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原本計劃在4月8日訪問日本後到訪台灣，但就在動身前一天晚上，其發言人在推特上宣布佩洛西確診新冠肺炎推遲亞洲之行。佩洛西亞洲之行的推遲，令中美因台灣問題的又一次激烈碰撞暫時緩和，然而二十多年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裏奇（Newt
Gingrich）就訪問了台灣，且是在訪問中國大陸後到訪的台灣。
1997年是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第二個總統任期開局之年，按照曾經的中美關係慣例——美國總統第一個任期通常對華強硬，兩國關係齷齪不斷，第二個任期沒有了連任的壓力，通常較為務實奉行對華友好政策——中美關係呈現改善的良好勢頭，克林頓在當年的國情谘文中表示，將尋求與中國“更深入對話”。1997年又恰逢中美《上海公報》發表25周年，中美外交進入大年，一改此前因美國同意台灣總統李登輝訪美形成的僵局。
1997年2月，新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訪華，這是其擔任國務卿後首次外訪歐亞9國中的一站。美國國務卿上任伊始，一般以歐洲盟國為首次外訪目的地，奧爾布賴特將亞洲列入出訪行程，足見克林頓政府對亞洲及中國的重視。3月，美國副總統戈爾（Al
Gore）、眾議院議長金裏奇前後腳訪華，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會見金裏奇時用“雨後初晴”來形容當時的中美關係。
2000年10月，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左）在韓國漢城與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右）、韓國外交部長李長彬（中）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
（視覺中國）
戈爾是截至當時1990年代訪華最高階美國官員，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朱鎔基、全國人大第一副委員長田紀雲都會見了戈爾。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於戈爾抵達北京第二天上午出訪歐亞4國，因而由第一副委員長田紀雲接待，三天後來訪的美國眾議院議長金裏奇也是由田紀雲接待。
江澤民在會見戈爾時，提出了發展中美關係要把握三個原則，其中之一是“切實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妥善處理台灣問題”，並稱“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它確立了處理台灣問題的指導原則。美方在台灣問題上是作出嚴肅承諾的。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台灣問題曾數度幹擾，甚至破壞了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的進程。我們反複談這個問題，就是希望不再讓它影響兩國關係的順利發展”。
李鵬在與戈爾舉行會談時也強調，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我們重視美國領導人關於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承諾，希望美方切實履行。”但在中國官方媒體的相關報道中，無論是與江澤民、李鵬會談還是與榮毅仁、朱鎔基、田紀雲會麵，都沒有戈爾談及台灣問題的隻言片語。
綜合中國官媒報道來看，戈爾訪華除了表達中美友好的意願，重點還在於即將回歸中國的香港，戈爾與李鵬會談後中美簽署的三個文件之一是《中美兩國政府關於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保留美國總領事館的協定》。美國當地時間3月27日，克林頓在白宮記者招待會上也稱，戈爾的訪華進展良好，比他預期的還要好，他因此很受“鼓舞”，因為這表明他實施的“同中國接觸的戰略是行之有效的”。
作為克林頓的搭檔，科爾擔任副總統長達八年，2000年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參加大選。圖為2000年10月戈爾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就佛羅裏達州重新計票發表簡短聲明。（AP）
3月27日戈爾離開中國首都北京前往外地訪問，當天美國眾議院議長金裏奇抵達北京開始訪華，成為1979年中美建交後第二位訪華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訪華期間，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朱鎔基、全國人大第一副委員長田紀雲、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會見了金裏奇，朱鎔基應要求介紹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經濟發展情況，錢其琛應要求介紹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
江澤民在會見金裏奇時，按照慣例重申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希望美國嚴格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要再讓台灣問題幹擾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在中國官媒的報道中，金裏奇對此予以了正麵回應：“美國政府和國會致力於‘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人民理解中國人民對香港回歸感到的自豪和興奮，希望‘一個中國’的設想在香港得以實現，並為最終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樹立一個成功的模式。”
3月30日，金裏奇離開上海前往日本，結束了訪華之旅。在上海期間，上海市長徐匡迪、前上海市長時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汪道涵等會見了金裏奇。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金裏奇在與汪道涵會麵後明確警告，“如果中國襲擊這個自治島嶼，美國將保衛台灣”。“坦率地說……我們理解原則上你們不會放棄使用武力的權利”，“我們希望你們明白，我們將保衛台灣”。
1994年擔任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時的金裏奇。次年，在金裏奇帶領下，共和黨時隔40年重新取得眾議院多數黨地位，1997年又成為二戰後第一位連任的共和黨眾議院議長。(視覺中國)
金裏奇還告訴《華盛頓郵報》，“中國領導人在四到五次會晤中，都冷靜地聽取了他的警告，隻是淡化了使用武力的前景，因此淡化了美國需要做出回應的機會”。《華盛頓郵報》還稱，“最近，一些美國決策者擔心，台灣可能會利用美國的支持作為通過獨立行動對抗中國的空白支票，因此傾向於采取更加模棱兩可的姿態。此外，一些中國官員懷疑美國在另一場對抗中援助台灣的決心”，因而金裏奇發表了上述講話，主張在台灣問題上不再模棱兩可，但金裏奇也強調“它並沒有揮舞軍刀，它隻是在提醒他們它在刀鞘中並且可用”。
結束中國訪問後，金裏奇訪問了日本，離開日本後訪問了台灣，並與台灣總統李登輝會麵，佩洛西原本也是計劃在訪問日本後到訪台灣。金裏奇在美國在台協會（AIT）發表講話時說明確表示，如果中國大陸運用武力進攻台灣，美國將不會坐視。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就此告誡美國，在外交政策上要以一個聲音說話，並指責金裏奇就美國承諾保衛台灣免受大陸任何軍事攻擊作出了“不恰當”的聲明。
沈國放還強調，中美雙方都希望海峽兩岸的矛盾能以和平方式解決，雖然這一結果不會在短期內實現，並指出金裏奇訪問北京時曾表示反對台獨。《紐約時報》在報道中也指出，“金裏奇先生的言論因其直截了當以及超出了國務院關於美國對台灣承諾的正常表述而值得注意”，直指金裏奇美國保衛台灣的言論“超綱”。
2012年金裏奇（右一）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電視電視辯論。（Getty）
《紐約時報》在報道中還特別寫道，“自從華盛頓在1979年與台灣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交以來，美國與台灣隻有非官方的聯係。克林頓政府迫於國會壓力，於1995年6月允許李登輝訪問美國的決定引發了一場持續到1996年的政治和軍事危機”。美國《發言人評論》3月21日的報道，也指出金裏奇是在國會保守派壓力下，才在亞洲之行中增加台灣一站，“他將嚐試在包括訪問中國、日本和韓國的亞洲之行中增加在台灣的停留”。
從本質上來說，無論是李登輝訪美還是金裏奇訪問台灣，背後都離不開台灣資助的美國院外遊說集團的發力，同時也與當時美國國內政治形勢不無關係。中國美國研究專家陶文釗所著《中美關係史》一書就指出，“克林頓連選連任成功，共和黨咽不下這口氣，發誓與民主黨政府作對。於是對華政策便成為一個方便的借口，一股反華逆流在1996年、1997年間應運而生”。
1997年上半年，美國國內對華接觸派與遏製派激烈交鋒，2月發生的“政治獻金案”即1996年大選中中國卷入對民主黨的“政治獻金”與《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的出版將這場爭論推向高峰，共和黨保守派與民主黨自由派聯手攻擊克林頓政府對華接觸政策。金裏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訪問的台灣，但就金裏奇訪華前後接受媒體采訪的發言來看，他並不將中國視為威脅，“總體上仍支持克林頓政府推行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
1990年李登輝就任台灣第八屆總統。（台灣國史館）
除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就金裏奇訪台的發言，中國官方似乎對此並未有太大反應，中共黨報《人民日報》上甚至連沈國放的抗議都沒有登載。金裏奇訪台也並未影響中美關係，1997年4月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訪問美國；5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沙裏卡什維利（John
Shalikashvili）訪華；10月江澤民訪美，這是12年來中國元首首次訪美；次年，克林頓回訪中國。經曆1997年上半年的對華政策大辯論，美國對華接觸派最終壓倒了遏製派，取得了微弱的優勢。
正如當時剛剛卸任的美國民主黨資深參議員納恩（Sam
Nunn）所說：“美中兩國現在被一張密密的利益網交織在一起，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為承認了這一現實，現在在華盛頓以及美國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對華政策上形成一種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識，既反對對中國持敵對態度，也反對熱情接受中國的條件，而是謀求同中國進行合作，同時現實地接受在價值觀與利益方麵存在的分歧。”
在中美關係持續向好之下，金裏奇訪台成為向好之下的一個小插曲。而由李登輝訪美引發的1996年台海危機，事實上也令美國意識到“台灣問題的敏感性，美國對台灣問題采取了更加謹慎的態度，在此後數年中采取了極力維持現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