期化，這個問題將更突出。
其三，進入2022年，中國疫情已經局部爆發，中共依然采取極端的“清零”政策，比如深圳、長春封城，上海“分區”封城，這與美歐解除疫苗令、口罩令“與病毒共存政策”形成鮮明對比，中共抗疫的所謂“政策優勢”、“體製優勢”已經轉向了“政策劣勢”、“體製劣勢”。
其四，中共無力應對“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衝擊，2022年中國經濟頹勢明顯，美國在華企業的經營狀況尚未回到疫情前水平，中國超級市場日益虛幻，能否在中國賺到錢都成問題。
以上四個因素，應使國際投資者不得不進行“長考”。 3月“外資大量流出中國股市”，或許是那些當機立斷者的快動作。
2022年是不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啟？時間會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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