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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患者自述:除了自己,沒人把我當回事

每次看到疫情新聞發布會上更新的確診人數,我們都不禁想問:這些數字後麵的人是誰?我們了解確診數字,多於了解真實的患者。疫情第三年,我們對於數據的增長,常常冒出一種“麻”了的無奈,更渴望了解數字之外,具體的經曆。這種經曆與流調裏的時間、地點無關,而是關於他們確診後具體的症狀是什麽、吃了什麽藥、用了多長時間康複、康複後是否完全恢複了之前的生活。

單讀編輯部嚐試聯係了身邊幾位曾經確診的朋友,他們有人身在上海,與丈夫先後進入方艙,經曆了簡陋的方艙環境、方艙之間的轉移、兩次陰性證明卻無法出方艙的困難;有人在法蘭克福,花費近三千歐元在醫院住了一周;有人在多倫多成為公司裏最後一個確診的人,至今沒敢告訴國內的父母;我們“駐西班牙”的實習生前陣子確診,被室友毫不在意、毫無防控意識地接近,仿佛隻有自己是驚弓之鳥……我們從他們的故事裏,看到了具體的人。

以下是他們的自述,個體的故事總是片麵的,卻也真實。

 

田田

坐標:多倫多

在多倫多白手起家,樂觀奮鬥的自由小田

5 月初,我陽了。可以說是毫不意外,畢竟三天前,我的室友剛陽了。

2 月底,做老師的室友終於從線上轉為線下工作,不可避免地大量與人接觸。對於陽性,她早有準備。5
月初,自我檢測確認陽性後,她與學校溝通請假,學校同事自覺開始排班代課。同事們對於這個流程已經駕輕就熟:最開始是隔壁班的老師陽了,代課老師頂上,等那位老師回到崗位,代課老師又陽了,這次是代課老師好了,室友陽了……在這種大家都默認不可避免的請假中,“革命友情”自然形成,每個人都做好了自己會陽以及需要在別人陽的時候代課的準備。我們公司也是如此,之前是我替不能出門的同事,跑需要外出的工作,現在輪到他們幫我了。

我是公司裏最後一個陽的,我的“前輩”中包括一位 70 歲的叔叔,一位 30
多歲的大哥——他家裏還有個剛過百天的嬰兒也確診了,帶去醫院,醫生說不必開藥,孩子有些低燒,三天自愈了。很奇怪,那位年長的叔叔和這個幼小的孩子,症狀要比我們這些“中年人”輕很多。

我和身邊確診的朋友症狀相似,基本沒有高燒,但都經曆了難以忍受的喉嚨疼痛。從確定陽性,到最後所有症狀消失,大概經過了兩個星期,其中,喉嚨疼痛集中在三四天裏。那幾天,除了吃泰諾,我幾乎是靠睡覺扛過去的。家裏靜悄悄,我和室友即使醒著,也是靠比劃交流,喝口水嗓子都像刀割一樣疼,幹脆連說話也免了。

圖片描述周六的公園,圖片由田田提供

重述這個過程的時候,我的生活早已恢複正常。但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有告訴國內的父母,我曾經陽過。

每次與父母視頻,他們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對新冠病毒的恐懼。他們不擔心患病之後的症狀,也不擔心因此要接受的隔離與治療,卻對後遺症的威力深信不疑。我曾經跟他們描述過同事康複後,與之前生活無異的狀態,媽媽卻說,後遺症過兩年都會看到的,隻是暫時沒有表現出來而已。這一點是我無法反駁、自證的。我無法確定自己未來會一直健康,更無法證明我之後的每次生病與這次的新冠陽性無關,所以隻能選擇緘默,在父母的世界裏做一個永遠不會感染新冠病毒,也永遠不會有後遺症的人。

肖肖

坐標:上海

兼職搖擺舞老師

4 月 4 日晚上,我接到疾控中心電話,說我那一管混采顯示陽性,明日複核。

4 月 6 日淩晨,我成為了徐家匯萬體館方艙的第一批患者。

接到電話後,我立刻去寄養家裏的小狗,還有洗頭洗澡。這兩件事都是反應性的:當時已經有主人被拉走後小狗被打死的新聞,也爆出有的方艙亂糟糟的。淩晨
12 點疾控電話通知我說,讓我等轉運。淩晨 3 點,我再次接到電話讓我下樓上車。

方艙裏麵密密麻麻地鋪滿了床。萬體館建築本身是安全的,沒有漏雨,但除了床頭櫃、被子和枕頭,裏麵一無所有。有的人隻背著一個旅行包,牙膏牙刷也不帶就去了,因為疾控給他們打電話時承諾裏麵什麽都有……我當時還有咳嗽和低燒的症狀,沒有熱水喝,隻有兩小瓶的農夫山泉。生著病,又冷,體育館的燈整夜整夜地亮著。

方艙裏曬衣服的方式,圖片由肖肖提供

其實來方艙的前兩周,3 月 22
日,我剛結婚。進方艙後不久,我老公也陽性了。我每天和他打電話,問有沒有人通知你要來,快點來陪我哈。但是他一直沒有接到通知。後來同一棟樓的鄰居有意見,在陽台上打電話報警,也打電話給居委會,問這個人陽了,為什麽沒有被轉走?我老公在家裏都聽得見。直到“應收盡收”的政策一出,他就接到電話要轉去方艙,也不給複核。那天是
4 月 18 日,其實這麽長時間過去,他已經痊愈了。

雖然每天都會發生很多荒謬的事情,但我覺得在荒謬之中,有很多人在使勁地加碼,有很多人在以發聲的方式解決問題,也有人在做“槍口抬高一寸”的事情。

剛進去時,一天 24
小時,可難熬了。我常坐在護士台邊上一個比較通風的地方,聽人吵架。一般去吵架的都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們,他們戰鬥力太強了!年輕人普遍還是很安靜的,很多人帶著電腦,從早到晚地開會,或者自己刷手機。上了年紀的人則常聚在一起聊天,一聊天就抱怨,一抱怨就去吵架。隻要有一個人去反映問題,邊上一定會有人看熱鬧,你一嘴我一嘴的。

我本來特別不喜歡吵架,但我很神奇地發現,你隻要去吵一吵,東西都會來的。剛開始每天都有人去護士台吵,吵了三四天,有熱水的飲水機就來了。吵到第七第八天,牙膏牙刷和臉盆也有了。寫了《我在方艙,看見老人們的孤島求生》的早見,她的床位就在我旁邊五六米,這篇文章被大家看到後,一些實際的改變在我們方艙發生了,比如再有身體條件差的老人轉過來,他們申請調去酒店變得方便一些了。

說有人“槍口抬高一寸”,是因為我老公真的來方艙之後,很快就測出了兩次陰性,可以出艙了,但我當時感覺自己也許懷孕了,希望他能留下陪伴照顧,工作人員也就默許他留下了。我覺得他真的像一個神仙從天上降臨,解救了我。他帶了很多好吃的進來,甚至還帶了一整個哈密瓜。我本來是兼職教搖擺舞的老師,和他是在上課時認識的,這下子終於有人能來陪我練舞了。吃完飯,我們就會在方艙前麵的小廣場跳一段。

肖肖在小廣場教老公舞步,由@早見 hayami 拍攝

怎麽連續測出兩次陰性,真的是玄學。住到方艙之後,除了有一次一連收到十袋中成藥之外,我們沒有接受過什麽治療。大部分人過一會兒就好了。我那時一直陰陽反複,其實自己身體的感受好得不能再好了。在萬體館的方艙測出一次陰性之後,我們集體被轉去另一個方艙後又測出了一次陰性。我們倆特別高興,覺得可以一起回家了。結果當天晚上出出院名單時,我們都沒有在上麵。官方給出的理由是,方艙之間的數據沒有互通,他們也不認前一個方艙給我老公出的出院報告。

現在回想起來,原來我們也是吵過架的。那天我們一層一層地找人溝通,靠自己聯係之前方艙的工作人員,幫他們互通報告。新的方艙的人說,他們是沒法聯係到萬體館的。一群人都有相似的情況,有報警的、打
12345
的、找主任和誌願者的,從晚上十點一直折騰到第二天淩晨三點。即使你痊愈了,拿到兩次陰性報告都是很難的,沒有人願意放棄回家的機會。

最後吵出結果,新的方艙認之前的陰性報告,但是不認之前的出院報告。所以我可以回家了,但我老公還不能。一上回家的車,我就開始哭。那是
4 月 26 日,我在方艙裏住了 22 天了。再見到他是兩天之後了。

我的確能感受到,每個人其實都是有那麽一點點力量的,加在一起的確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我很希望這種力量能夠把我們推回一個正常的世界。

方艙裏的高考自習室,圖片由肖肖提供

Vale 老王

地點:德國法蘭克福

意大利留學生/創業者/B站同名博主

被救護車拉走的那一刻,我以為我的陽壽要盡了。

因為疫情,在意大利留學的我四年沒有回國。疫情剛在歐洲爆發,封城隔離的那段時間,我在陽台上正麵曬完曬反麵,來來回回,反反複複,甚至還和對麵樓的幾位鄰居用在窗戶上貼紙條的方式聊起了天。我記得,這樣的日子大概維持了半年之久。當身邊的朋友逐漸“跑毒”回國,因為臨近畢業和不忍拋棄貓咪的緣故,我決定留下來,心想隻要做好防護,應該不會被感染上。

就這樣,到了 2021 年的 7 月,我感染了德爾塔病毒。

現在回想起來,我大概是在結束畢業旅行,從瑞士的巴塞爾坐火車去德國法蘭克福找朋友的路上接觸了病毒。整趟列車擠滿了人,也沒有安全距離,我走了很多節車廂才找到一個空位置坐下。不巧的是,這節車廂有一個人一直在咳嗽。整整兩個小時,我嚇得戴緊了口罩,完全不敢摘下來,硬著頭皮坐到了目的地。

見到了朋友的第三天,我感到一陣強烈的宿醉感,一直持續到下午。我問朋友說,我是不是陽了?朋友安慰我,可能隻是累了,或者著涼了。第四天早上,我發燒了,檢測為陽性。我特別自責,倒不是因為對病毒本身的恐懼,而是害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病毒傳染給了朋友們。我第一時間通知了所有見過麵的朋友,奇異的,也是萬幸的是,朋友們無一中招。

救護車沒有立刻來。我得到醫院的答複,讓我自行回家隔離,等疾控中心的電話。等待的幾日裏,我反複發燒,一直到 39.5
度。我的味覺和嗅覺也逐漸失靈——準切地說,是總能聞到一股酸臭,後來我總是戲稱它為新冠的味道。最後,我高燒不退,呼吸困難,不得已自己撥打了救護車的電話。由於我的醫療保險在意大利,我需要支付來回
800 歐元的救護車費用。救護車直接把我拉到了私立醫院。

Vale 被救護車抓走的當天

在醫院,我驚訝地發現我的房間被安排在與住院的老人們一個樓層。一整層除了我,隻有另一個大哥是新冠患者。我走到登記處,看見一個特別和藹的老爺爺在樓道裏遛彎,沒有戴口罩。他衝我走來的那一瞬間,我猛地向後退了一步。

我被分到了一個單獨的房間,依舊發燒,依舊呼吸困難。護士隻會講德語,當我用英語詢問是否可以給我退燒藥和氧氣瓶,她停頓了兩分鍾,說:“OK。”再次呼喚她時,她表示這些也許是我緊張而產生的症狀,可以給我打一針鎮定劑,吃兩片安眠藥。我堅持要醫生來。來回呼喚之後,一位眼神冷漠的醫生終於走到我的床頭,隔著三層手套摸我的額頭。他說我沒有發燒。我問:“可以用溫度計測嗎?”

本以為住一宿就可以出院的我,一住就是五天。沒有人告訴我要住多久,隻是發燒就吃退燒藥,輸生理鹽水,反反複複。我不止一次地懷疑自己陽壽是不是要盡了。連續半個月,我每天都在發燒
39.5 度左右,就算退燒,也是隻退到 38.5
度,就再次燒了回來。驚慌之中,我還找朋友推薦的算命大哥,算了一下我能不能度過這個劫。第五天,護士突然通知我說,錯過這班救護車它就走了,飛速地拔掉了我輸生理鹽水的針管,幫我穿好衣服送上了車。這五天的治療費用是
2700 歐元。

救護車把我送回了朋友家隔離,一周之後,我轉陰回到意大利,咳嗽持續了一陣兒。現在回想躺在病床上的時候,我一直在思考,有沒有什麽後悔沒做的事情。病愈後,我開始健身,和朋友創業。每當有人問起我的這段經曆,我覺得麵對生活的態度變得更加勇敢和積極了。不幸中的萬幸是,我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

Vale 被救護車送回的當天

Iris

坐標:西班牙格拉納達

西班牙留學生/譯者/被博士論文持棍追打

4 月 16 日,西班牙發布了室內不再強製使用口罩的規定。至此,公共交通工具成為這裏唯一必須戴口罩的場所。

一個月後,我在發熱之中首次見識到了弱陽性的快篩結果。

而兩天之後,我發現我是周圍唯一把這當回事的人。

因為合租的房子裏還有另外三位室友,我測出陽性後第一時間把照片發到了群裏,掏出常備的酒精噴霧、免洗洗手液和口罩。我的計劃是盡可能地少出房間,用完廚房和廁所之後馬上酒精消毒。雖然條件不允許完全隔離,但至少該盡可能地保護室友免受無妄之災。出於愧疚,我一邊道歉一邊表示如果她們想買快篩試劑,錢可以由我來付——雖然這邊一次核酸檢測還要花個
80 歐(約人民幣 570 元),但謝天謝地衛生部將快篩試劑統一定價為一份 2.94 歐(約人民幣 21 元)。

接下來兩天的事情逐漸超出我的預期:首先是在西班牙長住了 6
年的中國室友熱情招呼我跟她一起吃飯;隨後是在我戴著口罩做飯的時候,西班牙室友走進廚房開始跟我閑聊;最後,我的摩洛哥室友甚至半夜來敲我房門,想借手機給家裏打電話。我仿佛一個外強中幹的反派,屢次在心裏大叫“你不要過來啊”。

逐漸接受了這種設定之後,一位西班牙同學抱著電腦來找我一起上中介網站看接下來要租的房。我:“你知道我陽了嗎?”對方:“小感冒,沒事的。”我猶豫了一下答應了,不準備摘下的口罩和放在手邊的酒精噴霧是我最後的掙紮。

三天後我再做了一次快篩,結果已經恢複了陰性。同學說這很正常,他對我陽性結果的評價是:“嚇我一跳,你說發燒,我還以為你猴痘了呢”。但我仍然決定在家待滿
10 天。對於一個熱愛宅在家的人而言,這並非難事。冰箱裏有一周的食材,中國超市隻要買滿 20 歐就可以免費配送到家。

我時常刷著微博,感歎手頭的幾瓶維生素片過於諷刺——在來西班牙之前,看了幾份隔離必備物資清單的我將各種維生素都買了一小瓶,以防在某次封城封小區裏因為缺少蔬菜水果而罹患什麽疾病。

而此時,我啃著蘋果,看著窗外南歐夏日的陽光落在街旁的橘子樹上,剛放學的小學生在院子外互相追跑,拄著拐杖的老奶奶們一邊等公交一邊笑著聊天,高高瘦瘦的年輕人騎著電動滑板沿著街邊一晃而過。世界似乎早已向前挪動了一步。

疫情襲來的兩年後,西班牙的大型節日已經逐漸恢複。圖為2022年格拉納達基督聖體聖血節(Corpus)遊行

陽性患者自述:除了自己,沒人把我當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