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撫鬆縣長鬆村的邊境防疫點
有讀者跟我說：”
其實我一直在等你寫寫我們吉林，很失望，到現在也沒能等到。並不是隻有上海人在受苦，我們這種小地方甚至更慘烈，隻是外麵不知道。吉林全省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但發不出聲音，在網上甚至都求不到一個熱搜。我們也是人，為什麽就隻能默默忍受，自生自滅？”
確實，我們無法回避這樣的質問：” 那些想發出聲音而不能，發了聲音也無用的人，他們不無辜嗎？”
相信我，我也一直在關注吉林疫情，隻是在當地的信息來源太少（隻有兩位朋友不時和我談起一點），有用的公開報道甚至更少，缺乏諸多可靠的細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也寫不出什麽花來。
吉林這一輪疫情來勢凶猛，3 月 12
日起宣布封省，有的小縣城哪怕在此後一個月間從未有過病例，但依舊封城，社會生活全部停擺。然而，在網上幾乎看不到從這些地方傳出的消息，那仿佛是個輿論場上的黑洞。
鬆原貨車司機之死的視頻截圖
偶爾有少數驚人的事件爆出，才會打破這一沉默的幕牆。3 月 31
日，網上一段視頻稱，吉林省鬆原市王宓服務區因高速封閉，一名貨車司機疑似被困車上 20
多天沒吃東西，最終猝死在車裏。這一悲慘而離奇的死亡一度引發了公眾關注，但沒看到事件內情的後續報道，也就很快在嘈雜的網絡上消失了。
4 月 9 日，網傳長春蓉橋壹號住戶居民王某在業主群裏號召進行 ” 敲盆行動
“，但她隨即等來的不是物資，而是被治安拘留七天並被處以 300 元罰款，理由是 ” 在政府保障生活物資的情況下 “，”
意圖向政府施壓，性質惡劣影響嚴重 “。
這次上海有許多錄音傳出，無論是市民打給疾控中心專家的、向居委會投訴的，還是跟防疫人員對話的，但一位東北朋友和我說：”
吉林被封了那麽久，你有看到什麽錄音嗎？沒有，別說是你，連我都沒看到。”
沉默也有可能是在呐喊。人心都是肉長的，人們不是沒有苦處，但說不出來，或者說出來就被迅速阻止了，又或者，他們根本就不會去打那樣的電話，因為根據對本地情況的了解，他們明智地意識到，就算打了也沒用。
在當地宣布 ” 社會麵清零 ” 前夕，有一位長春的朋友跟我說，目睹周圍人的困苦，他很抑鬱：”
吉林的疫情要比報道中能看到的嚴重得多了，身在其中，憤之、潰之、愧之。這次吉林的疫情，對比過去，看現在、想未來，似乎沒有改變的可能。”
銀川的防疫消殺
吉林人的處境，是疫情之下很多地方人們處境的縮影——相比起上海，恐怕更有代表性。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平日裏很少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燈下，甚至哪怕深受苦難，仍然沒能得到這樣的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種狀況有多嚴重，從一個細節就可見一斑：聽說有些省會城市的醫院裏，現在醫生甚至都覺得閑死了，因為底下縣市在大麵積封城之後，老百姓都去不了省城看病了。就算能進省城，搞不好出去了回不來，到時沒人敢接收，那可就進退兩難了。可想而知，那些地方也遭遇了就醫難，隻是人們都默默自己消化了。
直到前幾天，第一財經的一篇《四線小城市的奧密克戎阻擊戰》，才讓包括我在內的不少人得知，安徽淮南市其實從 3 月 28
日起也對所有小區實施封閉式管理了——跟上海浦東同一天。那些夾在市區和鄉下這兩端之間的縣城居民承受著最大的心理壓力，但連當地人，看來也不知道麵對這樣的隔離能怎麽辦。
在 ” 外防輸入 ” 的方針之下，最苦的是那些邊貿城市。黑龍江綏芬河已封城 60
天了，悄無聲息。隻是前一陣的一個不幸事件才讓人順便關注到一眼：4 月 4 日，自媒體 ” 喀秋莎來信 ”
爆出，雞東縣人民醫院外科醫生時軍，因為接診了一名來自綏芬河的患者（此人冒用其母的核酸陰性報告蒙混過關），導致本縣疫情擴散，事後他作為直接負責人，屈辱地戴著手銬腳鐐在醫院做體檢，不堪受辱，用牙刷挑斷自己股動脈自殺。
還有廣西東興，這座與越南一河之隔的小城曾因邊貿而繁榮，但現在眼看著人走城空。幾天前，網上有人呼救：”
我們廣西東興市是被遺忘了嗎？經曆兩次疫情，這一次疫情已經 40
多天過去了，還有新增，我心態崩了。不能複工複學複產，每天呆在家中，分不清今天是星期幾。……
外麵真的有人知道我們這個城市嗎？知道我們被封了這麽久嗎？”
不過若要比慘，可能雲南瑞麗才是真的慘：在緬甸疫情爆發後，為了守住國門防線，瑞麗在過去一年裏經曆了多達
9 次封城，城區被封合計長達驚人的 160
天！沿邊村寨每個村口都設置了卡點嚴禁出入，許多村民已有將近一年沒出門了。他們咬緊牙關，至今沒一例外溢出省，但居民們呆在家裏已做了幾百次核酸，仍然動彈不得。
瑞麗城區居民封城時間記錄
（圖源：丁香園）
人們為什麽難以發出聲音？很多人都說，那是因為他們忍受力更強、又沒有什麽渠道可以發聲，說了也沒人聽見，但我想這並不是全部原因。
我發現，很多人都會說：” 我們小地方沒辦法。” 這種 ” 忍受力 ”
的背後，是一種宿命論的態度：如果有辦法，我也不想，但現在沒辦法，隻能接受。E.P. 湯普森在《共有的習慣》中說，1866
年孟加拉饑荒期間沒有騷動，那時 ” 許多農村家庭裏的人慢慢地餓死，沒有發出一聲怨言或作出怨恨的跡象
“。這種宿命論的態度有時被誤認為是淡漠或順從，但其實是因為人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
他就此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然，饑餓的騷動者是饑餓的，但饑餓並不命令他們必須騷動，它也不決定騷動的形式。”
我們當下所見也正是如此，有些人甚至美化了這種吃苦能力，挖苦我：”
你們上海人有什麽好叫的？你們吃的苦多嗎？我們更苦，隻是不說而已。”
以往人們的普遍感覺似乎是：在一刀切層層加碼的防疫之下，小地方資源更少、措施更嚴酷，卻更難讓人解決自己的問題、傾聽自己的苦處；然而這一次，很多人發現，類似的情景竟然也出現在了上海，他們因此感慨：”
上海畢竟也在中國。”
這種 ” 都一樣 ” 的感覺或許能給無力者一點寬慰，因為當你發現所有人都 ” 平等地受苦 ”
時，多少會覺得自己當下的處境不那麽難以忍受了，有的人甚至很開心，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怨恨：” 讓你也嚐嚐我嚐過的滋味。”
即便如此，很多人的關注點仍然並不是受苦本身，而是赫然發現，上海人哪怕封城受苦了，得到的關注仍然多得多。網上有不少圖都在譏諷這種不平等：上海人並不見得是最苦，隻是叫得最響，結果得到了不相稱的關注。
然而，所有人都一起平等地忍受，其實並不能讓事情變得更好。此時此刻，最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我們每個人都不應受這樣的苦，而要推動改變，就必須盡可能地發聲。
為什麽中國取消了農業稅？因為負擔太重，把農民逼急了。然而，有研究表明，負擔最重的那些地區，農民常常很順從地就交了，抗爭最激烈的是浙江農民，他們要求換取公共服務，沒服務就欠繳農業稅。實際上，浙江農民的處境不說是全國最好的，至少也在前茅，而他們迫使基層政府讓步的結果，是換取了更好的公共服務，這又更改善了他們自身的處境。
發聲的目的，不應該隻是訴說一下委屈，之後卻什麽也沒發生，又或者，隻是得到大家長更好的關愛，而應該是推動改變。也因此，這次有外地朋友和我說：”
我們發不出聲音，在我們這裏沒可能，謝謝上海人喊出來，還是要靠上海來推動改變。”
當然，這也不是光靠上海能做到的，這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