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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曾警告沈德詠”牢騷太盛防腸斷”

2018年3月的中共十三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換屆會議召開之前,雖然中共黨內黨外都無人預測到陳一新會入主中央政法委,但當時已經有很多媒體都預測汪永清在這次兩會上會官升副國級,出任新一屆最高檢察長。最終,他被安排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二線職務”,委實出人預料。

按照局內人士的說法,當時的孟建柱“到點下車”,卸任了中央政法委書記,雖然接替他孟建柱政法委書記的人選還是依照“慣例”,由公安部長兼政法委副書記“遞升”,但政法委秘書長這一實權則被習近平安排成自己的嫡係,以防止政法委係統與自己離心離德。

也正是因為當時的汪永清在擔任政法委秘書長之前,已經與時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孟建柱默契配合了五年時間;擔任政法委秘書長之後,又與孟建柱和和郭聲琨三人共同默契配合了五年時間,在當時的中央政法係統裏植根太深,人脈太廣。再加上,當時被王歧山推薦為中紀委常務副書記接班人選的張軍被習近平換成了自己的上海親信楊曉渡,曾經在中紀委配合王歧山“打虎”有功的張軍退而成為最高檢察長接班人選,所以才導致了孟建柱退休之前,關於安排汪永清接任最高檢察長的動議也被他習近平否定。與此同時,他習近平畢竟也還得承認汪永清的資曆,於是才有了給他一個和最高檢察長一樣都是副國級待遇,但卻完全沒有實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的安排。

那麽當時為什麽安排了張軍接掌最高檢,而沒有考慮沈德詠呢?

比較一下張軍和沈德詠的從政簡曆便可知道,兩人雖然都是最高法院副院長出身,但沈德詠擔任副院長的時間更早。隻不過,沈德詠擔任過的正部長級職務就隻是最高法院長的常務副院長,而張軍則是在最高法被明確為正部長級副院長之後不久,即先後擔任了中央紀委副書記和司法部長。在擔任中紀委副書記期間,除了協助時任中紀委書記王歧山“打虎”,張軍還短時間負責了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籌組成立國家監察委。

當時內定的國家監察委的規格就是副國級,一把手由中紀委第一副書記兼任。而按照當時王歧山的思路,這個監察委的主要負責人應該是法製口的專業人士出任。這就是為什麽選中了法學博士學曆、有多年各級法官資曆的張軍,與當時的另外一位中紀委副書記,同時也還兼任當時的國家監察部部長的黃樹賢,一同主持國家監察委的籌組。當時由王歧山主持的那屆中紀委的第一副書記是趙洪柱,但他的副國級身份隻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未進政治局。而籌組成立國家監察委之初的設想,就是該部門的一把手應該是副總理級待遇,即黨內級別是政治局委員。所以,當時張軍被王歧山指定主持籌組國家監察委工作時,身邊人士即已經開始祝賀他在未來十九上“入局”。但事實上,由張軍主持的國家監察委籌組工作還停留在紙麵上的時候,習近平即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把上海紀委書記出身的楊曉渡安排為中紀委第一副書記的接班人,當然也就是國家監察委正式成立後的首任一把手。

於是,中組部一紙調令,張軍被安排接替了當時已經年過65歲的吳愛英,出任司法部長,同時被免去了中紀委副書記職務。而在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並未被安排進入中紀委領導班子,而是在中途被增補為中紀委副書記的楊曉渡,則在張軍調出之後被安排接替了黃樹賢當時以中紀委副書記身份兼任的國家監察部部長職務,以為出任日後正式掛牌的國家監察委的一把手熱身。黃樹賢則也和張軍一樣被免去中紀委副書記職務,新的職務是民政部部長。

 當時中共內部有過關於新成立的監察委負責人應該“專業化”還是“革命化”的爭議,最終由習近平認定的楊曉渡的“革命化”戰勝了由王歧山舉薦的張軍的“專業化”。

但是,張軍在中紀委擔任副書記期間的功勞,以及他接替司法部長之後很快把自己的前任吳愛英的“重大違紀”問題徹底查清,導致吳愛英退休之後還是被開除黨籍、被取消部長級退休待遇,這都是習近平接受王歧山的建議,最終把最高檢察長接班人落實到張軍身上的原因。

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1983年自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刑事訴訟法專業畢業後,沈德詠便從家鄉江西省委開始了其在中共政壇內的政法工作生涯;然後就是擔任省高法的審判庭長和副院長等職務,1998年即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是當時最高法院曆史上最年輕的一位副院長。

2006年,沈德詠曾“空降”上海。也是那時,他迎來了自己職業生涯中一個高光時刻。

2006年,上海發生轟動一時的社保基金挪用案,涉案人員有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等,也是21世紀第一起涉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重大腐敗案件。2006年11月,身為十六屆中紀委常委的沈德詠“空降”上海,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負責查處此案。在上海任職17個月後,2008年4月,沈德詠回到最高人民法院,任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晉升為正部長級和一級大法官。

如此說來,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前麵介紹的楊曉渡是時任市委常委兼市委統戰部長,而沈德詠則是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紀委書記,一樣都應該是“習近平的人”。但是習近平在成為“一尊”之後,怎麽就沒有象提拔楊曉渡一樣提拔沈德詠呢?

統合本專欄的上篇文章和本篇文章的如上部分所述,當時已經擔任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一級大法官長達十年之久的沈德詠雖然自認在整個中共司法係統裏已經是“最為資深”,但是因為周強分別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上兩次爭取“入局”失敗,再加上楊曉渡與張軍和汪永清與陳一新的因素,導致2018年3月全國“兩會”召開期間,他沈德詠趕在年滿65歲之前晉升副國級的前景落空。

而且,在2018年3月出台的新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汪永清的工作分工之一是分管社會和法製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的主任被安排成了沈德詠。於是沈德詠成了當時的全國政協所有下屬委員會負責人裏,唯一的一個十九屆中央委員。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全國政協的各下屬委員會裏,被安排為主任或者副主任者同時還是當是還在位的中央委員或者中央候補委員者有很多。比如,在年滿65歲時被免去民政部長還仍然是十九屆中央委員的黃樹賢,目前的職務就是全國政協社會和法製委員會的副主任。但像黃樹賢這類人等,都是在兩屆全國黨代會之間即已經年滿65歲而被免去一線職務,中途被增補進全國政協的。而象沈德詠那樣,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剛剛被安排為中央委員,幾個月後便又被安排為全國政協的下屬委員會主任的情況,非常少見。

十三屆全國政協召開之前公布的全國政協委員名單裏,沈德詠的大名是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界別”裏。所以此時的最高法院係統裏都認為,沈德詠應該會被犒賞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了。但最後公布的副主席名單裏卻隻有汪永清而沒有沈德詠,沈德詠一氣之下便遞交了一份辭職書表達其“柔性抗議”。

沈德詠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長職務的,時年64歲。免職通知下達當天,沈德詠立刻把一紙離職告白書分發至最高法院下屬的各部門,告別書中第一段就特別說明,是“根據我自己的誠懇請求,中央決定提前一年左右的時間,免去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擔任的各項職務。今天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完成了法律職務免職手續,我30餘年的司法工作生涯,終於可以劃上句號了”。

“誠如各位所知”,沈德詠在這份告白書中接著說道:在全國‘兩會’上,承蒙厚愛,中央已為我安排了全國政協常委及社會和法製委員會主任職務。一身難兼二任,且最高法院領導班子正處於新老交替之際,此時請求去職,或許正是時候。

“光陰似箭。從1998年底調任最高法院工作,屈指數來,已經悄然過去了20個年頭。即使去掉2006年11月至2008年4月在上海工作的時間,在這個屋簷下也同大家朝夕相處了18個春秋。18年的甜酸苦辣,18年的喜怒憂樂,18年的成敗得失,從今開始,就將永遠地進入曆史……。

“須知,我在這個崗位上已經堅守了18年,尤其是在常務副院長的位置上堅守了創紀錄的10年零2個月,這是一個難度不小、風險不低的崗位,我自認為基本上做到了立足崗位、守好本分、盡力而為,沒有貪瀆擅權,沒有媚上欺下,沒有攬功諉過……。”

各位看官,各位聽眾,是否已經讀出來、聽出來了其中暗含的牢騷?

18年啊,18年的最高法院副院長的經曆,而且更還有10年零2個月的常務副院長的“創紀錄堅守”,卻隻換得了仍然還隻是部長級待遇的二線職務,這是多麽的不公平啊!

沈德詠的這份離職告白書還說:“我從內心感謝各位同事對我的理解、寬容、支持和幫助,特別是肖揚院長、王勝俊院長、周強院長的指點和關愛,新老領導班子各位同事的鼎力相助,使我得以完成了個人工作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堅守’……。

此時此刻,要說一點點失落都沒有,那顯然是自欺欺人的說法,畢竟是壯誌未酬身先老,主動選擇退出,既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無奈;要說一點點遺憾也沒有,那也是假的,要說一點點留戀都沒有,那更是不真實的。”

咋讀上去,這段文字似乎隻不過是表達對自己幾任上司的感激之情和對同事們的依依不舍,但“使我得以完成了個人工作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堅守’”這句話,讓人徹底明白了他沈德詠還是在繼續發牢騷。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一個人連續輔佐了三任正院長,到頭來還是要繼續留在常務副院長位置上直到年滿65歲。“無奈”之餘,還不如提前一年主動加入“老同誌”的行列。

當時有中共大外宣媒體為沈德詠大名鳴不平,說是當年由最高法空降上海,沈德詠的能力突出曾深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的器重。2008年4月陳良宇案一審完結後,沈德詠的離任被解讀為完成使命,即回最高法擔任常務副院長,明確為正部長級。

當時大外宣的報道文章認為:在當時的最高法領導班子中,既有的副院長多為學者出身且自始至終在法院係統中任職,履曆過於單一。而沈德詠則以其完備的地方、中央任職經曆,以及紀委、政法委、法院多係統的工作經驗,顯得突出。身為正部級高官,沈德詠主動提出辭職實為罕見,個中原因也撲朔迷離。在中共政壇,辭職的官員一般都悶不吭聲,但沈德詠卻寫了一封致同事的《離職告別書》,被形容為戰敗者的“宣泄”。

即使是當時的中國內地媒體也有報道說,無論法官、群體還是律師群體,對沈德詠的評價都很高。他在最高院屬於三朝元老,作風務實正派,形象正麵,是難能可貴、不可多得的領導者和司法人。

也許當時的沈德詠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所以才會有那份離職告白書出籠。至於這份離職告白書被密報習近平處,換得一句“牢騷太盛防腸斷”,進而導致了中紀委“一定要給他查出點問題來”的後續故事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