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可能是全國擁有“老破小”居民樓最多的城市之一，這種始建於四十年前的六層新式公房，在內環邊緣沿著中環一片片鋪展開來。它們按片區擁有同樣的小區名稱，內部則用數字來區分彼此。
這些住宅小區多由幾十年前的安置房，或是早年單位分配的福利房構成，“老破小”的外號精準概括了它們特點。雖然隻有區裏統籌的物業公司和少有存在感的居委，但相對上海內環的高昂房價，這類小區因地段優勢，依托發展成熟的城市基礎設施，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吸引了不少外來務工人員租房置業，像一塊海綿，為上海的發展提供了緩釋的空間。這裏的房子，也是我這樣的新上海人最佳的“上車級”選擇。
在目前的小區購入房產後，初時，我隻短暫驚訝於對房產證上顯示的樓齡，居然與我的年齡一致。直到今年三月初，上海疫情開始大麵積擴散，我們小區成為最先被封控的一批後，我才逐漸意識到，房產證上顯示的樓齡背後代表的真正含義。
超老齡化社區
3月7日，我們小區在封控第二天就查出了陽性感染者。這意味著接下來14天隔離期，除開密接和陽性病例所在樓棟被封閉，小區的其餘居民還能擁有一定的自由。外賣快遞都能取送，居委會另在小區裏安排了菜攤、奶站，與移動互聯網絕緣的老年人還可以在小區搭建的框架裏繼續運轉。陽光大好時，我還能看到不少老街坊在樓下“軋三胡”（閑聊）。
待到封控第14天，小區迎來的不是期待的解封，而是“具體解封日期另行通知”的告知書。此時，市內疫情開始多點散發，我們街道幾乎每個小區都被封控，不安的情緒開始蔓延，網絡上流傳著上海要封城的小道消息。
雖然消息被“光速”辟謠，但我還是感到了異常——我的外地快遞全部停止向上海發件，外賣軟件上營業的店鋪越來越少，常光顧的超市線上派送時間變得愈發漫長。小區裏，菜攤排起了長隊，經常隻剩下土豆、洋蔥。若不是我撿漏了江浙人不喜食用的萵筍葉，也很難吃上綠葉蔬菜。
四月初，浦西開始執行“足不出戶”的封閉政策，這就意味著所有居民都不能走出家門。小區業主群開始招募打過疫苗加強針的男性誌願者——畢竟從此時開始，我們這個擁有30餘棟樓、2400戶、近5000個居民的小區所需的一切生活物資，隻能依靠誌願者從小區門口拉到每棟單元樓裏去。
我報名參加了誌願者，待到了集合的社區學校才發現，現任居委會因密接已被全員隔離，當前主持工作的是從閔行區家中匆匆趕來、住進社區學校的簡陋宿舍、早已退休的上任居委會書記。
全麵封控後，每日例行的核酸檢測便成了壓在居委會頭上的“重擔”，這也是我作為誌願者深度參與的工作之一。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小區裏“老齡化”程度到底有多高。首先，誌願者招募優先選擇青壯年男性，但我所在的六人誌願者小組，領頭的卻是一個七十來歲的奶奶，三十二歲的我是隊伍裏最年輕的一個，也是僅有的兩位男性之一。
待到全員核酸時，我還大致統計過，約百分之七十的居民都是年過六旬的老人，其中不少是自己獨居，兒女則被封控在其他小區。有的老人腿腳不便，常依靠輪椅出行，有的樓棟未安裝電梯，那些居住在高層的老人，隻能自己慢慢摸索著下樓來測核酸。此外，也不乏有年逾六十的兒女領著耄耋之年的父母這樣的超老齡家庭存在。
對誌願者來說，給這些老人測核酸的最大難點，是要逐個教會他們用智能手機把核酸碼調出來。每當這時我都在心裏嘀咕：這些老人做個核酸掃碼都已經如此困難，那換到生活購物，那些我們年輕人都搶不上菜的網絡團購，他們又該如何？
小區裏的公共休息區域都被拉上了封條
老人救老人
為了盡可能維持社區正常運作，每天早上至深夜，臨危受命、年近七旬的老書記都要身著防護服坐在社區學校前台主持工作。因疫情管控，所有物資依賴社區團購，居委會要根據街道政策製作團購準則，並下發到各個樓道微信群裏。
每個團購都必須向居委會申請備案，還要準備兩到三人的運輸組成員，負責卸貨、消殺、分揀。團長需將供應商方麵的相關證明、相關送貨人員的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遞回給居委會審核。
為避免非必要生活物資的團購，以及未報備團購被小區拒收等意外情況，老書記需要一遍遍向前來申請團購的居民解釋街道下發的團購政策。除此之外，她還要為有外出就醫需求的居民開具證明，預約誌願者派車接送。
當封控周期無限拉長，大大小小的團購群成為維係小區生活的新引擎，居民們的各類需求越來越多，日常隻有六七人待命的臨時居委會，工作便更捉襟見肘。
對一些更年輕化的社區來說，上海實行全域靜態管理後，誌願者就是維持小區正常運轉的重要力量。但在我們小區，誌願者也是“奢侈品”。一方麵，因為工作有感染風險，招募的誌願者要求接種過三針疫苗，且無基礎疾病。這一標準放在一個老齡化嚴重的小區，合格者寥寥。
另外，誌願者還要協助居委搬運和派送物資，對上了年紀的誌願者來說，完成這些也並不容易。大多時候，愛心物資的派發是一種“玄學”——誰也不知道它什麽時候到來。我曾參與過一次午夜卸貨，一輛滿載物資的卡車停在小區門外，需要誌願者和保安一起將貨物搬運下來。愛心物資有時是米麵糧油，有時是新鮮蔬菜，但無論是什麽，因為小區沒有適合存放大量物資的倉庫，它們都需要盡快被分發至居民手裏。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兩千餘戶居民，分住30多個樓棟，而小區內派送物資的工具，除開居委提供的幾架簡易板車，隻有三輛保潔人員常用的三輪車。運輸設備有限、誌願者稀缺，我還見過隔壁組的誌願者、一位年過五旬的阿姨，一人推車派送六七大箱食用油。
一拖車的食用油相當重，三個誌願者艱難地在小區裏拖行
就連看上去最簡單的工作：協助測核酸，完成起來也遠比想象中艱難。核酸檢測前，誌願者要穿著“大白”進入樓棟，通知每戶居民下樓等待。四月初，上海出現了一次火箭式升溫，連續幾天直逼三十攝氏度，而“大白”密不透風，哪怕是像我這樣的“壯漢”，穿上後也很快渾身被汗水浸濕，高溫下，體能更是急速消耗——前後不過一個多小時的核酸檢測，回家後，我紮紮實實睡上了十個鍾頭。
救命藥
因為小區老年人多，有各類身體隱患的也是不少，派發藥物成了誌願者的另一項重要工作。這個任務同樣艱巨——三月初，小區剛封控時，上海市內的運輸係統還在工作，藥物能通過社區衛生院以及快遞流轉到住戶手中。待到四月，上海實行全域靜態管控後，市內與市外物流都出現阻斷，市內醫院很多藥物出現大麵積缺貨。我在社區衛生院清點采購藥物時，聽聞幾個工作人員閑聊，附近的大醫院裏藥物奇缺，一間大型二甲醫院，現在僅能找到一支胰島素，精神類藥物更是全麵斷貨。
在我們這樣的超老齡化小區裏，藥物是僅次於，甚至是優先於食物的存在。誌願者們前往每個單元送藥，都需用上超市最大尺寸的塑料袋，即便如此，也總是不能配齊居民們所需要的藥物。
“我自己的高血壓藥都勻給我老婆吃了，再不開到藥，我們倆都沒有藥吃了。”某次取藥時，一位看上去已過古稀之年的老人朝我直歎氣。高血壓患者停藥的風險不言而喻，但我們能做的，也隻是一次又一次表示：很抱歉，我們會去和街道反應。
派發藥物的工作非常瑣碎，除開統計信息、購買和分揀藥物，我們還要承擔替醫院收取藥款的任務。遇上醫保全額覆蓋藥費的情況最省心，但是遇上沒有醫保，或者醫保部分支付的藥品，我們還需要代收費用。
“如何找零”是我們麵臨的另一難題，大部分老年人沒有手機支付，有些藥物費用精確到角到分，每當這時，誌願者隻能窘迫地待在樓道，或者自己主動抹平這些差額。當然，也有意外，某次，我和同伴正一臉尷尬地向一位上海老阿姨解釋還需再支付四分錢，對方一臉從容地從兜裏掏出了整齊的四個分幣。
幸運
身處因疫情而暫時停擺的上海，每個人的境遇不盡相同。那些此起彼伏響動著的微信群裏，壞消息總是比好消息多。幾個同樣住在“老破小”片區裏的朋友，麵對的卻是：居委會癱瘓，樓棟群聚感染，食物缺乏，誌願者間內訌不斷……隔壁片區就連愛心物資都出現了質量問題。
我比較來看，自己應該算是比較幸運的那一部分人，物資尚餘，所在小區的居委會和誌願者組成的臨時機構，還能基本維持近五千人的生活運轉。哪怕我這個新上海人常聽不明白本地人嘴裏的上海話，造成溝通問題，但在做誌願者工作時，我也沒有被人刻意為難過。
小區裏的社區學校成了臨時指揮中心
很多本地老阿姨、老叔叔看到高溫下穿著“大白”的我們，都會說上幾句謝謝，並不停地感歎：你們老辛苦了，真的不容易。這些土生土長，或者長久生活在上海的老年人大多時候溫和有禮，麵對我時最激烈的情緒，是在知道我的外地人身份後義憤填膺地提問：“為什麽網上總說我們上海人對外地人壞了？哪有不給外地人分物資了！”
在疫情封控期間，我確實沒受過差別對待，鄰居阿姨還常給我送來物資。我不知道不怎麽上網的老人們從哪得知的輿論，隻能安慰道：“壞事傳千裏，好事不出門”“網上這些消息多少有些嘩眾取寵”。
四月中旬，街道派發的物資開始變得頻繁，緊缺的糧油紙巾和調味料的供應也慢慢跟了上來，我這樣的誌願者偶爾還能領到“旺旺雪餅”這樣的小福利。小區封控已經近四十天，依舊有零星的陽性案例，伴隨小區每一位居民清晨醒來的，是每日例行的核酸抗原檢測。
誌願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派發物資
我們逐漸習慣了社區團購的生活模式，彼此不知姓名，卻用門牌號來互相稱呼。這幾天，緊隨風潮的開發者為上海的“團員”“團長”們製定了帶有樓號門牌號的頭像生成小程序，我和鄰居接二連三換上這樣的頭像，像是在一場大型的行為藝術中共同等待著解封日的來到。
微信上，很快有朋友給我發來截圖，是一個換了新頭像的上海人在朋友圈自嘲——“當你參與團菜的時候，房號比姓名好用多了。”配圖是一張周潤發在《監獄風雲》裏佩戴著編號的電影劇照。
紅碼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截稿日，我期待的解封依舊沒有來到，雖然新聞APP裏推送了部分上海企業將逐批複工的消息，朋友圈也有“防範區”的朋友走出家門的新鮮狀態，但這一切與我無關——這天早晨，我收到了徐匯疾控中心打來的電話，被告知“核酸混檢異常”，要居家等待專人上門核酸複檢。
我掛掉電話，打開隨申碼，保持許久的綠碼，已經變成了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