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信任危機。它拷問著美國民眾的意願、靈魂和精神核心。我們可以看到這場危機正讓我們越來越質疑自身生活的意義，我們正在喪失自己對祖國同一感和目標感。”（《美聯儲》，威廉·格雷德）
1979年7月15日，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聚集在電視前觀看傑米·卡特總統這場演講——《一蹶不振》。
當時，美國進入至暗時刻，經濟遭遇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深陷滯脹泥潭，負增長、高失業與高通脹並存，美元三次貶值，金融市場幾近崩潰……
本文邏輯：
一、偉大的社會：滯脹危機因何而起？
二、尼克鬆衝擊：管控物價為何失敗？
三、卡特大屠殺：政策緊縮還是擴張？
四、裏根經濟學：如何走出滯脹泥潭？
1. 偉大的社會
滯脹危機因何而起？
1963年11月22日，美國肯尼迪總統協同夫人傑奎琳剛剛參加完一次競選活動，來到了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訪問。
12時30分，肯尼迪乘坐著一輛敞篷汽車遊街拜會市民，汽車緩緩拐入榆樹街時，埋伏的搶手向他開了兩槍，子彈命中了頸部和頭部，肯尼迪倒在了他妻子的懷裏，送往醫院後很快便告別了人世。
數小時後，警方便抓捕了一名叫李·奧斯瓦爾德的犯罪嫌疑人，但此人僅兩天後便被槍殺。案情一時撲朔迷離，古巴政府、中情局甚至副總統約翰遜都被列為懷疑對象。
一年後，由最高法院院長沃倫組成的調查組，給出了一份令人難以信服的調查報告《沃倫報告》。該報告將整個事件指向李·奧斯瓦爾德一人。據說，肯尼迪被刺殺後短短三年，18名關鍵證人皆不正常死亡。至今，肯尼迪遇刺依然是一樁世紀懸案。
這位出自顯赫家族的總統，在43歲時便以微弱的優勢擊敗了尼克鬆，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二年輕的總統。
在短短兩年多任期內，肯尼迪提出了一係列施政綱領，如改善城市住房條件、發展教育事業、改革稅收製度、修改農業計劃、保護和發展天然資源、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反對種族歧視、給黑人以公平權利等。
這些關於民生及民權的施政綱領，遭到了來自各方的重重阻礙，不少計劃沒有獲得國會的通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幹這些事需要花很多錢。
1961年，肯尼迪任期內的第一個年度預算就導致美國曆史上第一次非戰爭、非經濟衰退引起的財政赤字。第二年，肯尼迪又提出了1000億美元的年度財政預算。1963年7月，肯尼迪政府的開支就達到了940億美元，當年財政赤字將達70億美元，而黃金儲備卻降到了1939年以來的最低點。
肯尼迪在任兩年多獲得了不少支持，雖然他花錢大手大腳，但是美國不少民眾依然認為，這位信仰天主教的總統是一位年輕有為、富有仁愛的總統。
如今，肯尼迪被槍殺，美國民眾有點難以接受。這位年輕有為的總統為何會被刺殺？副總統約翰遜親眼目睹了整個刺殺過程。在事件發生後不久，約翰遜即在停在達拉斯機場的空軍一號總統座機上，由地方法院女法官休斯女士主持，宣誓就任第36任總統。
第二年，即1964年，是總統大選年。約翰遜決定參加競選，在密執安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正式提出了競選綱領，即“偉大的社會”計劃。其核心是保障民權，向貧困宣戰。
這個施政口號來自英國政治思想家格雷厄姆·沃拉斯寫的一本書，題為《偉大的社會》。最終，約翰遜憑借美國民眾對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的普遍同情以及施政綱領，以絕對優勢戰勝對手，成功連任。
1965年1月，約翰遜宣誓就任後，立即提出了一係列關於“偉大的社會”的谘文和特別報告。這一龐大的社會計劃，內容涵蓋環保、扶貧及農村建設：
一、環保治汙，美化城市，控製汙染產業及工廠；
二、向貧困宣戰，增加社會救濟，增加就業，解決低收入困難家庭問題；
三、加強農村建設，美化農村，修築高速公路，解決農村問題，對鄉村市鎮、村莊和農場進行規劃；
四、增加教育福利，新建中小學校舍，增加教師薪水。
約翰遜“偉大社會”計劃，其實繼承了肯尼迪的政治遺產，大部分都是肯尼迪政府時期關於民權及民生方麵的施政綱領。
在肯尼迪政府時期，國會考慮到財政赤字問題否決了不少計劃。但是，約翰遜總統接手後，由於美國民眾普通懷念並同情肯尼迪，約翰遜政府遞交的一係列法案，尤其是關於“偉大的社會”的法案（肯尼迪的政治遺產），以驚人的速度在國會中通過。
這位精力旺盛的總統，僅在他任職的頭兩年內，提請國會通過的立法“比本世紀內任何一個總統在任何一屆國會所提出的都要多”。
但是，這份雄心勃勃的“偉大的社會”計劃通過後，聯邦財政赤字便大規模擴張。1965年到1969年，聯邦支出總共增加55%，每年增加11%，而在此之前三年每年開支增加隻有2%。
其中，在關於“偉大社會”計劃的撥款中，衛生、教育、蕭條地區發展這三項經費合計從1965
財政年度的81億美元增加到1966年度的114億美元。
約翰遜政府期間，聯邦財政赤字迅速上升，除了“偉大的社會”外，還有一項開支也在大幅度擴張，那就是對越戰爭。
約翰遜政府擴大了對越戰爭，戰火燒到了越南北部，將戰爭級別上升為以美軍為主力的“局部戰爭”。1968年越戰高峰期，美軍投放兵力高到53.1萬人，可以說是深陷越戰泥潭。
如此巨大的財政支出，約翰遜總統必須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是錢從哪裏來呢？
約翰遜總統試圖讓美聯儲為財政部買單，但他開始並沒有把握，畢竟按照聯邦法律，美聯儲主席不會聽命於他。
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是小威廉·邁克切斯內·馬丁，他是美聯儲曆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主席。馬丁的重要功績是在1951年剛上任時，他通過協議將美聯儲從聯邦財政部中獨立出來。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即美聯儲的工作就是“在宴會剛開始時撤掉大酒杯”。
可見，馬丁是美聯儲鷹派人物，但是這一次他卻與約翰遜站在了一起。
1965年，馬丁提高了利率，約翰遜找到了馬丁，把他叫到了一間柴房，向他說明為什麽美聯儲要按總統的吩咐去做。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馬丁之前親自推動了美聯儲的獨立，這次卻完全按照約翰遜的要求做，在他任期內，聯邦基金利率幾乎就沒有跑贏不斷上漲的通脹率。
後來，美聯儲曆史專家、經濟學家亞蘭·H.梅爾澤揭了這位自1951年就主持美聯儲的馬丁的老底。他以自己的學術人格揭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事實”：馬丁一直認為美聯儲是聯邦政府的內部部門，是政府意願的執行者。
“美聯儲必須想辦法補貼預算赤字。國會和行政部門設定預算。美聯儲就成了國會的代理人。他（馬丁）認為不大幅提高利率就沒辦法補貼赤字。”梅爾澤說道。
事實上，在六十年代，美聯儲的威望很低，很多人包括馬丁在內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美聯儲應該與財政部協同，才能支持總統的統一決策。
最終，約翰遜的“偉大的社會”和對越戰爭擴大化，大大拖累了政府財政預算，導致財政大幅度擴張，赤字率居高不下。約翰遜政府的財政赤字於1968年曾創記錄地達到252億美元。
1967-1968年，馬丁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將利率下調到2%以下，M1和M2的供應量快速增加。
在五六十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界被凱恩斯主義統治。人們普遍接受這種操作：即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盡管這樣做可能帶來一定的通脹。
當時，最流行的理論莫過於菲利普斯曲線。菲利普斯曲線，原本是新西蘭經濟學家威廉·菲利普斯發明的。後來，經過薩繆爾森和漢森改良，並將其命名為“菲利普斯曲線”，並將這一曲線樹立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大旗。
菲利普斯曲線反應了通脹率與失業率負相關關係，它可以直接明了地告訴政府官僚、貨幣當局以及整個經濟學界，要想降低失業率，擴張貨幣增加通脹即可。
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大量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實施逆周期調節。約翰遜政府，大力擴張財政和貨幣，以彌補巨額的財政赤字，支持其“偉大的社會”計劃。
但是，到了1969年，菲利普斯曲線失靈了！
這一年，美國GDP掉頭向下，跌到3.1%。通脹率快速上升的同時，失業率並沒有下降反而直接飆升至6%。
美國經濟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經濟現象，即高通脹、高失業與低增長（增速快速下滑）並存。這時，菲利普斯曲線失靈了，凱恩斯主義者傻眼了。這時，薩繆爾森則將60年代英國一位政治家發明的一個合成詞“滯脹”搬了過來，準確地形容了當時這一特殊的經濟現象，但也無比打臉。
這是美國第一次滯脹危機。
二戰之後，世界迎來了難得的和平黃金期。戰爭時期的軍備技術民用化，以及前線歸來的大量勞動力，給歐美世界帶來了20多年的持續增長。
到了60年代末，軍用技術民用化紅利和勞動力紅利消失，計算機、微電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技術等尚未進入應用層麵。隨著西德、日本經濟的崛起，美國製造業競爭力下降，出口額占比快速縮小，黃金儲備逐漸減少，美元地位受到挑戰。
所以，這時，美國經濟進入周期性衰退，內生動力不足。
但是，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和對越戰爭帶來的巨大開支，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實施了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這樣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長期執行的凱恩斯式政策，投資邊際收益率下降，財政擴張對投資拉動的刺激越來越小，經濟增速下降，無效供給擴大；同時，貨幣擴張導致貨幣海水暗流湧動，若某一外在因素，如石油漲價、糧食歉收、進口受阻、外匯波動等，則容易點燃物價之火，造成通脹螺旋，引發全麵通脹。
這樣，美國的經濟問題便從周期性衰退轉向更加複雜的滯脹。
滯脹的出現，標誌著菲利普斯曲線失靈，凱恩斯主義破產。當時，被凱恩斯主義壓製了三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各山各洞、各門各派，傾巢出動，抓住這個機會，把所有的怒火和理論武器，都狠狠地發泄到了菲利普斯曲線身上。
從此，經濟學迎來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
其中，弗裏德曼對凱恩斯主義的批判是最為徹底的。弗裏德曼認為，菲利普斯曲線所宣揚的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替換關係隻在短期才存在。
他用貨幣中性理論解釋，貨幣擴張給市場帶來“貨幣幻覺”，人們會擴大產能及就業；當幻覺消失，就業和增長就會恢複到之前的水平，而物價卻上漲了。
他的結論是，長期來看，刺激性的經濟政策除了帶來通脹，其它什麽也沒有。
1967年，在這場論戰中，菲利普斯實在吵不過這群積壓了30多年怒火的經濟學家，便離開英國返回了闊別已久的澳洲。他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給自己確立了一個新方向——研究中國經濟。
2. 尼克鬆衝擊
管控物價為何失敗？
1968年，是總統大選年。約翰遜放棄參選，尼克鬆成功當選第37任總統。執政後，尼克鬆對內的目標是抑製通貨膨脹，重振美國經濟。
尼克鬆上台後，美國的國運也走到頭了，尼克鬆政府麵臨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麵。
當時，美國軍事上陷入越戰泥潭，經濟上陷入滯脹泥潭，在與蘇聯的爭霸中陷入守勢，尼克鬆上台後提出尼克鬆主義，直接與中國接觸，打開了兩國關係的大門；同時，結束了越戰，緩和了與蘇聯的關係。
尼克鬆總統擅長外交與政治，但是對經濟及金融卻一竅不通。不幸的是，當時美國經濟告別了二戰以來的景氣周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更要命的是，日德經濟快速崛起，美國製造業日漸式微，黃金儲備越來越少，美元搖搖欲墜，布雷頓森林體係處在崩潰的邊緣。
但是，尼克鬆顯然對此缺乏足夠的認識及準備，他甚至認為“美元問題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輕鬆搞定的”。
1969-1970年，尼克鬆為了消除通脹危機，一定程度上實施了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美聯儲也提高了利率。CPI有所下降，通脹率緩和到4.5%，但是GDP依然沒有好轉，1970年和1971年都停留在3.2%的水平，同時失業率依然高達6%。
1971年，為了謀求連任，尼克鬆放棄了緊縮性財政政策，他對《紐約時報》說，我正準備將美元貶值。當時，尼克鬆給予時任美聯儲主席阿瑟·伯恩斯明示：“我不希望太快告別首都華盛頓。”伯恩斯雖然為難，幾個月後還是這樣答複總統：“請您知悉，我們今天將降低貼現率。”
1971-1972年，伯恩斯實施了寬鬆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直線飆升，M1增長率超過6%，M2增長率超過12%。
伯恩斯是美國經濟學界的一代宗師，是弗裏德曼、格林斯潘的老師，曾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經濟顧問主席。伯恩斯一直都是尼克鬆的核心經濟幕僚，尼克鬆對他信任有加，經濟大事必問伯恩斯。1970年，尼克鬆任命伯恩斯為美聯儲主席，接替了馬丁掌控著美元的鑄幣大權。
但是，這位舉足輕重的大師，卻因“過於聽命於華盛頓的政治需要”，被批評為“當代最政治化的美聯儲主席”。
就在伯恩斯大肆“放水”之際，美元，已風雨飄搖。
1971年5月的第一個星期，黃金價格突然快速飆升，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被瘋狂做空，電光火石般的大幕正式拉開。
《紐約時報》1971年5月5日的頭版文章寫道：“歐洲金融中心遭受了兩年來最猛烈的貨幣投機狂潮折磨。持有大量資金的公司、銀行及各方都把不需要的美元換成德國馬克……或其他堅挺的歐洲貨幣。”
這天早晨，德意誌銀行在上一日購買10億美元的基礎上，再購買了10億美元，然後決定不再從事貨幣操作。瑞士、比利時、荷蘭和奧地利央行馬上跟進，關閉了本國的外匯市場。
5月的第二個星期，有4億美元的黃金從美國流出，美國的黃金儲備已經下降到二戰以來的最低點。
8月12日星期四的早晨，從法蘭克福、倫敦、東京和米蘭傳來報告，投機商已迫使德國馬克兌換美元升至20多年來最高位。
時任財政部副部長保羅·沃爾克意識到美元崩盤在即，必須立即向尼克鬆總統匯報。他打電話告知尚在得克薩斯州農場度假的康納利財長，著急地說：“我覺得您最好盡快趕回來。”
沃爾克於1969年1月20日被尼克鬆總統任命為主管貨幣事務的副財長。就任次日，國務卿基辛格就給他發來了一份奇怪的賀信，名稱叫《第7號國家安全備忘錄》，頁眉頁腳都打著“秘密”字樣。上麵寫著：“總統已經指示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工作小組，你被任命為該小組組長。”
尼克鬆和基辛格將美元問題納入外交戰略及國家安全層麵來考慮，他們意識到美元的危險性，要求沃爾克“必須在2月15日之前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關於美國國際貨幣政策以及實施的報告。”
自從1960年10月開始，基於美元的布雷頓森林體係頻頻遭受衝擊，愈發向特裏芬教授的預言（特裏芬難題）走去。美元已咬不住黃金價格，“每盎司黃金35美元的神聖價位”被大幅度突破。
1965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將法國存放於紐聯曼哈頓下城總部大樓地下室金庫價值4億美元的黃金，轉運回了巴黎的法蘭西銀行。當時，美國財政部隻剩下不到20億美元的黃金，不到美國對外償付義務的15%。
沃爾克的責任就是拿出解決方案。上任5個月後（1969年6月26日），沃爾克在尼克鬆總統、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美聯儲主席、經濟顧問、財長麵前匯報了《國際貨幣事務基本選擇》。
沃爾克在會上展示了一張黃金官價漲勢圖。圖上顯示，當時黃金官價已經從35美元翻番漲到了70美元。如此形象的視覺衝擊，讓尼克鬆立即有一種緊迫感。
最終，沃爾克提出了一個應急方案：終止美元兌換黃金。
終止美元兌換黃金，意味著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這讓與會人員倒吸一口涼氣。尼克鬆詢問伯恩斯的意見。伯恩斯是布雷頓森林體係的擁護者，他明確表示不同意沃爾克的方案：“不管我們做什麽，都不要有浮動匯率的浪漫想法。太多曆史教訓告訴我們，匯率的波動……會導致國際政治動蕩。”
聽完伯恩斯的發言，尼克鬆顯然有些舉棋不定，沒有當場表態，“很好，請及時告訴我我們所處的形勢”，然後結束了會議。
這次會議之後，美元的形勢越來越糟糕。第二年8月，尼克鬆總統接到康納利財長的報告後，找來了勞工部長舒爾茨：“我們必須去趟戴維營。”
1971年8月13日，在總統休假寓所——馬裏蘭州凱托克廷山的戴維營，總統尼克鬆、美聯儲主席伯恩斯、財長康納利、勞工部長舒爾茨和沃爾克五人召開了一場高級機密的會議。
會議持續了三天，會上的爭論異常激烈，總統就像裁判在聽在問。其中最為精彩的是，沃爾克和康納利聯手，與伯恩斯就中止兌換黃金進行論戰。
8月15日晚上，會議結束。尼克鬆總統在當晚對全國發表了長達20分鍾的講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宣布了“新經濟政策”：向全球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關閉美元兌換窗口；實行為期3個月的工資物價管製，以及勞資談判幹預。
次日，星期一，紐約交易所股票大跌3%，外匯市場一片混亂，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國際金融局勢動蕩不安。
尼克鬆戴維營會議的決定，製造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人類從此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和信用貨幣時代。日本金融界稱之為“尼克鬆衝擊”。
1971年10月，尼克鬆再次向全國發表講話，開始了“新經濟政策”的第二階段，重點是幹預物價，控製通脹。
但是，為實施工資、價格管製而成立的工資委員會和物價委員會根本不起作用。工資委員會一再向工會作出讓步：先確定每年工資增加的標準線為5.5%，後又同意煤礦工人增加工資15%。價格委員會在批準了兩家鋼鐵公司提價後不到三周，全國1500家大型公司中有三分之一要求提價，其中大部分獲批準。
結果，1972年，物價在管製條件下依然上漲了3.2%，失業率也保持在5%以上。
1972年至1973年，雞蛋上漲49%，物價“扯蛋”之後便“雞飛蛋打”，雞鴨魚牛羊豬等飛禽走獸都蹦起來，肉類整體價格上漲了25%。
德克薩斯一個農場主將4萬隻雞活活溺死在水塘，全國電視觀眾目瞪口呆。原因竟是當時家禽價格不夠高，還無法獲得補貼。
1973年4月，頂半邊天的家庭主婦發起了一場為期一周的全國抵製肉類運動。
尼克鬆花了一整年的功夫強控物價，“凍結”食品價格，結果物價失控，甚至造成嚴重的短缺災難。美國人在和平年代第一次發生了物資短缺，市場上的牛肉、食品大量消失了。
尼克鬆總統是凱恩斯主義的擁躉，他曾經說過：“我如今在經濟上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
尼克鬆的物價、工資管製，是凱恩斯國家幹預主義的粗暴操作，體現了宏觀調控的擴大化及逆周期調節的隨意性，最終遭致經濟規律的瘋狂懲罰。
當時，弗裏德曼用永久收入假說、貨幣中性理論及其作為統計學家的數據分析才能，擊中了凱恩斯主義的根基——有效需求不足假說。
供給學派經濟學家萬尼斯基則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對尼克鬆的物價管製政策加以抨擊：美國正在經曆一場經濟噩夢”，“美國的頂級經濟學家們口口聲聲要對經濟進行‘精準調控’……很明顯，學界一直與經濟一樣置身於危機之中。”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10月6日，埃及、敘利亞對以色列宣戰，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17日，為了報複美國支援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聯合多個石油輸出國每月減低5%的石油產量，並威脅徹底禁運。
第二天，尼克鬆依然向美國國會請求提供了以色列超過15億美元的軍火。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國際油價瘋狂上漲。石油價格從3美元一桶上升到12美元一桶，翻了四倍。尼克鬆大罵阿拉伯人貪得無厭，推高了美國的通脹率。
早在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美國政府與中東國家簽署了石油國際結算協議，指定由美元作為石油國際結算的唯一貨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石油美元。但是，石油危機爆發後，油價大幅度上漲，就相當於美元大幅度貶值。這是美國通脹快速上升的直接原因。
不過，弗裏德曼拒絕承認，美國通脹是由石油漲價造成的。在他看來，貨幣才是根源。
弗裏德曼認為，石油、豬肉、雞蛋等物價上漲帶來的通脹是短期的，會被市場調節所平抑。但是，貨幣超發帶來的通脹則是長期的。
在當時，他說出了一句通俗易懂的名言：“通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
就在那一天晚上，尼克鬆濫用職權對司法部進行“大屠殺”，震驚全美；31日，眾議院啟動對尼克鬆的彈劾程序，尼克鬆深陷“水門事件”。
1974年4月30日工資物價管製到期自動取消，加上美元貶值，物價報複性上漲。
這年8月，當經濟跌入低穀時，尼克鬆下台了。尼克鬆最終交出的經濟答卷是1974年GDP實際增長率為-0.5%，物價上漲12%，失業率高達9%。同時，股票遭遇地震級別的災難，美國標普500下跌了近43.3%，為曆次調整中最大跌幅。
美國爆發第二次嚴重的滯脹危機。這時美國人發現，全球石油價格已經回落，而美國依然深陷滯脹泥潭，滯脹問題根源在美國自身。
3. 卡特大屠殺
政策緊縮還是擴張？
尼克鬆下台後，副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接任。麵對二戰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局勢，福特也是一頭霧水，不知從何下手。
這時，一直倡導減稅的供給學派經濟學家阿瑟·拉弗（曾擔任尼克鬆總統的財政預算員），托萬尼斯基找到了福特總統的幕僚拉姆斯菲爾德試圖獻上減稅方案。
拉姆斯菲爾德早在尼克鬆時期就認識拉弗，並稱讚他為“天才”。拉姆斯菲爾德派其副手理查德·切尼，在兩大洲餐廳，與萬尼斯基、拉弗會麵。
席間，拉弗拿起吧台的一張餐巾紙，掏出鋼筆畫了“半個麥當勞曲線”，向切尼講述其降低稅率的減稅方案。
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事件”。四年後，萬尼斯基在他的暢銷書《世界如何運行》中，以濃墨重彩的筆法精彩地描述了這段故事，拉弗曲線才世人皆知。
然而，這次會麵後不久，福特政府並未采納拉弗直接降低稅率的方案，實施了以所得稅退稅支票為主的減稅法令。
除了減稅外，福特政府采取了削減政府費用、平衡預算等措施，美聯儲實施了相對緊縮的貨幣政策。福特接手的這兩年，GDP增速反彈，通脹率下降明顯，最低降至4%左右，不過失業率下降不明顯。
1976年，又是總統大選年。福特總統對連任頗有信心。但是，由於福特上台後特赦了尼克鬆引發了民眾不滿，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最終福特以微弱的票數敗給了吉米·卡特。
卡特接手後，首要解決的就是失業率問題。卡特政府放棄了福特政府的緊縮政策，選擇了擴張性的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於是，美聯儲增加了基礎貨幣的投放量，M1增速最高時達8%，M2增速保持在12%以上的水平。
在經曆了1975年的負增長後，美國GDP觸底反彈，此後三年（1976-1978年）增長率都在5%左右。
弗裏德曼當時批評卡特政府，用通貨膨脹換取就業增加的凱恩斯式需求政策，猶如揚湯止沸，無疑是飲鴆止渴，將經濟推向滯脹的深淵。這其實是“醫治一種疾病成為加重另一種疾病的手段”。
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政策不定，時緊時鬆，在控製通脹率和挽救增長率（失業）之間首鼠兩端，疲於應付；再加上，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刺激了投資銀行業興起，信貸貨幣趨於失控狀態，M2增長率超過12%，美國的失業率和CPI依然高於GDP增長率。
1979年又到了一個關鍵年份。兩伊戰爭爆發，導致石油產量銳減、油價在短短一年內漲了3倍。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
受此衝擊，美國通脹率直線飆升，從1976年的6%上升到了1979年第四季度的12.7%，失業率依然高達6%以上，GDP增速則急轉直下，1979全年增長率僅為3.17%。
1979年7月15日，卡特總統發表了著名演講《一蹶不振》。
“總統先生，我們日子難熬。我們隻想談血汗和淚水。”
卡特在演講中如此陳述民眾意見。
“我們對（石油進口）的過度依賴，已經極大地損害了我們的國家和國民。”
“這就是我們現在麵對的通貨膨脹和失業狀況加劇的原因。這種對國外石油的過分依賴，威脅著我們在經濟上的獨立性以及國家的重大安全。”
卡特將通脹歸結於國民過度消費和貪婪，以至於嚴重依賴石油，才被阿拉伯人牽著鼻子走。整個7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在告誡人們，要縮減需求、節約石油。
《一蹶不振》演講結束四天之後，卡特總統性情不穩定，一口氣將整個內閣十三名成員全部炒掉，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的財長及其官僚集團。這是美國總統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層“大屠殺”。
清理完“不聽話又不中用”的班子成員，卡特急於招兵買馬，首先他找了美聯儲主席G·威廉·米勒來擔任財長這個缺口。
如此一來，他也需要立即找一個美聯儲主席人選。身邊的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所羅門向總統推薦保羅·沃爾克。但總統的回答是：“保羅·沃爾克是誰？”
此時，心力交瘁的卡特總統一時想不起來這位尼克鬆時代的財政部副部長。尼克鬆下台後，沃爾克辭去了公職，正準備去華爾街賺一筆錢養家。當時，曾任美國財長的亨利·富勒拉他進高盛一起做合夥人，另外一家獵頭公司則向他開出年薪百萬美元的邀請函。
不過，這個關鍵時刻，美聯儲主席伯恩斯截胡了。這位與沃爾克意見相左的政治對手，卻向邀請沃爾克擔任紐聯儲行長。伯恩斯開出的價格是年薪9.5萬美元，但答應他入職時便一次性支付。
正當沃爾克猶豫之際，伯恩斯一句話打動他：“你是一塊做公職工作的料，保羅（沃爾克），千萬不要去別的地方。”
沃爾克在擔任財政部副部長時，推動尼克鬆總統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如今，美元遭遇全球圍剿，美國陷入滯脹泥潭，沃爾克若想挽回點什麽，美聯儲是再適合不過的地方。
1975年8月1日，沃爾克就任紐聯儲行長，並成為聯邦公開市場管理委員會的常任委員，負責管理美國的信貸供應和利率水平。
四年後，沃爾克受邀到白宮會見卡特總統。在一個小時的會麵當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沃爾克在講話。離開白宮之後，沃爾克對自己說，“他永遠不會把這個職位給我”。因為沃爾克當著總統的麵一直強調，實施高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且要求美聯儲保持獨立性。但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卡特親自打電話通知沃爾克出任美聯儲主席。
卡特為什麽選擇沃爾克，至今也是個謎。卡特的回憶錄《忠於信仰》對這一“標誌性措施”居然一字未提。隻是從《一蹶不振》中可以看出，他在任的日子裏一直渴望“美元的聲音”更加非同凡響。
沃爾克不受任何理論約束，不屬於凱恩斯主義，也不屬於貨幣主義，他堅持實用主義，且以手腕強硬著稱。
沃爾克就任時，收到了一份字跡潦草的信，開頭寫道：“親愛的保羅，我謹對您獲得‘晉升’致以慰問之情。看到您就任美聯儲主席，我為這個國家感到高興，但也對您注定要麵臨的困境深表同情……”落款是米爾頓·弗裏德曼。
正如弗裏德曼所言，沃爾克遇到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上任第一個月，在聯儲內部，沃爾克提高利息率的方案以4:3獲得通過。這是沃爾克實施高度緊縮政策的開始。
當時，美國通貨膨脹率創下曆史記錄，且依然凶猛上竄，沃爾克第一次“小試牛刀”發現市場沒有反應。
壓力重重的沃爾克給弗裏德曼回了一封信：“親愛的米爾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注定隻是艱難時局下的替罪羊……我在工作中對您主張約束貨幣發行的觀點並無反對……”
緊接著就是第二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會議通過了他提出的“小幅提高聯邦基金利率”政策。會上，聖路易斯聯儲行行長勞倫斯·魯斯提出改變政策方向：
“我們把利率當作傳統貨幣政策目標是否適當？考慮到你已講了那麽多問題，再加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過去多年有那麽多失敗的不愉快經曆……可不可以換個思路？”
魯斯是一位貨幣主義者，他拋出的問題，其實就是弗裏德曼所說的以貨幣發行總量為目標。在當時及之前，受凱恩斯貨幣數量論的影響，美聯儲都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
弗裏德曼隔三差五就會在媒體上批判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目標有問題，應該放棄利率目標，轉而盯住貨幣總量。
這就是貨幣政策領域著名的價格目標和數量目標之爭。
弗裏德曼的理由是，以利率為目標，會導致貨幣供應量不穩定，時而多時而少，從而導致市場對通脹的預期不穩定，反而加劇了通脹。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時期搖擺不定的政策導致的後果證實了弗裏德曼的判斷。
弗裏德曼提出了新的貨幣數量論。他的主張很簡單，控製通脹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控製貨幣總量。
當時，浮動匯率引發金融投機套利，商業銀行通過貨幣乘數創造大量信貸貨幣，並通過表外流向投資銀行，貨幣供給接近失控，導致美聯儲利率政策失效。事實上，在1975年，美聯儲試圖通過控製M1供給量抑製通脹，但因廣義貨幣膨脹而失敗。
弗裏德曼提出，控製貨幣總量，尤其是廣義貨幣，可謂抓住了新問題、切中要害。
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沃爾克命人起草一份徹底改革聯儲操作方法的大綱。一個星期後，他審閱了這份帶有機密字樣的三頁備忘錄。上麵寫著：“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將按照設定的貨幣目標，把基礎貨幣的增量規模控製在一定水平上，並以此控製銀行信貸的增長，這一操作方法可能導致貨幣市場的超短期利率發生寬幅震蕩。”
沃爾克其實采用了雙管齊下的辦法，即盯住利率和貨幣總量。他欣賞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的一句話：“中央銀行家生來具備兩隻眼睛，一隻眼睛釘住貨幣供應量，另一隻盯住利率。”
不過，有人認為沃爾克“向貨幣主義者出賣自己的靈魂”。更要命的是，市場完全理解錯了沃爾克的意思。投機商認為，美聯儲要放棄利率目標，等於對通脹繳械投降。
1980年初，通脹率瘋狂飆升。1月21日，黃金價格達到曆史新高每盎司850美元。
無奈之下，孤注一擲的沃爾克隻有持續加碼，他先將聯邦基準利率提高到12.5%，4月進一步拉升到曆史前所未有的21%。進入5月，通脹率高到15%。這一年，美國GDP增值率跌至-0.26%。美國經濟進入至暗時刻，滑入第三次滯脹危機的深淵。
媒體對沃爾克無不諷刺、嘲笑和謾罵。《紐約時報》社論說：“沃爾克是一個賭徒。他不自量力，明明缺一手好牌，卻押注甚高。”媒體用一戰時貝當元帥固守凡爾登，形容沃爾克的緊縮政策——堅守住了凡爾登要塞，代價是35萬人的傷亡。
沃爾克在回憶這段曆史曾說過：“如果
1979年以前有人告訴我，我會當上美聯儲主席並且把利率提升到20%，我肯定會鑿個洞鑽進去大哭一場。”
但是，沃爾克選擇了與世界為敵的方式抗擊通脹，就隻能無奈地接受這一切：“有時候，你不得不與魔鬼做交易。”
更糟糕的是，1980年又是大選年。麵對瘋狂上竄的通脹，卡特總統心急如焚，通過電視全國講話，強調通過行業價格及薪資管製，來應對“大通脹”。
另外，卡特還忙於調節勞資糾紛，希望盡量控製工資上漲。供給學派經濟學家貝利則批判這一政策的愚蠢，寫了《樹倒猢猻散》，還獲得了普利策獎。
沃爾克這種暴力去杠杆的方式，扼殺了市場的流通性，相當於完全犧牲經濟增長和就業，以抗擊通脹。這也相當於砸了卡特總統的飯碗。
1980年10月2日，距離大選隻有一個星期，卡特總統公開炮轟沃爾克“僵化的貨幣主義方法”。
卡特總統執政這幾年，美國經濟堪稱災難級別。除了失業率、通脹率、經濟增長率全麵敗退外，美元麵臨嚴重的國際信譽危機，甚至巴黎乞丐都公開拒收美元。政府財政赤字不斷上漲，在1980年高達740億美元。
當時，理性預期學派創始人羅伯特·盧卡斯，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對傳統經濟學做了深刻的反思：當前商界學者麵臨的任務是整理經濟災難留下的殘骸，然後判斷在“凱恩斯革命”這一著名的學術事件中，哪些是可以保留和派上用場的，哪些又是必須拋棄的。
實際上，這場曠日持久的滯脹危機，也引發了經濟學革命。
4. 裏根經濟學
如何走出滯脹泥潭？
1980年，是關鍵的一年。
11月4日，演員出身的羅納德·裏根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卡特、老布什，成功當選總統。
卡特將敗選責任歸咎於沃爾克。卡特回憶說，當初任命沃爾克為美聯儲主席時，經濟顧問就警告過我。沒想到，沃爾克將利率提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導致經濟衰退，成為我尋求連任的負麵因素。
裏根總統拿著“肯普-羅斯減稅法案”上台。幾年前，供給學派的拉弗曾向福特總統推銷減稅方案未果，這次他準備扶裏根上馬。拉弗是裏根的多年好友，拉弗找到了供給學派的一眾經濟學家，拉上議員坎普（足球運動員出身），給裏根獻上肯普減稅法案。
在競選時，裏根總統就宣稱，我已經告別了需求經濟學（凱恩斯主義），徹底支持供給經濟學。
裏根擔任總統後，拉弗如願以償地擔任了裏根的經濟顧問，同時供給學派的圖瑞、羅伯茨、恩廷等成功進入聯邦財政部。
這樣，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成功入主美聯儲，蒙代爾和拉弗的供給學派則入主白宮，凱恩斯主義失去政治統治席位，美國經濟決策開始被新的經濟理論所駕馭。
就在大選結果出來後，正在為卡特的敗選感到愧疚的沃爾克，如今又要考慮新總統會以何種態度對他。
半個月後，伯恩斯手裏拿著一份裏根經濟決策協調委員會起草的報告，告訴沃爾克：“米爾頓（弗裏德曼）希望撤掉美聯儲，也就是把你炒掉，然後用一台計算機替代。”在這份報告上簽名的，除了弗裏德曼，還有舒爾茨、格裏斯潘等裏根團隊的核心成員。
在新總統就職大典三天後，即1981年1月23日星期五，裏根設宴招待沃爾克。宴席上，裏根非常老道狡猾地問沃爾克：“我接到了一些人寫來的信，問我們為什麽要保留美聯儲。您希望我怎麽答複他們？”
沃爾克的回答是：“總統先生，對這些問題，外界的確有些擔憂，但我想您一定能夠說服他們，我們美聯儲運作得還不錯的。不幸的是，我們是華盛頓唯一在與通脹抗爭的機構……”
不過，令裏根與沃爾克都沒有想到的是，此後一年時間，美國經濟經曆了大蕭條以來最為糟糕的時刻，經濟深度衰退，失業率和通脹率居高不下。
沃爾克一直采用高利率政策，堅持高度緊縮不放鬆，白宮這邊像熱鍋上的螞蟻。
1981年3月30日，裏根總統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門口被一名精神病患者行刺。所幸的是，子彈距離心髒1英寸，裏根沒有重演肯尼迪式悲劇。
裏根遇刺為其贏得不少同情票。8月4日，裏根提出的減稅法案《經濟複蘇和稅收法案》順利地在參眾兩院通過。但是，裏根團隊裏的格林斯潘、伯恩斯等並不完全支持減稅政策，他們擔心減稅會增加政府赤字。
這時，還是供給學派的萬尼斯基看到了問題的本質。就在法案通過當天，萬尼斯基馬不停蹄地趕往白宮，手裏拿著一份五頁紙的文件，文件上訂了一張便條：“謹祝取得稅法方麵的光輝成就。”
萬尼斯基讓聯邦政府的安德森將文件務必轉交給裏根總統，並叮囑：“我知道，總統先生忙於減稅和預算削減，但現在的問題不是這個……現在的問題是貨幣”。
果不其然，這一年剛剛推行大規模減稅政策，政府財政赤字就創下了新紀錄。
此時，現在的問題到底是貨幣政策還是稅收政策，白宮和美聯儲各執一詞，雙方矛盾尖銳。裏根總統對沃爾克的強硬手段極為不滿。沃爾克則認為，導致財政赤字的原因是大規模減稅政策。沃爾克覺得有必要與裏根談一談。
1982年2月15日星期一下午，這天恰逢華盛頓誕辰紀念日，是美國的公共假日。總統穿著一件帶條紋的高爾夫球衫和一條茶色休閑褲，在輕鬆的氛圍中與沃爾克相談甚歡。顯然，他們已經達成了共識。
裏根在當天的日記裏寫道：“與保羅·沃爾克見麵。我認為我們之間在建立友好關係方麵有了新的突破，且形成了降低利率的共識。我覺得我們可以在6月之前讓短期利率降下來3-4個百分點。以後在考慮降低長期利率的問題。”
所以，沃爾克用稍微降低利率作為交換條件，促使裏根政府緊縮財政，並增加稅收。1982年8月19日，減稅法案實施一年，增稅法案便獲得通過，供給學派失望之極。
但是，1982年的經濟實際上已經崩盤，全年GDP增長率跌至最糟糕的-1.8%。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以來，工業生產下降了11.8%，持續衰退達44個月之久，遠超第一次石油危機時期的18個月。美國最糟糕的地方在金融市場——股票、債務和信貸市場處於即將崩潰的狀態。
當時，裏根經濟顧問團隊達70多人，其中包括弗裏德曼、西蒙、格林斯潘、麥克拉肯、伯恩斯、舒爾茨、溫伯格以及韋登鮑姆，“八大領軍人物”都束手無策。這一年，被嘲諷為“庸醫年”。
除了堅持嚴控貨幣總量和堅持高利率，沃爾克其它什麽也不能做。美聯儲委員們投票決定在1982年第一季度“不再增加貨幣供應”，並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14%。
沃爾克能做的隻有堅持到底，以及等待潮水般的嘲諷。當時，一群來自俄亥俄州的農民開著拖拉機到美聯儲門前抗議示威，要求沃爾克下台，撤銷美聯儲。
除了農民，裏根、議員、經濟學家、華爾街大佬、記者、工人對沃爾克都咬牙切齒。眾議員亨利·岡薩雷斯威脅要彈劾沃爾克：“突破良心底線，讓高利貸行為合法化。”
裏根對沃爾克持續提高利率也頗為不滿，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他連任。一次，一位記者向裏根提問：“你讚同國會上有人提出讓沃爾克先生辭職的意見嗎？”
裏根的回答是：“我無論如何也無可奉告。”事實上，裏根對其幕僚多次強調，下一任（1983年換屆）不能讓他再幹下去了。
或許真被弗裏德曼說中了：反正都已經爛透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沒有比這更爛，你盡管放手去幹。
不過堅持下去，好消息便逐漸湧現。首先是，由於沃爾克堅定不移地維持高利率，實施控製貨幣總量，通脹率在1983年下降至3.2%。
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股票市場上出現了回暖的跡象。1982年10月，道瓊斯指數從8月的770漲到了1000，這簡直是神話般的故事。
這預示著漫長而痛苦的滯脹時代結束了嗎？
這場危機，從1970算起到1982年，已肆虐了十三年。這十三年間，企業破產、銀行破產數以及失業率，都創下了二戰後最高記錄。企業破產數量達25300
家，GDP平均增長速度隻有2.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達到10.46%，失業率最高時達10.8%。
1982冬天，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悄然進入曆史性的拐點。通脹率的下降程度以及經濟複蘇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朝野、幕僚們的預測。
1982年之後兩年通脹率在4%左右，1986年降到1.9%。1983年經濟強勢反彈，GDP增長率為4.5%，1984年高達7.2%，統計專家大呼經濟過熱，呼籲美聯儲出手調節，1985年為4.1%。1982年之後25年間，年增長率達3.3%，與二戰後25年間的增長水平相當。
金融市場正在向蒙代爾的預言方向走去，出現了供給學派拉特裏奇預測的“美好場景”：大量投資從高通脹的商品投資轉向股票、債券、貨幣基金等低通脹的金融資產，一場前所未有延續幾十年的大牛市正在拉開序幕。
事實上，整個70年代以及這場滯脹危機，對當今世界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世人的預期。
桑特《紐約書評》如此稱讚：“裏根當選總統，意味著空中再次彌漫如麝香般芬芳的利潤。”後來，索羅斯將這一經濟奇跡稱之為“裏根大循環”。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陷入滯脹時，先控通脹，還是先刺激經濟增長，這是一個單選題。
從尼克鬆、福特再到卡特，這三任政府對此都舉棋不定，政策反反複複，反而加劇了通脹預期。事實上，不論從結果還是理論上都證明了，沃爾克是對的，忍受短期痛苦，先把通脹壓住。為什麽？
其中的邏輯不難理解：貨幣是一個經濟的穩定器；如果貨幣大幅度貶值，市場價格則會全麵扭曲，市場機製整體失靈，經濟則會陷入混亂，經濟衰退、停滯以及大規模失業則不可避免。
如果貨幣價格穩定了，市場才能逐漸恢複秩序，消費者、投資者、企業家才能做出相對合理的決策，市場自愈、自我調節的機製才能啟動。如此，貨幣價格穩定，通脹被控製，經濟和就業才會增加。
早在1940年代，德國弗萊堡學派創始人瓦爾特·歐根就明確提出過這一主張——貨幣目標優先原則。他認為，一切宏觀經濟目標都必須讓位於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則是保持價格穩定。
歐根《經濟政策的原則》一書中非常明確地寫道：
“隻要幣值的某種穩定性得不到保障，一切為實現競爭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堅定不移地把穩定貨幣放在首位，這樣做事實上是對其他政策目標的最大支持，也是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
歐根的這一主張，被沃爾克成功地運用到了抗通脹之中。隻是抗通脹這個過程中，貨幣大幅度緊縮，帶來經濟下滑、失業增長的痛苦和陣痛，讓人煎熬。
這種暴力出清的方式是反人性的，也是無奈之舉，需要與世界為敵的勇氣，而沃爾克做到了。
抗擊滯脹成功的關鍵是沃爾克按住了通脹，對內為美國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價格環境，促進市場機製自我複蘇，醞釀了信息技術革命——計算機、微電子、生物工程、新材料及核能技術；對外重新確立了美元的強勢地位，一掃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後的頹勢，締造了一個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新秩序及金融市場，促使大量國際資本流入美國，創造了幾十年的房地產、股票及金融大牛市。
這就是裏根經濟學（裏根大循環）的內核。
1983年，美聯儲主席換屆，沃爾克因抗擊通脹有功，聲望日隆。裏根頗為猶豫，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見了保羅——我是在8月1日任命他做美聯儲主席呢，還是別人？從金融市場的反應看，似應讓他續任。我不希望動搖他們對複蘇的信心。”
不久後，沃爾克成功連任。
在參議院通過沃爾克的任命時，參議員加恩對沃爾克讚賞有加：“我懷疑除了沃爾克以外，過去還沒有哪位美聯儲主席能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堅持履責。”
尼克鬆時代的沃爾克親手關閉黃金兌換窗口，終結金本位，將無錨貨幣放虎歸山，推動人類經濟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十年後，他又化身為孤膽英雄生擒通脹猛虎。沃爾克一身正氣，剛正勇猛，留下一句句振聾發聵的警句：
“維護價格穩定是社會契約的應有之義。我們給政府印鈔的權利，是因為我們相信經選舉出來的官員不會濫用職權，不會過度發行美元使之貶值，會讓美元與黃金等價。如果我們不信守諾言，就破壞了他人對美國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
後記
早在1977年1月，供給學派經濟學家貝利在華爾街日報上寫下了一篇著名的社論《凱恩斯已死》的社論。
但是，貝利的結論下得有點早。
連任之後，沃爾克在一次理事會投票時，意識到自己已失去對美聯儲最高決策權的掌控。裏根先後任命了馬丁、賽格爾等四位理事，他們掌控了多數票，與裏根、貝克一樣都試圖執行寬鬆貨幣政策。
會後，沃爾克大發雷霆：“從現在開始，你們可以為所欲為……但我不奉陪了。”
1987年6月1日下午，沃爾克拜訪裏根，遞交了辭職信。次日上午10點，裏根站在白宮新聞發布室的麥克風前宣布，格林斯潘替代沃爾克作為新任美聯儲主席。
1990年，旨在約束聯邦政府財政預算的平衡預算法案開始實施。這時，格林斯潘放棄了弗裏德曼時代的貨幣數量目標，轉向利率調節。從此，美聯儲實施泰勒規則，貨幣供應徹底失控。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伯南克領導的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政策。
這時，一種支持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的貨幣理論重現江湖——美國後凱恩斯主義者明斯基的學生蘭德爾·雷開創了現代貨幣理論，主張央行印刷貨幣，以供政府舉債，隻要利率穩定。
此後，滯脹危機，加入更多的元素：債務危機、資產泡沫、匯率危機、樓市危機……
2010年2月2日，美國參議院就金融監管法案中舉行的“沃爾克規則”聽證會上，83歲的沃爾克嘶聲力竭地說：
“我在此想明確地告訴你，如果銀行機構仍靠納稅人的錢提供保護，繼續隨意投機的話，危機還是會發生的。我老了，恐怕活不到危機卷土重來的那一天，但我的靈魂會回來纏住你們不放！”
華客網:美國的國運是什麽？一個大變局時代的來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