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秦城監獄服刑的薄熙來或許沒有想到，雖然人已不在“江湖”，但是“江湖”的流言蜚語仍然沒有放過他。日前，消失已久的薄熙來之子薄瓜瓜有了消息，據加拿大《環球郵報》報道，薄瓜瓜在加拿大鮑爾集團（Power
Corp）做商業分析師。
根據《環球郵報》報道，鮑爾集團副總裁兼總顧問勒梅（StéphaneLemay）發聲明說，現年32歲的薄瓜瓜是通過“實習計劃”加入公司，目前擔任業務分析師，在公司工作已兩年半了。鮑爾公司是40多年前最早進入中國的西方投資者之一，擁有遍布全球的金融、運動服、建築和石油資產組合，數十年來在加拿大和中國之間的政商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報道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盡管在2013年對薄熙來和穀開來的審判中，薄瓜瓜並未受到刑事指控。但是在過去6年中，中國官方在重慶不遺餘力的清理“薄王遺毒”，海外對於薄熙來家族的關注，以及中國民間左派人士對於薄熙來的懷念未曾減少。這都使得薄瓜瓜似乎被一些“好事者”視為一個符號，他們在談論薄瓜瓜的時候，實際是在談論薄熙來。
實際上，對於中國而言，薄熙來已經是過去式了，他不應該是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左”的符號，同樣，輿論也不應該繼續“消費”薄瓜瓜以及薄氏家族，就讓他們回歸到一個普通人的生活中，這也是對中國政治進入現代化的另一種希冀。
“請忘記”薄瓜瓜
薄瓜瓜，這個在十年前可能是中國最為知名的“紅三代”，在這十年中他從“天之驕子”，變為一個家道中落，留在異國的年輕人。直到今天，我們都難以清楚的知曉在薄熙來的貪腐案與穀開來的殺人案中，薄瓜瓜究竟扮演了什麽角色。從法院卷宗和媒體報道的隻字片語中，僅僅知道1999年12月底，穀開來帶著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國，這對母子做好了長期生活在此的打算。
這個決定對當時剛滿12歲的薄瓜瓜來說，也是個頗有壓力的舉動。他後來在接受某電視台采訪時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一開始最早到英國那是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麽前途。”一方麵他已經離開了景山學校，另一方麵在英國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學校，“假如說不能開創出一條光明的道路的話，那等於說兩邊都耽誤了”。穀開來帶著薄瓜瓜第二次造訪英國時，她並沒有把落腳點選在倫敦，而是英國南部海濱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伯恩茅斯以氣候溫和的旅遊勝地聞名，這裏有順著海岸線一直延伸的白色沙灘。薄瓜瓜後來在接受某電視節目采訪時還提到：“我記得當時看著遼闊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為不知道前途會是什麽樣子。”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憶及初到英國時的諸多困難：“那時比較苦，吃、住、行樣樣成問題，沒有任何人幫忙，幾天就要換個地方住。”薄瓜瓜說有一次，媽媽領他去一個新住處，又小又暗，條件特別差。“我一進屋就說：’這不是貧民窟嘛!’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後來我對自己的態度特別後悔。”不知道是不是兒子的態度讓她下了決心，穀開來後來在法庭作證時說，她帶瓜瓜去英國時，“當時住房非常困難，所以我就想在英國以外買套房子”。穀開來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被稱為“德叔”的法國建築師德維爾，德維爾建議在法國尼斯、戛納地區買房作為投資經營，“還可以把房子出租獲得收益，而且那裏的房子還可以保值增值，還可以度假用”。德維爾的建議深得穀開來之心。這套房子最後成為薄熙來貪腐罪名中的重要證據。
2012年8月8日，穀開來殺人案開庭的前一天，據媒體報道薄瓜瓜表示，“我被指為母親犯罪的誘因，已經遞交了一份證詞，希望母親有機會閱覽”。該報道援引英國傳媒指出：薄瓜瓜與被穀開來與王立軍殺死的海伍德（Neil
Heywood）關係千絲萬縷，薄瓜瓜透過海伍德的校友身份進入英國私立高中哈羅公學；而海伍德協助薄家海外洗錢，中間抽取傭金；海伍德與穀開來共住一棟公寓，還扮演年幼薄瓜瓜的海外監護人角色。
可以說，在薄瓜瓜人生的前二十年，他與他的家族，與其父母的宦海沉浮密切相關。但是，今天距離薄熙來入獄已經過去六年，“薄熙來”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已經是過去式。今天的人們，無論從政治現實，還是基本道德，都不應該繼續在“薄熙來”這個議題上繼續糾纏。而關於薄瓜瓜的動態，他對於媒體而言，隻是一個八卦，但是對於當事人而言，確是他的真實人生。況且，1949年後中國政治中從來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傳統，即使是殘酷的政治鬥爭，也不會波及政治人物的子女。
請“告別”薄熙來
關於薄熙來最新的消息，是其二姐薄潔瑩告別儀式12月4日上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在獄中服刑的薄熙來獻上花圈，上款“親愛的二姐永遠懷念您”，下款“薄熙來敬挽”。
我們需要認清一個現實，直至今天，在中國民間，仍然有不少的人在懷念“薄熙來”。薄熙來的政策如“唱紅打黑”、宣傳毛澤東紅色思想，以及對於中下階層的政策扶持，都得到了很多仍然懷念毛澤東時代民眾的擁護。這也是當時薄熙來能夠在“下放”到重慶之後，得以“造勢逆襲”的原因。
但是，薄熙來不是毛澤東，更不應該是中國左派的“代言人”和“符號”。將薄熙來與“左”劃上等號的論調忽視了一個客觀現實，雖然重慶一度取得的成績有其獨特性，但是從宏觀角度來看更是中國高速發展的客觀軌跡所致，是中國政府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推進和中國整體社會變革的成果之一。是中央政府將重慶設立為西部唯一一個直轄市，將政策、資金大力向此傾斜，才造就了今天這匹西部經濟的領頭羊，這並非是薄熙來一人一力之功。如果拋開這個大前提，重慶的經驗能否成為一個“模式”的議題根本沒有成立基礎。
而將重慶經驗上升到重慶模式另一個現實因素，是現階段大陸民眾普遍存在的對貧富差距拉大和官員貪汙腐敗的不滿。薄熙來也正是抓住了這一點，豎起“共同富裕”的大旗，重回共產黨原旨教義，將重慶經驗以意識形態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動，從而產生重慶模式的概念。這種推動從目前看來是薄熙來有計劃、有組織的開展的。從2010年在上海舉行“重慶模式研討會”開始，到後來爆出有200多名大陸知名專家學者接受重慶的所謂“專題資金”為重慶模式搖旗呐喊，提供理論依據和宣傳聲勢，都可以看出薄熙來已是處心積慮、操盤已久，將這個重慶經驗披上“皇帝的新衣”變成重慶模式。
無論薄熙來，是否真的有過其質樸的為人民服務的初心，他最終都在權力的誘惑下被腐蝕了。薄熙來隻是大量中國落馬官員的一人，他無力，也不能、不應該被異化為“符號”。因此，“告別”薄熙來、“放過”薄瓜瓜，但是仍然記得薄氏家族尤其是薄一波在中共曆史中的貢獻，是對這段離我們不遠的曆史最好的劃上句號最好的方式。
華客網:別再繼續“消費”薄瓜瓜，請“告別”薄熙來(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