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在紐約舉行的全球氣候抗議活動中，遊行者參加了由格蕾塔·桑伯格發起的集會。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曆史上有些時代是年紀大的人為年輕人設定文化和道德標準，比如1950年代。也有些時代恰恰相反，比如1960年代。
當前的這個十年屬於後一種類型。它的確切起點是2010年12月17日，那天，突尼斯街頭一名26歲的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自焚，引發了抗議活動，導致整個中東地區的政府一個接一個被推翻。如今，隨著16歲的瑞典氣候活動人士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被《時代》周刊評為年度人物，這個十年進入尾聲。
從開頭到結尾，這個十年被年輕人的技術發明從根本上改變了，比如社交媒體和移動應用；被大量從非洲和中東到歐洲、從拉丁美洲到美國的年輕移民從根本上改變了；被（主要是）年輕人的疾病從根本上改變了，尤其是上癮症和精神疾病；被年輕人的道德信念從根本上改變了，從美國的“我也是”(#MeToo)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到從開羅至香港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年輕人為什麽，並且如何主導了這個十年呢？讓我們把焦點縮小到美國。
首先是人口構成方麵的原因。在美國，曆史上認為的“60年代”（大約以1964年通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東京灣決議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為起點），與嬰兒潮時期出生的7500萬人走入成年同時到來。我們當前的這個十年恰逢千禧一代的成年，他們又是約有8000萬人的一代。人越多，權力越大——或者至少影響力越大。相比之下，我這一代，也就是索然無味的X一代，隻有6500萬人。
其次是憤怒。曆史往往由一係列的反應與逆反應構成。我們記得，60年代的不守成規是對50年代墨守成規的反應。這個十年也是對上個十年的反應：對兩場始於道德狂熱、終於戰略失敗的戰爭的反應；對一場有好幾百萬受害者、卻無人承認責任的金融危機的反應。
毫不奇怪，這個十年的標誌是年輕人對曾經支配我們思維的老生常談的強烈敵意。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沒有維護和平，而是榨幹我們的血汗。資本主義沒有使國家富裕，而是讓富人更富有。矽穀沒有從事技術創新，而是挖掘我們的數據。教會沒有拯救靈魂，而是強奸兒童。警察沒有為民眾提供服務和保護，而是按外表把人作為懷疑對象，殺害無辜。媒體不是在報道消息，而是在編造消息。
這種敵意不僅體現在進步的左翼身上，也是民粹主義右翼崛起的原因。
至於技術，年輕人不僅發明和塑造了社交媒體，社交媒體也塑造並改變了年輕人。這十年，算法以迎合我們的喜好為目標，其主要成就隻是令我們的喜好變窄；網絡社區的建立導致我們分裂成網絡部落，並且傳播虛假信息和仇恨；數字連接加深了個體的隔離，令我們更脆弱、更容易受影響；無處不在的便攜式屏幕帶來無限的數據，意味著比起同我們麵前的人交流，總有更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一個結果是，我們的內心世界變得膚淺：我們花在思考、徘徊、閱讀、做白日夢，以及仔細考慮某事的時間少了。另一個結果是，由於巧妙的措辭被諷刺挖苦取代、理性的辯論被連珠炮式的推文和熱門意見取代，我們的政治生活變膚淺了。
技術還有另一個作用：它極大地加快了以前的邊緣想法變成道德信念的速度，這些想法的倡導者主要是年輕人。
這些想法當中，有的早該成為信念，比如同性婚姻的平等權利（這是這個十年裏最偉大的道德勝利）。還有的仍具更多爭議，比如族裔、階層、性別等社會界定的交叉性、性別流動性、性行為許可的新標準，或種族主義在美國身份認同中據稱占有的中心地位等。道德信念並非年輕人獨有的態度。但這隻是一種輕鬆的姿態，除非生活已經給了你足夠時間，讓你用親身經曆為理想主義增色，讓你重新評估自己，認識到一些你曾經認為最真實的事情並非如此。
與任何一個十年一樣，這個十年也充滿了矛盾和逆流。一個矛盾是選舉產生了曆史上年齡最大的總統。不過，嬰兒潮一代的唐納德·特朗普雖然竭力反對時代精神，但也是時代精神的體現，尤其表現在他對社交媒體的熟練掌握，以及他的政治中見利忘義、多疑和憤怒的本質上。
一個逆流是，使這個十年裏具有活力的一些運動本質上是守舊的。所謂的第三波女權主義中包含著一種強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特征。同樣，對特朗普的“抵製”部分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上，即道德品質對適合做總統至關重要，而現任總統根本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較真的本專欄讀者會指出，這個十年真正結束的日子是2020年12月31日。他們沒錯。我們還要再過一年，才能對這個使幻想破滅的十年做出更最終的評判，並且開始感覺到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華客網:憂患深深：年輕人主導的這十年 滿滿的敵意和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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