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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個包裹圍困:一個獨居老人的孤獨和尊嚴

7月20日,一則七旬老人在家中囤積600多個快遞包裹、以致無力清理的視頻在社交平台傳播。

視頻中的屋子裏,這位滿頭白發的老人,側身躺在密密麻麻的快遞包裹上,大大小小,堆積滿地,最終引發社區物業派多人上門清理、消殺。

一名物業工作人員介紹,這位老人退休前是一名高級工程師,未婚、沒有子女,獨居,屋子裏這600多件快遞,都是她一年內網購囤積的。

“為什麽一個經濟條件不錯、購買力較強的老年人,會過著這樣的生活?”網友在評論中猜測老人的生活狀況,並且對單身養老、孤獨終老等話題進行廣泛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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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拍攝那天,老人家門虛掩。物業工作人員和居委會、街道工作人員推門進屋,物業工作人員謝同宇告訴鳳凰深調,在這間約60平米的兩居室內,目之所及,鋪滿了快遞包裹,牆麵上還有大塊汙漬,屋裏彌漫著一種氣味。當時,他的腳伸進包裹之間,才能探到地麵、慢慢從玄關挪到第一個房間門口。

“門後,靠牆還有個老鼠窩,大鼠小鼠,得有幾十隻,蟑螂滿屋都是。”謝同宇說,這是他工作六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他彎下腰,用手在牆麵踢腳線處比了一下,“老鼠屎有一層,得到這兒。”

在這之前,物業和居委接到社區居民反映老人家中狀況,曾多次敲門試圖與老人溝通,但始終無人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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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包裹圍城裏的想象與現實

視頻中所在的社區位於一線城市郊區。小區內總共13幢六層樓住宅,每幢樓前都有一塊方形綠化帶,樓側外牆寫有“XX化工廠”的字樣。

鳳凰深調了解到,這位老人今年74歲,退休前,曾是一所化工廠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為工廠出具產品調研報告。這所房子,是研究所分配給她居住的兩套住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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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區裏,可見白發老人三三兩兩結伴散步,有的搬幾把小木凳、坐在樓門口閑聊。到了傍晚,偶爾有幾位下班的年輕人走過。小區居民李蓉鶯告訴鳳凰深調,這裏相當於化工廠的家屬院,有八成居民過去都曾在化工廠工作。

小區內的快遞驛站對麵,就是視頻中的老人劉玲(化名)所居住的樓棟。每層樓住著三戶人家。劉玲住在二層,麵對樓梯。她的隔壁住著年輕的上班族,另一邊是一對八旬老夫妻,丈夫也曾在化工廠工作。

劉玲麵容幹淨,頭發有些淩亂,微胖,走起路來有點吃力。8月初,她剛從附近的旅館裏搬出來,住回自己家。在那之前,物業工作人員花了15天時間,把她的屋子從裏到外清理了一遍——所有快遞包裹和物件都從屋裏搬到門外,殺滅老鼠和蟑螂。

家裏還殘留一些氣味,地麵可見一兩隻蟑螂屍體。不過,房子裏已經空蕩蕩的,隻留下了一張簡易單人行軍床、一個金屬置物架、一張折疊矮桌、一張餐桌、兩把椅子,和一台沒有接好管道的洗衣機。

“說出去人家都笑話,一個高級工程師家裏居然會變成這樣。”劉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說,快遞堆積後,她不知道要向誰尋求幫助,也不願意麻煩別人幫她整理房間,有了蟑螂老鼠後她更不好意思把這事告訴別人。

這些被清理出去的快遞,都是她在拚多多上看視頻購買的。2021年7月,劉玲在手機上下載了軟件,綁定個人銀行卡後,就每天邊刷視頻,邊購買裏麵推介的商品,食物、花盆等,大部分是布料,每天都能收到六七件包裹。起初,拿到快遞後,她會拆開包裹,把東西擺好。

她不愛出門,也不習慣和陌生人多說話。她說自己“年紀大了,需要靜養”。隔壁鄰居李斌說,隻有在傍晚時分,劉玲出門拿快遞時,才能見到她一小會兒。偶爾,他會和這位老太太聊兩句家常。

後來,她稱自己沒有精力整理,包裹越堆越多,但她還是忍不住網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好,別人或許喜歡寫書法、攝影,而我喜歡買那些看起來很好看的東西。”

劉玲最喜歡看直播間和小視頻裏推薦的布料,那些布料印著各種各樣的花紋,“影印技術看起來比我年輕時見過的要好很多。”她看著主播展示的內容,就能想象自己收到布料後,將它們一塊塊掛在架子上展示的樣子。

買布料能讓她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和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場景。

劉玲小時候,家裏窮。她有三個姐姐,一個弟弟。父親有家族遺傳的高血壓、糖尿病,常年身體虛弱,無法工作。那時,劉玲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貧民”,糊口的重擔都壓在了母親一個人身上。母親自學量衣剪裁,成為一名裁縫,舉家搬遷到市中心街麵鋪子居住。

裁縫鋪麵位於胡同口,細細長長,前店後屋。白天,母親踩著縫紉機幫人製衣,夜晚,一家五口就睡在裏屋的通鋪上。

1970年代,劉玲開始工作。每天下班後,她都會在車站附近溜達一圈,到布店瞧瞧有沒有好看的布料,買回家給母親做衣服。那時,好看的布料很少。但母親的手巧,買回來的布料打版、縫製,三下兩下就做成了衣服。袖子、衣領縫得對稱、筆挺。

“同事總說,‘你的衣服真好看。’”劉玲覺得很體麵,忍不住想學這門手藝,讓母親等她下班回來教她。可母親每回等她上班後,總能利索地把這些活都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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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母親去世,老縫紉機留給了劉玲。她就用這台老縫紉機,自己做衣服。可她總做不出和母親一樣挺拔的肩線,她做的都是插肩衣服。

除了布料,劉玲也喜歡買小擺件。比如,花盆。她說,看到視頻裏花盆的式樣,就能想象出擺在自己家裏後,鋪上泥土、種上花花草草、陽光照在上麵的場景。她還會買成套的茶具、碗筷,想著每天能成套換著使用。

作為退休的高級工程師,劉玲每月退休金有近6000元。而直播間裏,這些東西的價格便宜的讓她心動——二十元左右就能下一個訂單,而且賣家經常有買一送一的活動。“算下來,一塊布料,或者一個花盆隻要幾塊錢,不心疼。”

她每天的生活都長在手機上,要麽看小視頻,要麽流連在各個購物直播間裏。和大多數老人早睡早起的生活習慣不同,劉玲每天看視頻,要到淩晨一點左右,才睡下。

第二天上午九、十點,她才起床,所以一天吃兩頓飯。起床後用手機叫早餐外賣,晚上九點再叫一次晚餐外賣,看小視頻也是邊吃邊看。

傍晚,她常會去樓棟對麵的快遞驛站,取那些快遞員沒有送上門的包裹。驛站的工作人員一男一女,每天輪流值班。他們都認識劉玲。

包裹到達的越來越多,劉玲沒了精力及時拆開、逐一整理,所以,她所有購物後的美好想象,也統統沒能落實在實際生活中。

她說自己缺乏搭配物件、布置房間的“細胞”,好像更享受活在自己的想象中,“我的思想支撐是那樣一種生活,但是我的現實是這樣一種生活。”

包裹堆成小山後,她日常起居要穿的衣服都淹沒在包裹的洪流裏,漸漸的,一些沒及時拆開的食物腐壞了,蟑螂、老鼠開始滋生。

她害怕老鼠,也不得不麵對它們。晚上,蜷縮在快遞包裹堆上,都能看見老鼠悉悉窣窣在麵前溜達,老人隻能大吼:“別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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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在原生家庭

事實上,劉玲網購的習慣已經持續了近13年。她的另一所房子裏也都堆滿了快遞包裹。

2009年,劉玲母親留給她的市中心房子拆遷了,房子是劉玲大姐的單位照顧家屬給母親分的房,因為劉玲的姐姐弟弟都成了家,不與母親同住,所以房子戶口本上隻寫了母親和劉玲兩個人的名字。

拆遷後,劉玲拿到了一筆200萬元的補償款。當時,她剛過60歲。想著這筆拆遷款如果能置換一套更大的房子,以後可以和姐弟們抱團養老、互相照料,“(姐弟幾個)誰家的房子都不那麽大,我們是一家人,(住在大房子裏)該有多好。”

可後來,她才發現或者說意識到,姐姐弟弟早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另一半、兒子女兒、孫子孫女,沒想過和自己住在一起養老,“可能隻有我,還把他們當作一個家。”

“弟弟帶著我二姐、三姐告我,要分這筆拆遷款。”劉玲告訴鳳凰深調,經過調解,這筆拆遷款的部分陸續分給姐弟四人,“我自己還剩下一百多萬。”調解的過程讓劉玲身心俱疲,沒過多久,她身上起了帶狀皰疹,很疼,“像是皮膚下麵神經末梢在放電。”除了就醫,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家休息。

從那時起,每天醒來,她就打開電視機,手按遙控器,從1台換到64台,“64台以後一直到76台,全都是電視購物。手裏有點拆遷款,就開始購物了。

她買的第一樣東西是電餅鐺,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這個挺好,那個也挺好。電視購物還總是送額外的東西,比如買德國廚具,會額外送你兩把刀。”

等到東西送家裏,她發現,除了食物之外,自己哪樣都沒用上,最後都束之高閣。可是,買東西已經停不下來了,就像報複似的消費,她還老念叨“我不想給他們(姐姐弟弟)錢,我把錢換成東西送給他們”。

慢慢,劉玲的拆遷款花光了。對於往後的生活,她沒有其他的準備。從前,她隻想過一種養老方式,就是和姐姐弟弟一起。談及未來如何麵對因年紀漸長導致的行動不便等問題,甚至是如何麵對疾病和死亡,她都表示,從未考慮過,也不想去思考這些事。

她用看來的“麵相”之說,解釋自己為何一直未婚、獨居,“說一個人嘴大吃八方,我嘴小,隻能自己吃自己的。”

1965年,劉玲17歲,考上了半工半讀的化工廠。一年以後,文化大革命爆發,工廠沒有老師授課了。此時,連她這一屆在內,化工廠總共招收了兩屆四個班的學生。這四個班的學生成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其中有個男孩,工人出身,個子高高的。無論是讀報還是活動,總能和劉玲碰到一起。他們開始熟悉起來。有一天,男孩和劉玲一起從教室走出來,在一片空地上用樹枝寫了一句“我愛你”。

“可什麽是愛呢?那時不懂。”劉玲說自己內向,不知道怎麽回應,也沒有拒絕,“稀裏糊塗地在一起了。”

從化工廠畢業後,劉玲被分配到了工農兵大學,男孩去了其他地方學習醫學護理專業。劉玲的同班同學開始追求她,每天和她一起上下課,男朋友聽說了,埋怨她沒有明確拒絕對方。劉玲也不知怎麽解釋,誤會之下,分開了。分開以後,她才覺得傷心,天天在公園裏溜達,此時,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是動心了。

工農兵大學畢業後,劉玲去了化工廠。同事也曾給她介紹對象,當時她的工作時間“三班倒”,沒空約會,再後來,人們再陸續問她,劉玲覺得麻煩,都一口回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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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是件多費腦子的事情啊,我不行。”劉玲年歲漸長,看到姐姐們的婚姻生活和家長裏短,愈發覺得單身生活更適合自己,“照顧孩子、照顧家裏人吃穿、張羅家裏這麽多事,她們永遠把自己的事情排在最後,我覺得我不行。”

劉玲說,在家庭其他成員陸續離開後——或組建新的小家庭、或去世,自己仿佛一直“滯留”在了原生家庭中,而這個家裏,隻剩下她獨自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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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被隱藏的聲音

劉玲從2019年底開始,逐漸和姐姐弟弟斷了聯係。她稱,因為拆遷款分配的事情“鬧到了法院”,姐弟之間有了嫌隙,另一方麵,陸陸續續的疫情讓她體會到出行的諸多不便。

自從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核酸檢測時間限製後,她因不願意出門做核酸檢測,鮮少出門。

此外,即便劉玲熟絡的朋友也住在同一個小區,她也沒有把自己家裏的狀況告訴過任何人,久而久之,獨居的她,或主動、或被動地與外界切斷了溝通的渠道。

謝同宇告訴鳳凰深調,物業之所以得知劉玲家的狀況,是因為鄰居反映“有味道”。居委會與物業的工作人員均表示,曾屢次上門了解情況,但劉玲都閉門不出。

對於物業的幫忙,劉玲說心中五味雜陳,她還記得物業等工作人員突然進門時,她的窘迫感。她剛睡醒,被進門的陣仗嚇了一跳。看見有人舉著機器錄像,可她還沒來得及穿整齊衣服,隻好捂住胸口,有些驚慌,起身蹲坐在床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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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明白上門清理是在幫助她解決問題,可解決的方式和方法是否有更好的選擇呢?比如,她希望經過她的同意,再進入房間,這樣最起碼她能穿著得體接待工作人員;她希望能夠幫助她把快遞包裹按照自己的要求放置整齊,而不是另辟倉庫,將包裹和所有房間內的日常用品都堆放在那裏,待清理完房間後,她找不到自己過去的日常用品。

她曾反複向鄰居表明,自己因為年邁,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清理房間,不希望引來過多關注,可物業組織十多人進入她家清理包裹,又將清理的視頻放到了網上,讓她的事情引來了許多人的矚目。

“但是,能怪誰呢?我自己做錯了事,他們還幫忙來解決問題,我應該表示感謝的。”劉玲低聲說道。

劉玲的晚年景況也許是特殊的,但像她一樣麵臨“孤獨終老”的獨居老人確實越來越多,他們的生活困境也逐漸浮現在公眾麵前。

據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我國“空巢老人”人數已突破1億。然而,我國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人數僅占總人口的千分之一,服務於老年群體的專業社工缺口日益凸顯。

與劉玲在同一座城市的社工閆文認為,劉玲遇到的狀況揭示出了目前社會工作者介入獨居老人居家養老時麵臨的難題。

首先是社工缺位,沒能與老人建立起信任關係。她長期在社區中從事養老社會工作,在她看來,獨居老人大部分都不願麻煩他人,把自己的尊嚴看得較重,通常會對一些幫助表現出拒絕的姿態,“無論是花費的時間,還是精力,社工都要付出更高的溝通成本。”

除了難以建立信任關係外,獨居老人一旦接觸社工,就容易對長期幫助自己的社工產生強烈依賴,導致當一名社工服務多個對象時,常常分身乏術,在結束服務時,如果與老人關係處理不恰當,又會對老人的心理造成傷害。

此外,幫助獨居老人社會化的支持網絡是缺失的。閆文說,如果能有便捷的養老服務供需對接平台,及時聯係到老年群體,滿足她們生活、精神上的需求,能極大改善獨居老人的狀態。

不過,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專家李明鋒曾研究披露,有國內城市獨居老人家中安裝了一鍵呼叫電話,但大多時候電話形同虛設:一是發生危險時座機不在身邊;二是呼叫應答者多為養老驛站工作人員,工作時間之外基本沒有應答,也無法提供實質性的救援;三是對接的養老驛站已經瀕臨倒閉。

他還提出,比起照料生活起居,城市獨居老人更渴望得到的是精神安慰。

調查顯示,在獨居和空巢老人中存在心理問題的比例達到60%。而達到疾病程度,需要醫學關注、心理幹預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10%—20%。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郭林接受采訪時表示,隨著生育率在一段時期內持續保持低位,未來獨居老年人群特別是獨居的老年女性群體的數量將會大幅度增加,他們的日常活動、生活照料、醫療護理、精神慰藉等方麵的需求都不容忽視。

其中,尤其以精神慰藉需求缺口為最。

劉玲說自己是個喜歡分享的人。雖然總說自己不願多言語,但當有人進入她的生活,主動與她交流時,她顯得活潑起來,且樂於傾訴。

在天然氣公司的年輕工作人員上門檢查天然氣使用情況時,她拿出冰箱裏的五六罐可樂,想給工作人員帶走,“小夥子這麽熱的天多辛苦啊。”在謝同宇來家裏查看情況時,劉玲總是想留他吃飯,“小謝總也不吃。他和我說我像她的奶奶,想幫我。”

“這裏住著很多獨居老年人,哪怕有年輕人能經常上門和她們聊聊天,那該有多好。”和劉玲同在一個小區的老者告訴鳳凰深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