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層麵的‘後遺症’讓她感到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
5 月 23 日晚上 8 點，餘文（化名）在教師宿舍裏突然接到一個電話。
電話那頭是公司的同事，他開口問了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曾經得過新冠？”
餘文的確得過新冠，而且是兩次。她在烏克蘭一所大學的曆史係讀研，今年過年期間確診了新冠。受 2
月末開始的俄烏衝突影響，她尚未完成學業就回了國，落地後在隔離期間被通知複陽了。
那是一段兵荒馬亂、不堪回首的日子。在她的自媒體號 ” 我是小妖怪 ” 上，她發了多條視頻記錄當時的崩潰心情。
所幸康複沒花多長時間。結束隔離後的餘文以為，自己等到了撥雲見日的時候。她找到工作，去了河北某縣城的一所重點高中教俄語。但 5 月
23 日晚上的那一通電話，顛覆了她剛剛開始的正常生活。
她被辭退了。校方要求她在一小時內收拾行李搬出學校。
” 你得過新冠？”
年初，餘文和新冠纏鬥了一個多月。
第一次確診是在烏克蘭，過年的那幾天。餘文說自己那一段時間一直堅持戴口罩，確診新冠的前幾天也都沒有出門。”
還擱家貼春聯，歡歡喜喜的，沒想到自己這個‘普通的感冒’是新冠。”
2 月 24 日，俄烏衝突爆發，在之後的一周內，大批在烏的中國留學生陸續撤至周邊國家。餘文也是其中的一員，她 3 月 3
日抵達匈牙利，並在 12 日乘撤僑班機回國。上飛機前，她聽從使館的安排通過了幾輪核酸檢測。沒想到落地兩天後，3 月 15
日，餘文被醫院通知確診第二次新冠陽性。當時她正按照規定，下飛機後在酒店隔離。
她拍了條視頻，苦笑著給大家講故事。這一次，她被拉到了集中隔離的醫院，7 天後轉陰康複出院。
4 月 14 日，醫護人員引導解除隔離醫學觀察的市民有序出艙。當日，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方艙醫院首批 322
名患者解除隔離醫學觀察，順利出艙。
盡管經曆了曲折，但餘文還是努力保持樂觀。其實在回國之後，她就隱隱地感覺到有些東西和之前不一樣了：以前每次她從學校回家，有位朋友都指定會約她出去吃飯。但這次回來，那位朋友卻一直沒有聯係過她。”
她可能還想再觀察一段時間吧，” 餘文笑道，”
但我也心知肚明，好幾個月了，我就覺得我們是不是沒辦法做朋友了。不過這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朋友，對吧？ “
餘文說，和她一樣在國外染上新冠的留學生，多數人會選擇隱瞞自己的新冠史，但經常拍 vlog
的餘文，大方地覺得可以把自己的經曆和治愈過程分享給更多人。” 那都已經是翻篇的故事了，都已經康複了，得向前看。”
5 月 4
日，餘文從老家河南拎著箱子到了河北的學校。僅僅在前一天，她才敲定了這份工作。從烏克蘭回國後，餘文一直在嚐試找工作，但都很周折，因為她的學位證、畢業證等各種招聘需要的原件都被迫留在了烏克蘭。最終，她在五一假期前給一家教育機構投了份簡曆，5
月 3
日那天，公司通知她，河北某縣城有所高中急缺俄語老師，需要有教師資格證和語言過關的人去任教，今天通知，明天就要上崗。當地的防疫政策是無需隔離，隻要在當地住滿
14 天，在頭尾兩天的核酸檢測結果陰性即可。
餘文本科就讀於哈爾濱師範大學。” 做老師是初心，” 她告訴《中國慈善家》，”
我當博主，收入還是比當老師要高一些，當老師不是為了掙錢。” 幾千塊錢的工資，7
人合住的上下鋪宿舍，她仍然覺得是個不錯的機會。校方告訴公司方麵，因為急招，餘文的工資可以跳過實習檔，直接按照正式工資發放。
校方的懇切態度讓餘文心裏對這份工作相當篤定。她開始著手添置必需品——床簾、靠枕、小桌子、小風扇、眼罩、書立、收納、熱水壺等等，還自費給學生們買了些本子和筆，批改作業用的紅筆也備了
100 支。
按照流程，餘文需要上 3 節試聽課，之後即可轉入正式的教學。她的社交賬號上記錄了 21
日第一節試聽課的一些片斷：在開設俄語課之前，學校已經引進了日語課，很受孩子們歡迎。性格外向的餘文就在課間跑到走廊上拉人，”
明天同一時間，給俄語老師一個機會，大家一定要來啊！”
後來的課堂上，學生們的熱情也讓她有點受寵若驚——隻是提了一句自己的留學經曆，下麵的孩子們就突然鼓起掌來。
4 月 14 日，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方艙醫院首批 322 名患者解除隔離醫學觀察，順利出艙。
但試聽課隻上成了一節。
5 月 23 日晚上 8
點，餘文接到一個電話，是公司的同事。對方隻問了兩個問題：你是否曾經感染過新冠？什麽時候感染的？餘文都如實作答了。
”
過了一會，他又打來一通電話，說讓我現在收拾一下行李。我說這是出什麽問題了嗎？我錄了電話錄音，排除了工作能力上的問題。同事很著急，叫我立刻走。”
餘文向《中國慈善家》回憶。
餘文說，時間挺晚了，能不能在學校先再住一晚，明天白天再搬走？對方的答案很堅決：不行！必須在一個小時內離開！
在慌亂和委屈之中，餘文哭了。那天晚上，她前後接了七八個電話，全都是催促她離開，其中也有校長打來的，問她行李收拾得如何，是否能快一點
……
後來她了解到，校方也不知道是從哪裏得知她曾經患新冠的消息，馬上就聯係她所在的教育公司，讓公司核實。公司核實之後，學校立即做出辭退決定。
雖然很崩潰，餘文還是攤開行李箱，流著淚收拾行李。”
我也理解學校，學校是很特殊的地方，孩子馬上要參加高考了，不能冒一點風險。確實學生、家長和學校也為防疫做出了很多努力，畢竟是個很多人聚集的空間，所以他們有些害怕，我可以理解。”
餘文對《中國慈善家》說。
當初餘文剛到學校時隨身隻攜帶了一個 16
寸的小行李箱，原本打算長住下來的她慢慢添置了許多東西，在倉皇離開的時候就變成了巨大的包袱。校方要求一個小時以內離開，她就隻能用塑料袋盡可能把東西裝起來。東西很多，她和同宿舍的一位女老師來回搬了幾趟才搬完。
餘文入職的時候，學校派了車去接她；但被辭退時，餘文被告知隻能自行找辦法離開。
晚上 9 點，校長親自在校門口監督，目送她坐上了自己找的車。
後來，她在學校的一位同事告訴她，自己也接到了校方的電話，詢問有無新冠病史。
5 月 9 日，上海，一名從方艙醫院出院的市民帶著行李騎車回家。
隻想回到平凡生活
在被學校辭退之後，餘文還被公司告知，合作的一百多所學校都沒辦法再接受她了——她可能將在很長的時間裏與教育行業無緣。公司提出，如果她願意，可以調整到行政崗位，無需離職。這顯然和自己的職業規劃不符，餘文拒絕了。
餘文把自己的這段經曆寫下來，發在了微博上，引起很大關注。” 這不是歧視新冠康複者嗎？” 許多人替她打抱不平。
2020 年，多家媒體曾報道過新冠康複者的窘境：有出院患者乘社區派的車回家，司機卻拒絕把她送到地下車庫，對她說：”
你還知道怕醜。” 她當即表示自己要下車回康複驛站，” 那裏沒有人歧視我們
“。有康複者回家後漸漸發現鄰居躲著自己，曾經的朋友也不願和他們見麵。還有康複者本該複工，卻一直被單位拖延到失去了原本的晉升機會，委屈積累太多，最終被確診為重度抑鬱。
” 我們戰勝了病毒，卻還要被當作病毒一樣被孤立排擠。” 一位受訪者說。
而因為害怕身份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歧視和麻煩，也害怕引起周圍人不必要的恐慌，多數康複者不敢公開自己的經曆，希望沉默能掩蓋他們本不必承擔的關注，讓他們重新擁有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盡管開誠布公給自己帶來了巨大麻煩，但餘文仍然選擇發聲，希望能以此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在她發布相關微博後，在轉發和評論區裏，很多用戶寫下了自己或周圍人因新冠史遭遇的不平等對待。
李菁（化名）也是評論區留言的人之一。李菁是吉林人，3 月 9 日開始按照小區要求居家隔離，足不出戶。沒想到在 3 月 23
日，丈夫被通知新冠結果呈陽性；李菁和 10 歲的孩子也在兩天後確診，三人都被轉移至方艙集中隔離。
” 我都自嘲說，這也太倒黴了。”
李菁告訴《中國慈善家》，她們和一位小朋友、兩位老人住在征用的學生宿舍臨時方艙裏，每天無法洗澡，而核酸檢測結果一直沒轉陰，”
沒有一個大心髒 ” 的李菁特別崩潰，吃不好也睡不好。
4 月 15
日，檢測結果合格的李菁一家結束隔離，回到小區。出艙時，李菁領到了三份文件：出院通知單、診斷證明書和解除隔離知情同意書。文件上寫著，”
出院後請您配合社區完成 7 天居家健康監測。”
4 月 15 日，從方艙康複出院後，李菁領到的出院通知單、診斷證明書和解除隔離知情同意書。
對新冠康複人員的 7 天居家健康監測這個要求，被明確寫入了國家衛健委今年 3 月 15
日公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中。但回到家後，李菁一家被要求隔離 14 天，後來又增加到 28 天，最後變為 42
天。《中國慈善家》注意到，網上也曾經曝出吉林市出現對新冠康複出院者實行超長管控的情況，李菁一家的遭遇也佐證了這一點。
” 這是對我們的歧視。” 她說。
李菁是個體戶，在漫長的 42 天隔離期之後，一家人終於等來了一紙複工證明。他們發現，自己還算 ” 幸運 ”
的，他們所在小區樓群裏，其他遭遇超長隔離的康複者中有很多人表示仍被雇傭單位拒絕複工。
李菁覺得不可理解。她和丈夫、孩子都是輕症，體感和感冒無異，也沒有後遺症，但社會層麵的 ” 後遺症 ”
讓她感受到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現在，非必要的時候她仍然選擇不出門，生怕給別人帶來麻煩。她更加擔心，自己的孩子在學校可能遭遇他們所無法理解的歧視。
” 病毒不可怕，我們被感染過的人也不是過街老鼠。” 她說。
餘文說，自己不希望被區別對待。”
我已經康複了，我希望能像個正常人一樣融入這個社會，而不是時時刻刻去提醒我，你是一個新冠康複者，你曾經感染過新冠。不管是優待還是不好的待遇，我哪一個都不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